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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来自瓦济里斯坦、年仅36岁的成功企业家总结说：“我切实感受到它让我的生活产生巨变，我希望可以把它传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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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不适合控制狂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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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亚的故事说明开放的重要性。她能取得成功，因为她可以接触到网络，这让她和她的姐妹们可以互相联系，也让她们可以和世界各地的客户做生意，即便是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严苛的环境里。但是，她必须要付出三倍的努力才能成功，因为这里政治经济闭塞。这说明国家要想成功发展经济，就不能控制欲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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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世界另一个地方看到过这样的一幕情景，当时我去俄罗斯执行外交任务，讨论创新和互联网自由。我在俄罗斯白宫（俄罗斯的政府总部和首相官邸也叫白宫）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最高政治、通信助手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会面。佩斯科夫带领我们一行人来到一间非常正式的房间，他的工作人员都坐在一张很长的长方形会议桌旁。桌子一边是8个俄罗斯官员，另一边是8个美国官员。佩斯科夫和我坐在桌子中间，一个半小时的会议，基本都是我们在讲。会议中有好几次，佩斯科夫站起来走过其中一扇门，那扇通向普京总统办公室的门，几分钟后又带着新的问题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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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刻来了，我问佩斯科夫能否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减少本国肆虐的贪污问题，但他不认同互联网是一个理性的地方，可以从中找出贪污人员并惩治他们：“就是互联网让人们变得堕落！”然后他举起面前桌子上的钢笔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我能向你证明互联网都让人忘了怎么用笔，”他在我面前挥着笔说道，“我能用研究向你证明互联网让人精神残缺！”佩斯科夫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使得词汇和人的很多能力因此丧失，这和俄罗斯政府官方论调一致。普京总统把互联网比作“中情局的一项特殊计划”。据说，他从来没有发过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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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我们和佩斯科夫一起走出会议室，他的一位留有一头红发、身高大约6英尺[13]的女助理陪我和我的助理本·斯科特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例如我们在办公室做什么、我们的办公室有多大以及办公室的装修，这些问题我们皆一笑了之。因为只要我们不回答诸如我们办公室有多少工作人员这种问题，她就不会顺着继续说下去。俄罗斯政府如今就是这样做生意，管理本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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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上任以来，普京重新加强了对媒体的管控，削减了团体集会的自由，把经济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他和他的亲信手中，同时政府集权。他的政策是俄罗斯长久以来独裁统治的产物。俄罗斯总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不融洽，对自上而下独裁统治的热情常常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相互冲突。虽然彼得大帝、凯瑟琳大帝和戈尔巴乔夫等领袖想要俄罗斯对外开放，用全新的方式思考和做生意，但是更多俄国沙皇，再加上现在的普京，都想要加强权力，不仅控制俄罗斯的政治，还要控制国内社会、经济甚至是思想。普京以前是一名克格勃特工，因此俄罗斯历史上的这种统治倾向表现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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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偏执地认为是外部世界本身与现在经济的发展要求不符。为了在下一轮全球化和创新中脱颖而出，社会必须对外开放，以便交流新思想、不受政治干扰地进行研究、从事创新项目。虽然有可能会失败，但创新需要这种开放性，不能把外部市场看作终极禁区。在普京下台、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掌权的那段时间，他想要在莫斯科郊区的斯科尔科沃打造俄罗斯版的硅谷。斯科尔科沃严格按照马克·安德森所写的“怎样建设硅谷”来建设。总投资25亿美元，赞助机构都有详细清单记录，包括微软、IBM、思科和三星。但是普京上台后，这个计划就被搁置了，全国的创新氛围也消失殆尽。与硅谷所推崇的自由主义对比最鲜明的，是普京对同性恋的歧视，而且妇女如今在456个行业的工作受到法律限制。那些投资人对斯科尔科沃的所有投入也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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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不理解或者不在意如今全球经济是如何向前发展的这一基本事实，对土地、政权和人民的管理方式还停留在19世纪的思维模式，对21世纪的权力真相一无所知。信息化经济与在钢铁和土地是主宰的工业时代和农业时代取得经济成功有着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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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积极发展网络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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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国家和社会有机会能在对外开放和闭关自守之间做出简单、二元的选择。但是这正是在苏联解体、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重获独立以后所做的选择。虽然这两个国家都位于俄罗斯西部，而且相距不远，但是它们的发展轨迹却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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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是“一个小国家”，这是爱沙尼亚第一任总理马尔特·拉尔拟的一个书名，讲述了该国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从废墟中重生，发展成为如今全世界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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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之后，爱沙尼亚宣布独立，当时经济发展千疮百孔。