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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认为金融产业受到陈旧数据系统的阻碍，因为这种系统常常让客户不知所云。“这个世界上只有银行和医院即便你进去了也不知道它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它们没有产品清单，也没有价目单。因此，如果你在奥克兰没怎么接触过金融服务，当你走进富国银行当地的一家支行，你会看到那里有专栏，有地毯，有办公桌。但是你不知道要做什么。我知道你肯定是小心翼翼，开立银行账户也困难重重。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可能都没有设立银行。在那里，人们依然对如何储藏财富、如何向别人付款感到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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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的新公司Standard Treasury最开始是想努力为银行设计一种特殊类型的软件程序和应用程序接口（API），让银行和客户能更方便地存取、使用和看到数据。这只是迈向未来银行的一小步。扎克认为21世纪涌现出的银行将为大数据而生，而且有能力处理大数据。“银行储藏财富、转移价值和评估风险的业务都是数据公司的职能。只要银行乐意，谷歌可以比大多数银行都能更好地完成这三项工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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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谷歌或者其他一些分析公司不创立一家数据银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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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对这个问题毫不陌生。“主要的难题是监管，”他解释说，“买下一家银行比上青天还难，提供资本也不容易，而且银行的业务操作非常严格。管理者非常害怕创新。他们担心用了其他银行赢利的方法自己也不能赢利。他们无法宽心的原因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银行不应该沦为赚钱的工具。它们应该是坚若磐石的储藏室，为客户保管钱物。我曾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谈过，也和货币管理局的职员谈过，还和律师以及管理咨询师有过交谈。这个问题归根结底不是要问‘你能买得起一家银行吗？’我可以募集几百万美元买下一家小银行。而是要问‘你能像科技公司一样经营一家银行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我会告诉你最简单的原因，每个管理者都曾这么告诉过我：银行的年增长率大于20%就会让他们感到很不安。因为从历史来看，银行要破产的第一大指标就是赢利过多。但是硅谷一家优秀的创业公司月增长率就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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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扎克选择奋力一搏。对他来说发展前景太过诱人，无法轻易放弃。因为在美国创立银行会面临监管难题，扎克把自己的公司改为一家在英国的独立银行，标榜自己是一家“注重科技的批发银行”。接着把他Standard Treasury卖给了硅谷银行，虽然增加了传统银行业的基础设施，但是其经营方法仍是“数字优先”。当问到与历史悠久的英国银行的竞争，扎克告诉我：“我们正在和劳埃德银行、汇丰银行以及苏格兰皇家银行竞争，我希望最终摩根大通银行和富国银行也能加入进来。它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和新泽西州的所有人一样，我想要打败它们。”扎克认为，重视科技的银行能够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借此击败古老的大银行，这是最简便的办法，就像数字摄影打败柯达、谷歌和维基百科，差点让纸质版的百科全书消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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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深信，古老的银行本可以避免银行业危机造成的灾难，只要它们更有效地使用大数据。他这样解释：“从根本上说，它们只是不擅于处理基本的数据管理和信任问题。这笔抵押贷款是谁的？借贷者有没有定期还贷？面对这位顾客我有什么风险？比如，现在全球管理者都在敲打大银行的门，要求创立‘单个客户视图’，也即，‘摩根大通能否把所有的负债（存款）和资产（贷款）都告诉埃克森石油公司？’目前要这么做困难重重，因为它们工作中要遵守很多陈旧的体系，以至都无法把它们的分析汇集成一个核心观点。难怪它们老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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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擅长管理数据，”扎克补充道，“这会把客户吓走。银行不只有数据。它们还是庞大的数据公司！你可以有一些异想天开的要求，比如把次级房贷证券化、信贷违约掉期或者其他事情，但是银行根本上还是一个巨大的总账合同，正负现金流都可能出现。银行的总收入建立在那些现金流的目前价值如何实时变化上，但是它们却不能正确算出谁欠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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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的这番言论很吸引人。他这一代年轻的企业家想要努力通过大数据改变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扎克与杰克·多尔西和他的同事在Square所做的工作异曲同工。杰克认为，如今，相比传统银行，他们更可能判断出潜在借贷人，因为他们可以实时调查申请人的交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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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如今有一个新项目Square Capital，它不仅能让交易更方便，用户还有权使用资本，这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而自行增加资本。