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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译者序 新社会·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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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思想才能够称得上伟大的思想，也只有伟大的思想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闪烁光芒。即使在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来读德鲁克的这本书，仍能感受到大师的思想锋芒穿透岁月，照亮人的心智。即使在今天，本书仍然有着它的”新”意，常读常新，犹如老树新花，越发地绚丽。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本书仍然有它的当代性、启发性和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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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复杂的作品，它融会了德鲁克在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高度智慧。这是一部现实的作品，它是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业社会的一个全面、独特、深刻的剖析，最为重要的是，它不仅给出问题，还给出答案的关键要点。这是一部预言式的作品，正如作者在序和后记中提到的那样，本书中揭示的很多重要趋势和思想都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变成了现实。这是一部影响重大的作品，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在日本曾经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这是一部还需要继续挖掘的作品，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毕竟，它融入了德鲁克多层面的智慧，也许，他思想的一鳞半爪，对我们来说却可能是开启一个新的想法的金钥匙。当然，本书也是有缺憾的，正如作者在序和后记中指出的那样，“然而，这些都不是真正重要的、已发生的事件。真正重要的事件是作者在写作本书时已经完全看到但是没有深入思考、已经完全认识到但是没有深入理解的变化，这一点适用于所有试图进行分析和预测的作者。“德鲁克尤其多次提到没有对”知识工人”进行分析是本书的一大缺憾。但是，我们对待大师的作品，不能以一个全能全知的圣人来苛求，最重要的是，如何从大师的作品中汲取养分，服务于现实，服务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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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认识本书书名的深刻用意。在我看来，“新社会”与书中另外的一个词”free enterprise society”(本书将它直译为自由企业社会)是基本同义的。这也许就是德鲁克在本书中试图追寻的答案。“这本著作的根本目的不是描述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寻求一个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德鲁克的用意在于，他认为本书中提出的工业社会中遇到的普遍问题，不会因为你是什么主义的社会而不同，无论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还是当时的苏联、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我国，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定下论断，市场主要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一语定乾坤，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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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指导我国今后十几年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思想有两个，一是构建和谐社会，二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当然，这两者都统一在”科学发展观”之下。我以为，前者主要解决的是”公平”问题，而后者主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本书中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对于我们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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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问题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遇到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本书中关于工人的就业与收入保障计划的论述对于我国解决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首先，德鲁克指出，失业问题最严重的后果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和心理性的。这就启示我们在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时，不仅要注意解决其经济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要在社会性层面和心理性层面建立起良好的机制，能够使他们摆脱失业恐惧。其次，德鲁克指出，真正能够解决就业与收入保障问题的是微观的经济主体——企业，而不是国家。企业可以通过收入的平稳化、专项基金的建立等方法，来保证员工有一个较长远的就业与收入预期。这就提示我们，中国的大企业应做出表率，切实地提出一些能够增加社会就业与收入保障预期的计划与方案。当然，中国的就业问题有其特殊性，第一是我国的人口基数大；第二，我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国民教育的力度，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力度，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大幅度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才能够形成必要的”人力资本”，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新增毕业生的就业压力；第三，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结构化的失业问题也十分严重；第四，我们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因企业经营不善而被迫失业的问题也比较突出。面对如此复杂的就业问题，自然不是凭一本50多年前的书能够全部解决的，这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另外，本书关于管理层、工会、工厂社区三者关系的很多精彩论述，也是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有启发意义的。本书中有大量的关于工会的论述，尽管本书所谈到的工会不太适用于我国的情形，但我们可以将它看成是组织中一个利益团体，这样，平衡管理层、工会、工厂社区三者关系的论述，实际上就成为平衡三个利益团体之间关系的论述，这自然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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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中明确指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要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表明，企业将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成为成果应用的主体，关键在于投资者和管理者。德鲁克在本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思想是”管理者应该是企业的主人(governor)”，他应该拥有相应的社会权力、权威和责任。这一思想是深邃的，不太容易理解，要把它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探索，但我相信，它至少能提供一种思考的切入点。此外，本书提到的管理职能三重性，管理者为什么不能履行职责等，对分析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问题都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本书提出的，法定的所有权并不能解决问题，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等观点，对改善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更是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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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人、学者、散文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曾有一段关于翻译的精彩妙语，他是这样说的：“一本好书，等于让原作者的神灵附体，原作者的喜怒哀乐，变成了你的喜怒哀乐。替古人担忧，总胜过替自己担忧吧。译一本杰作等于分享一个博大的生命，翻译也可以说是神游杰作之间而传其胜。神游固然可以忘忧，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终于尽传其胜，更是一大欣悦了。“翻译本书的经验，犹如穿越崇山峻岭，跨越汪洋大海，仿佛神游之感觉。