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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努力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府，对于我们面临的所有现实问题，都不要只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而这一代人正将步入政府及政治组织的领导岗位，正将成为科学、技术、文化与商业界的领导者。我们应认识到我们需要面对许多现实的问题，我们需要切切实实地做许多看似琐碎的事。这里有风险、困难和妥协。这里既有问题，也有机会。我们(这里的”我们”至少包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发达国家)正变得也许与我们的父辈以及更久远的父辈完全不同。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现在天然地倾向于复杂化，甚至是”幼稚的”复杂化(例如”现代文学评论”中的一些例子，及现在流行的个性心理学中过于细致、过于复杂的方法)，一如我们的先辈天然地倾向于简单化，甚至是”幼稚的”简单化一样。这两种倾向，其危险程度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至少现在可以直面这样的现实：这个世界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有些事情不是只靠良好意愿就能解决的。而这正是本书的核心假设，这个假设明显地是非”乌托邦”的、反”乌托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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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再版，不太可能带来第1版那样的冲击效应。但是正是因为它不再是”冲击性”的，它对新读者来说可能会具有更大的意义。而这次再版正是针对这些新读者的。它也许会让他们觉得：“我不敢说我同意还是不同意，但是至少我懂它在说什么。“这正是本人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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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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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引言：工业时代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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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是我们这个时代（要注意的是本书的第1版是写于20世纪50年代，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实际指的是20世纪5070年代。——译者注）的真正革命，而不是每天报纸的大标题中出现的任何”主义”。这些主义只是对时局动荡的暂时反映，是次要的，而不是本质的。真正的革命指导原则是大规模生产的思想。这一思想革命自亨利·福特推出第一辆”T型车”以来，在短短的40年里，对人类社会影响之快速、影响范围之广阔、影响程度之深刻，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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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思想起源于底特律，是”底特律制造”，但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美国和传统的西方工业地区。实际上，它对原材料生产国以及处于前工业文明的国家的影响才是最彻底的。大规模生产以席卷之势颠覆了这些社会、摧毁了这些文明，它们对这股新的力量毫无抵抗之力，也缺乏工业化的背景和习惯模式来缓冲这股新力量带来的冲击。在中国，由于日本的侵略，随着人们的背井离乡，大规模生产从沿海城市转移到了内陆腹地，在这一过程中，它也逐渐动摇了世界上最古老、也是迄今为止最稳定的社会组织：中国式家庭。在印度，工业化正侵蚀着印度教种姓制度的基础，在工厂的环境下，不同种姓之间交往的繁文缛节根本无法继续进行。俄罗斯则试图运用大规模生产原理完成东罗马未能实现的事业：在东方专制思想指导下驾御技术成果，就是所谓的”欧罗巴与大公牛的结合”，以实现一种号称是东西方完美结合产物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国，古老的南方是迄今为止受工业化影响最小的地域，南北战争之前的庄园式生活的残梦仍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但工业文明正以快速的步伐将古老的南方拖曳着前进。事实上，将南方的农场改变成农业生产装配线，还极有可能成为解决南方种族问题的有效方案，它解决种族问题的方式是南方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做梦都没想到的：让黑人离开土地，到工业城市去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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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一个世代之前，所谓的工业社会仅局限在北大西洋两岸的狭窄区域。惟一的例外是日本，它是惟一一块成功地移植机器文明的新土地。那时，工业的基本组织，即使是在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中，也都是家族所有、家族管理的中等规模的工厂，雇用的工人一般不超过500人。那时的工厂与前工业时代的作坊最大的区别，仅仅在于使用了机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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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经历过工业化洗礼的地域是孤立的、少数的。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方都遍布着工业化时代的典型代表、基本组织，也就是大型的、由不掌握股权的职业经理人管理着的、雇员数成千上万的大规模生产型工厂，这些工厂也许是按照完全不同的技术、社会与经济原则组织起来的。现在的工厂与1910年前后的工厂相比，尽管只有一代之隔，但是社会变化如此之巨大，使得20世纪10年代的工厂看起来更像是大规模生产型工厂的”老祖宗”——前蒸汽机时代的工匠铺子，而不像是它的”父辈”。新的工业化地区，仅仅在昨天还是田园牧歌，对机器和工厂一无所知，到了今天，就直接踏上了大规模生产的列车，省去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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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扩张不仅广大而且深远，扩张的广度表现为地理上的范围，而深度则表现为其对传统的、前工业文明的、非工业化的领域与职业的渗透。值得强调的是，工业革命对这些方面的重要影响完全可与原材料生产国工业化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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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一个世代以前，大量的生产工作还是以工业化以前几百年（如果不是几千年）的古老的方式完成的。在那个时代，即使是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本质上也不具备真正的工业化特点。只有极少数一部分人，尽管在一些国家这一小部分人举足轻重，在真正以工业化的方式生活与工作。