杰克解释道：“他们现在可以自己开立一个注册账号帮助交易，这样他们只用按一下按钮就能立刻获得1万美元的贷款，之后用刷信用卡偿还的利率非常非常低。”也就是说，借贷非常容易，几乎是自动还贷，而且每笔交易只用支付少量费用。杰克说：“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每一笔交易。我们能看到他们所有的现金交易、刷卡交易以及他们对自己交易情况的核对。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否要增加贷款。我们对他们了如指掌。到底借给他们多少钱，我们可以做出非常明智的判断，确保他们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偿还……由此可见，一个使他们的交易和其他相关业务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在Square Capital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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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货币加密的经济时代，放款人知道借贷方的真实实力，因为它可以实时查看交易记录。除了信用评分，存款的每一笔进出数据都可以随时查看。放款人甚至不必切切实实打开自己的记录本检查就能知道借贷人的价值。Square董事、投资人罗洛夫·贝瑟说：“我们有很多竞争优势。除了我们，没人能看见这些交易是如何通过Square达成的。”贝瑟所说的这种可见性背后是如今每年300多亿美元的付款额，这让Square Capital第一年就有能力为20 000个借贷人贷出1亿美元。相比信用卡交易的微薄利润，Square的这种商业模式回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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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汤森和杰克·多尔西断言，大数据革命将为金融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带来新的机遇，远远超过支付款项。扎克说：“我认为硅谷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都在着力攻克各种大问题，这要归因于大数据。可能看起来我们好像在从事一些无聊的事，比如提高金融科技，但是事实证明，几千万人的生活每况愈下，正是因为他们从未做过有效、实际的工作。有了更完美的逻辑分析，我们就能帮忙改变这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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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知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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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硅谷正在解决的这个“大问题”乍一看“似乎很无聊”，一家专门提供大数据强大应用程序的神秘科技公司也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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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在国务院任职期间，有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少校进了我的部门。他曾是一名狙击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被派到这里学习如何利用科技帮助海军陆战队在阿富汗战场作战。他的任务很明确：为在阿富汗战场上战斗的陆战队员鉴别信息环境，让美国海军陆战队以最小的牺牲消灭更多塔利班武装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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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和他的战友们得到大数据公司帕兰提尔公司的技术支持。这家总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公司名字来源于《指环王》中可以穿越时空、看到一切的水晶球Palantiri。亚历克斯·卡普是这家公司的执行CEO，一位非常古怪的斯坦福大学新古典社会理论哲学博士。他喜欢玩魔方和练习气功与冥想。卡普曾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学生。哈贝马斯提出了著名的公共领域概念，公民在该场所内自由公开讨论，形成公共意见。2005~2008年，中情局是帕兰提尔公司唯一的客户。2010年以来，该公司也为美国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军方设计软件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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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兰提尔公司擅长数据管理，把大量甚至有时杂乱的数据转换为直观地图和图表。它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设计了多维地图，为了方便及时读懂不同的危险等级，地图上标出了时间、重要性和攻击目标等信息。该公司的技术不仅可以预测叛乱袭击，还能用来分析出路边炸弹、寻找贩毒团伙成员、追踪网络诈骗。卡普现在出行都会带一名体格健壮的贴身保镖，就算在硅谷的安全区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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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兰提尔公司也加入到了大公司的行列，利用它的分析程序帮助公司解决金融服务、法律研究、贷款诈骗和网络犯罪等问题。该公司的核心信条是“数据建模、数据汇总和数据可视化”。