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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停滞不前让日本人有点尴尬。在希拉里·克林顿的点拨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始扭转这个局面。安倍在2012年12月当选首相后，开始实施自己的经济计划，而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掘女性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新价值。安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声明：“日本必须发展成为女性可以发光出彩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安倍着力加强10 000个孩子的课后辅导项目。由于托儿所经常有长长的等候入园的幼儿名单，所以安倍促使更多的私有企业开设自己的育儿机构。而在中国，父母工作期间常常由爷爷奶奶等祖辈带孩子，上海这一比例高达90%，北京为70%，广州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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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前任CEO约翰·多纳霍也在他全球所有职工中认识到看护孩子的重要性。他告诉我：“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一件事是，当我去印度或者亚洲其他国家时，我发现我们的办公室里有很多女员工。为什么？因为爷爷奶奶们在带孩子。这些社会的确创造出一种非常有趣的模式，年轻夫妻经常和父母一起住，或者和他们住得近。这种模式已经适应了经济发展。这些年轻的父母亲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努力工作赚钱，到了五六十岁再帮忙带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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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女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促使安倍首相开始修改本国的纳税和养老金政策，不再资助那些不是职业女性的家庭主妇。他表示，到2020年，他希望日本的女性领导角色达到30%。“如果女性劳动力和男性一样多，那日本的GDP将增长16%以上，”安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这是希拉里·克林顿告诉我的。这让我备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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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原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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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未来产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年轻人，他们能利用自己的想法筹集资金，他们在公司的职位不会因为年纪轻轻而被质疑。这对曾在硅谷工作过的人来说显而易见，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感受则不太明显。我33岁的时候，参加硅谷任何一次商业会议，经常是最年长的。当然在欧洲，我可能是最年轻的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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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不认为年龄可以决定一个人对科技的精通程度或者商业化未来产业的能力，但是通过年龄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在成长过程中过着数字化的生活。他们看世界的角度和我这种在大学毕业前没发过邮件、没有自己手机的人完全不同。数字原生代[15]很少用现有的模式做生意，他们更乐于冒险，取得突破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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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我的观点。2007~2008年奥巴马参加总统选举，当时我是本次大选科技、媒体和电信政策的召集人。大选开始时我35岁。而大选的首席技术官、首席数字官、负责分析的同事、负责邮件的同事和负责媒体的同事，个个都比我年轻。丹·瓦格纳只有24岁，他负责全国拉票动员，而4年后，奥巴马再次竞选时，他已经是奥巴马团队的首席分析官。如今他刚三十出头，正成功经营一家发展迅速的分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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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认为年轻不代表在分析学上的资历浅、能力弱。在他公司78名员工中，我只看到一位年龄稍大。这让我不禁怀疑丹的选择是否全都正确，尤其是当我在欧洲看到完全不同的场景时，但是他的确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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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地中海国家长期停滞不前，一个原因是那些年轻的专业人员在真正掌权或者赚够开公司的第一桶金之前往往要等好几十年，我完全同意。谷歌、Fackbook、微软、甲骨文和其他无数信息时代的公司都是创始人在他们20多岁的时候创立的，这些都发生在美国并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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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丹·瓦格纳说的：“我认为美国非常特别，在美国的文化中，人们欣赏所有优点和好想法。你的出身、阶层、肤色和年龄都不重要。如果你有一个确实很棒的想法，然后把它合情合理地展示给一群人，他们就应该尊重这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就是他们唯一的评判标准。然而事实却并非总是如此，不是吗？但是我认为人们会不断发现，如果他们不采用那些优秀的想法，那他们就会陷入困境，因为其他人会使用这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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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那些20多岁的风险投资者们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投资。离开政府以后，我开始为8家快速发展的公司提供建议，它们得到了风险投资者的金融支持。这8家公司的CEO有5位都是20多岁，一位30多岁，另外两位40多岁。这在意大利绝不可能发生。在意大利，那些二三十岁的人可能才好不容易获得一个与风险投资家一起参加短会的机会，但没人相信他们能经营好公司。我每次去西班牙、法国或者意大利总能听到这样的抱怨。如果一位有抱负的年轻企业家不愿等到自己40岁的时候才被看重，他会选择离开，去伦敦、柏林或者硅谷这样包容年轻人的文化环境中自己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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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亚洲国家也意识到年轻人可以促进本国创新。在上海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CEO的平均年龄是47岁。相比之下，在等级划分更为严格的日本，东京日经指数所涵盖的上市公司的CEO平均年龄为62岁。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公司是一名大学毕业生20多岁的时候创立的。