对大多数国民来说，每天的生活非常悲惨。货币没有任何价值，商店空空如也，食物定量配给。由于燃油严重短缺，早已摇摇欲坠的政府计划把首都从塔林迁往郊区。1992年工业产量减少30%，这比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的损失还大。通货膨胀率高达1 000%，燃油费飙升至10 000%。唯一遗留下来还在运转的黑市，加上薄弱的法律保护和不受保护的边界，导致爱沙尼亚和周边国家的有组织犯罪愈演愈烈。而此时的硅谷正因商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准备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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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历史学家马尔特·拉尔当选总理，在他的带领下，新一届爱沙尼亚政府不遗余力地迅速制定了新的发展蓝图。“为了让国家摆脱混乱和崩溃，”他说道，“需要彻底的改革，但是一开始肯定像良药一样苦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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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首先决定稳定经济。因为国家现在仍然无法印发纸币，而且没有有效的集资机制，于是政府削减支出，尤其是那些没有发展前景的传统行业。拉尔总理决定不再对国有企业提供补助，他说公司“要么自己运转，要么就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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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第二轮改革重点集中于通过对外开放培养创新的商业文化氛围。在通货膨胀从1992年的1 000%降为1995年的29%实现经济稳定之后，爱沙尼亚对世界经济打开国门。通过削减贸易壁垒，取消所有的出口限制，爱沙尼亚由一个小国家发展成为贸易中心。政府也成功吸引到外商投资。它还修改了《国籍法》，对外籍居民提供相同的公民保护。爱沙尼亚立法确保外国人可以购买土地。现有投资者享有的所有特权，其中很多都是从苏维埃时代遗留下来的，全部废除，以确保新的投资者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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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时候，只有不到一半的爱沙尼亚人有电话。芬兰政府以慈善者的姿态免费为爱沙尼亚提供了模拟电话系统，当时芬兰已经升级为数字网络。然而爱沙尼亚人民拒绝了，他们选择跨国模拟电话，直接使用自己设计的数字网络。爱沙尼亚人民自己选举成立了本国政府，它还跳过老式打印机阶段，从一开始就使用联网打印机。爱沙尼亚的所有学校从1998年起就能上网，当时商业互联网兴起有4年，而国内燃油短缺、人民生活连温饱都无法满足才过去6年。2000年，议会宣布互联网接入正式作为人权受到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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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迅速成为全球投资的热门地。20世纪下半叶，该国收到的人均外资投入高于同时期所有中欧、东欧经济体。这些投资帮助爱沙尼亚更新其科技和工业基础，为它发展创新经济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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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独立以来，爱沙尼亚在技术官僚政府的带领下进一步开放经济。2008年，在总统托马斯·伊尔韦斯的领导下，爱沙尼亚公投决定加入欧盟，同时同意使用欧元。作为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爱沙尼亚成为东欧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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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尔韦斯总统认为国内强劲的改革势头源于“想要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的意愿和巨大的政治勇气”。“我们制定了一条明确的私有化发展道路，主要借鉴的是德国信托模式：快速改革税制，制定统一的收入税。我们实现了计算机化，同时也是第一个建立自己货币体系的前苏联国家。我们没有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因此可以说这完全是1992年当选的那群年轻人的远见。而在苏维埃时代末期，爱沙尼亚人民提出的所有改革建议几乎被全盘否决，但是现在却变为现实。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有做大事的决心，而以后我们也将勇往直前，做些不一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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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怎样开放、何时开放经济这样有组织有纪律的大框架指导下，这个政策决定国家要彻底开放。其成果是，爱沙尼亚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20年前得到很大改善。人均GDP超过25 000美元，是苏联解体时的15倍，在15个前苏联共和国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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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的成功不仅体现在这些数据上，还体现在它成为世界主要创新中心之一的地位上。爱沙尼亚虽然没有像谷歌这样市值如此高的大公司，但是它的确取得了显著成功，比如Skype（网络电话）。更重要的，它用世界各地，包括硅谷都非常羡慕的方式创新。和全世界一样，爱沙尼亚也着眼于未来产业的发展，不断改善本国的公民生活和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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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继续闭关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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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独立以后面临相同的局面，但是却选择了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爱沙尼亚对外开放，而白俄罗斯却闭关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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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亚历山大·卢卡申科1994年上任以来，白俄罗斯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卢卡申科控制欲很强，他把整个国家当作自己的封地。不同政见者不敢发声，新闻界被严格控制。加入反对抗议组织会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反对者们反倒希望卢卡申科能被推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被当作鸭子一样地拧断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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