要想在复杂的环境中快速畅行，这三条规则至关重要，而且它们还代表了大数据的适用领域。它不仅能搜索数据库，数据被分析以后，它还用人们容易理解的方法汇总，之后形象化地呈现出来，然后人们才能利用自己的知识做出判断。在阿富汗作战的海军不会根据一张满是数据的电子表格判断哪个村庄的哪条街道可能会有埋伏。大数据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数据抽丝剥茧，经过反复研究和总结，将结果用地图、图表或其他一些战士们能一看即懂的图片展示出来。帕兰提尔公司的目标是发现我们原来忽略的模式和用我们不会错过的方式呈现它们。公司一份投资者的招股说明书透露，为了让证券诈骗犯伯纳德·麦道夫认罪，该公司的软件曾被用来检索40年内有价值的记录。虽然说明书上并没有写明其收益，但是据报道这些数据的秘密用途现在占公司总收入的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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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卡普认为公司的工作是神圣的。每次招聘时他都会说：“我们会告诉大家你可以帮忙拯救世界。”某种程度而言，这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不认为这种能力将一直受到压制，而且只会为公共利益工作。或许我们可以相信帕兰提尔公司不会参与任何不良项目，但是它无法让所有有着出色情报能力的公司同样洁身自好。最终会有一些模仿帕兰提尔公司的新公司出现，把它们优秀的绘图和定位能力用入歧途。与其用来寻找诈骗犯，不如把技术用来甄别哪些人容易被骗。这些技术自身没有价值立场，但是使用技术的人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用途赋予它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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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全视分析程序应用于战场，以保护我们的战士，但是如果敌方也采用了同样的技术呢？前中情局网络专家吉姆·戈斯勒尔把大数据比作一场游戏，他说：“我们玩这个游戏，因为它能带给我们好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断把自己暴露给大数据衍生出的先进算法，让它掌握我们的更多信息，而同时其他公司或者联邦政府可能也会掌握我们的很多信息，这当然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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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斯勒尔所指的“游戏”包括我们可以自由放弃的数据以及公司和政府记录在册的个人数据。我们经常放弃自己的信息来交换自由和便利的服务，往往还会加一句含糊的保密承诺，但是近年来，很明显，一旦我们的数据易手，就会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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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丑闻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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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斯勒尔的发现变得更加棘手，因为数字数据尤其难以消除。我们很多人都是经历过一番辛酸才发现，数据一旦产生，就很难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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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友、前国务院同僚贾里德·科恩现在是谷歌智库的CEO。谷歌智库是谷歌于2010年创立的智囊团。贾里德最近初为人父，在这样一个数据不易消失的时代，他格外关注孩子的隐私。“这是父母最害怕的事，”他说，“不论你生在何处，沙特阿拉伯还是美国，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会接触网络，而且比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上网。他们在网上说的话、做的事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生理年龄。如果一个9岁的孩子一开始在网上说了很多很蠢的话，那这个数据将会陪伴他的一生。再比如，一个10岁的沙特阿拉伯小姑娘在和一个同岁的小男孩聊天时，可能说了一些自己都不懂的不雅话语，但是这可能会像数字版的“红字”一样一直跟着她。当她长到22岁，这些内容就会被翻出来，结果就是血淋淋的。”我们在西维吉尼亚州的森林里跑步时，他向我吐露了他的担忧，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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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里德指出，现在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必须要经历这种“关于数据的谈话”，而且甚至应该在性启蒙教育前进行：“父母首先要和孩子好好谈谈数据的永存性、网络隐私和网络安全，之后再进行初步的性教育，因为很多年前这两者就密切相关了。每个父母必须仔细想想要怎么进行这第一次非常严肃的对话，他们当下做的事会如何对将来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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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里德的担忧更多，他还担心学校：“我们的教育体制关于孩子们的社交方式的处理必须要改变，”他说，“我记得在读小学的时候有健康课。老师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吓唬我们不要使用毒品，再大一点就会吓唬我们不要进行不安全的性行为。这种吓唬学生不要做坏事的文化理念已经在教育体制中根深蒂固。学校也应该开设同样的课程帮助孩子理解数据永存性的风险，这样他们再做决定时就会更加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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