中国最大的电商公司创始人创业时只有30多岁，中国最大的手机公司是创始人在40岁创立的，而且他已经开设了几家新公司，投资了20多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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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如今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所需的。丹问道：“如果有一个满腹经纶的年轻人进入你的公司，而且比很多已经工作30年的总经理还要优秀，你会怎么做？你会接纳这些人才，还是把他们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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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伟大的超越，还是永远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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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实现印度和中国在上一轮全球化和创新中取得的成就吗？凭借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人口和强大的人才库，非洲国家可能利用未来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甚至可能减少很多中国和印度在崛起初期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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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有54个主权国家，这让它和地球上所有大陆一样丰富多样，所以非洲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声音。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些趋势放之四海皆准，因此在衡量非洲国家是否有资格参与到未来产业格局中时，我们有理由持有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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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游历非洲时经常看到很多节约创新的例子。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环境中，人们总能更具创造性。爱沙尼亚独立后也是如此。在没有电信和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地方，当地居民会用极少的资源建立很多系统，不仅创意满分，而且还很实用。我在巴西看到过同样的事，那里把这种理念称为gambiarra，在印度的农村，又叫Jugaad innovation，这个印度单词表示“从灵巧和聪明中诞生的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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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的移动钱包这个创新产品是节俭创新的最好证明。移动钱包只能在肯尼亚这种没有能满足工薪阶层日常需求的传统银行的国家发明出来。肯尼亚人民创立了一个完整的银行业系统，使用手机和电话卡就能完成。因此，通过节俭创新，肯尼亚超越了世界上很多有传统银行业系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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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很多经济体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就停滞不前，然而非洲却继续快速发展。有了这些发展，非洲涌现出很多企业家和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参与者。越来越多精通科技的非洲年轻人进入职场、自己开公司，或者远赴亚洲、美国或欧洲的企业工作。随着非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从接受慈善和援助转向在商业领域展开交锋，它们的关系正逐渐发生本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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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洛米·琼森是美国最耀眼的年轻企业家之一。在30岁之前成功创立两家教育公司以后，他成立了Andela公司，帮助顶级公司挖掘非洲不断涌现的科技人才。Andela帮助了非洲这些冉冉升起的新星，但并不是出于慈善目的，所有参与者都会获得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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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la已经开始了在尼日利亚的工作，它为该国新兴的天才们启动了就业安置项目。在公司前半年的运行中，9 597名平均年龄为25岁的尼日利亚专业人才参与竞争，希望能够进入公司的训练营。而选拔方式比进入杰洛米的普林斯顿总部都难。为了让优秀人才获准进入，杰洛米设计了一个测试，结果由评委一起决定。最终有178名申请者进入训练营（30%是女性），开始成为Andela成员的过程。他们需要为期6个月高强度的编码和科技工作相关能力的训练，帮助他们胜任工作。一开始雇用Andela成员的12家公司中，所有员工都被留用，其中有9家公司几乎立刻表示它们需要更多。杰洛米很自豪地说：“我们的研发人员都非常出色、工作非常认真，这些年轻人不仅在非洲，他们在世界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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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la能这么做的前提是，非洲不是只有一些科技天才需要培训、找工作，而是有成千上万个。所有Andela的开发人员都有不少于1 000小时的编码经验，而且能完美融入所有研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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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洛米补充说道：“我希望他们不仅能在这片大陆上最成功的科技公司中获得高级职位，我还希望他们将来能创办自己的科技公司。为个人创造机会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承诺是让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社区和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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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块大陆的另一面东非也看到了很多同样的科技天才。在坦桑尼亚这个有着4 500万人口的东非国家，农业对经济福利至关重要。粮食的昵称为“白油”，因为它对经济发展非常关键。农业占出口的85%，为80%的人提供了工作。总体来说，这里经济经常摇摆，而且随着粮食市场的变化而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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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定市场，实现更大的经济发展，29岁的坦桑尼亚计算机程序设计师埃里克·穆塔开发了一个名为Grainy Bunch的应用。这是个大数据工具，利用它来监管国内粮食的采购、存储、分配和消费。Grainy Bunch采用传统的供应链——播种、祈祷大丰收、出售——然后将它引入21世纪。如今这个应用能通过分析更好地管理有价值的资源、提高粮食收成和农民收入，帮助稳定粮食市场和坦桑尼亚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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