然而，德鲁克是博大精深的，尽传其胜自不敢夸言，我只是尽我所能地把这本书翻译好，不足之处自是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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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特别感谢覃筱博士的出色工作，特别感谢张振霞女士为翻译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其他参与本书翻译、校对、录入工作的还有我的学生：李孟娜、朱芳菲、王豪、孙天雷、喻珊、王海峰、宋晓蓉、黄文昊、仇维佳、吴议晰、赵山河、杜沐、周蓉蓉、王文竞、王国成、肖远文、吴桃、石昭前、沈良凤。在此一并感谢。当然，文责由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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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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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航·放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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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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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1993年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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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1版于1950年由Harper & Brothers出版，于1993年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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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工业化社会进行分析与诊断的三本系列中最后一本。前面两本是《工业人的未来》(1942)和《公司的概念》(1946)。这两本书也都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了。第一本书试图发展出一个一般性的、尤其适用于工业社会的理论。第二本书则是对一家重要的工业企业，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成功的制造企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分析。它的分析是从通用汽车的内部展开的，这是我对通用汽车18个月近距离考察的结果，在这18个月内，通用汽车对我的考察完全开放。而这本书，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三本书，则是对前两本书精华的提炼，并将它们凝练成工业社会系统的、有组织的理论与实际分析，它涉及工业社会的关键构成要素、主要机构、社会特性、问题与未来。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类似的作品。事实上，以前一直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尝试。这是因为，本书不仅对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包括大型企业、政府、工会进行了分析，它还将个人置于这种社会环境下进行了分析。不仅如此，它还试图将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原理和自由社会的政治学原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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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令今天的读者吃惊的，也许是本书的洞识之一，即”工会组织能否长久存在”这一章所讲的内容。对40年前的许多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当时许多评论者也是这么说的。因为那时候，工会是渗透到工业社会各个角落的”统治者”，是真正的赢家、真正的权力机构。但是，我在那时对此却表示怀疑。在那时，我曾和几个主要的工会一起工作过好几年，我的经验告诉我，工会的权力基础极为狭窄，而且它们在工业社会中的真正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回答清楚。当然，我至今仍认为，掌有权力的管理层需要一个制衡的权力集团，这个观点在本书中表达得十分清楚，而且我本人至今仍对此深信不疑，一如40年前一样。但是，工会，作为我们从19世纪继承而来的事物，是否能成为这样的权力制衡者，我在这本书中深表怀疑。之后发生的事情极大地支持了本书关于工会组织的结论，尽管那是1949年的工会组织，事实上它仍是美国至今知道的惟一的一种工会组织。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认为本书给工会太多的篇幅，把这个问题看得过重了。但是，这里仍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就是一个以雇员为主的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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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现在的类似书籍而言，工会在本书中占的篇幅可能过大了，与此同时，本书明显地忽视了现代社会中的另外一个重要要素。但是在1949年，没有一个人(我确实是说那时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知识工人”。我是第一个认识到知识型工作和知识工人的。事实上，是我发明了这个词，但那是8年以后的事了，它出现在我关于社会及社会性分析的著作中，即1957年的《明日地标》（Landmarks of Tomorrow）。这本书现在也正在由Transaction出版社再版。现在回忆起来，真的觉得很奇怪，那时候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地都没看到受过教育的雇员中层阶级，也就是知识型工人的形成，而他们在之后的10年、15年就成为社会的核心阶层。其实，在那个时候，促成这种巨大转变的重大事件早已发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退伍军人法案》（G.I.Bill）。根据这一法案，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之门”向数以百万计的退伍老兵敞开了。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在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件极具革新意义的事件。我记得我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这样的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不可想像的，一战的退伍老兵绝不会想像他们能得到这样的一种”奖励”或”好处”，他们怎么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这个政策明显地标志着社会价值，甚至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但是，当时的观察家，包括本人在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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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描述的工业社会是它处于鼎盛时期的状态，而与今天的工业社会是有区别的。首先，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现在的经济中心都已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而在每个行业内部，经济中心也已从大企业转到中型企业，大型企业的成功故事是属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及50年代的事。其次，社会的中心不再只是企业，非营利的”第三部门”在每个发达国家(惟一的例外是日本)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另外，即如我们已提到的，发达国家的基本社会问题不再是产业工人了，他们的问题已经退居其次。我们关注的中心逐渐集中到知识型工作的生产率及服务业工作的尊严等问题上，这是本书没有涉及的，也是写作本书那个时代没有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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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可修正之处，本书的基本方法、基本分析及基本概念框架在今天仍然适用。尤其是它关于基本的组织、管理的职能及限制、个人独立性需求及发达社会中主要机构的社区、将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的讨论及本书中首次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在今天的情况下，仍是适用的。顺便提及的是，本书是本人的著作中对日本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第一本书，尤其是其中关于利润的职能与功能，管理的职能与功能，特别是将劳动力视为一种资源的观点，及创建工厂社区的必要性等，对日本的企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日本，人们至今仍认为这本书在日本工业重组、日本现代管理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雇员与劳动政策与实践的重大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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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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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州克莱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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