那时，即使在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大规模生产方式也仅被视为一种技术，比如生产装配线，而且常常局限于汽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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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教会了人们，使人们认识到，40年前，亨利·福特的第一家工厂所创建的大规模生产原则，既不是一种单纯技术，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工具，而是可以指导与组织一切生产制造活动的基本原则。今天的情形更进一步表明，大规模生产原则不仅仅适用于生产与制造活动，它实际上是”如何将人们组织在一起有效工作”的普遍适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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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集体农庄第一次将大规模生产原理运用于农业。它的劳动力组织——将每个人作为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具使用，仅让他重复一项简单劳动，通过国有拖拉机站而实现的控制以及它的薪酬体系，无一不是大规模生产原理的具体运用。苏联的集体农庄当然已如同40年前的汽车工厂一样，成为历史陈迹。如今，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全机械化棉花农场、加州中心河谷灌溉土地上的蔬菜合作组织，它们与前工业时代的农业耕作传统的决裂就更加彻底了。英国人在宏伟的非洲花生种植计划中提出，要运用大规模生产思想对整个殖民帝国进行重组。传统上，农业即使不被人们视为前工业文明的传统世界的象征，也会被人们视为工业化的对立面，认为农业与工业化是不相容的，但是，事实表明农业也被大规模生产俘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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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商业企业的文书工作，既没有生产装配线，也没有传送带。但是，在今天，这些工作的组织方式与亨利·福特的T型车生产的组织方式毫无二致。大型保险公司的打字工作、大型银行的支票分检、邮购公司的订单分类与填写以及商业企业、政府部门的成千上万的其他类似工作，尽管在形式上和汽车生产装配线毫不相关，但是，它们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装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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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科学研究也可以以大规模生产装配线的方式组织起来。在美国工业界主导的工程与化工研究中，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多年了。目前，大规模生产方式正被移用到医药、生物的研究中。位于纽约新成立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Sloan-Kettering）主要是由两位汽车工业先驱的捐赠而创建的，该研究所采用的工作理念与工作方法就是生产装配线的理念和方法。在战争时期，大规模生产方式在军事科学研究中的运用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这是其他任何工作方式都不能做到的。在美国许多高产的实验室，如贝尔电话系统实验室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些实验室，即使在进行目的不在于应用的纯理论研究时，也采用大规模生产的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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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生产方式甚至还被成功地运用到那些常被认为是极具个性的工作中。梅奥诊所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该诊所成功地将诊断与检查等工作组织成一条生产装配线，由此带来了效率与效果的明显提高。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杂志群”模式，实际上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生产装配线，在这条生产装配线上，《时代》、《生活》与《财富》等著名刊物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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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大规模生产方式在军队中的运用。在所有的前工业组织中，军队是最正规、也是似乎最不易改变的组织。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规模集团军进攻完全是按照大规模生产方式计划、准备与执行的。每个军官只执行一项高度专业分工、高度机械化的任务，而且很少从一个任务转到另外一个任务，他们对自己的任务与总体战略的关联也毫不知情。将大规模生产方式运用到战争中可能是美国对二战胜利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也是自500年前西班牙的”大首领”（Gran Capitan）创建现代军队的概念以来最大的军事组织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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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一词曾表示人类劳动的任何组织。只有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也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这个词的词义范围才逐渐缩小，特指”制造业”。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大规模生产的到来，“industry”这个词的词义又开始回复到它原本的含义。今天的工业生产原则，也就是大规模生产原则，能在同样的理论基础上，根据同样的概念有效地组织几乎所有类型（无论在哪里，是何种工作）的群体劳动。这一原则不仅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具革命性的生产原理，也是最具一般性的生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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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生产原理绝不是一种机械的教条。否则，它的运用绝不可能超越制造业，也不可能脱离生产装配线、传送带及标准制造件等。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原理——是一种人类组织的基本原理。福特的工厂中，创新的方面不是它如何组织机械设备，而是它组织工人完成一项普通任务的独特方式。这也就部分地解释了这一新的原理为什么会给传统文化、人与社会及人与家庭的关系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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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影响中，最显著的就是：劳动者与产品及生产工具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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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早就观察到这种分离。过去，人们一直将这种分离归结于法制或经济的”上层建筑”。这种分离被认为是工业体系中的偶然现象，而不是本质现象。它还被其他所有研究第一次工业革命影响的重要学者所沿用。不仅如此，它也是教皇颁发的两条关于工业秩序著名通谕的假设，这两条著名通谕是《新事物通谕》及《四十年通谕》。那时，普遍的观点认为，只有当劳动者被赋予了对劳动工具的合法控制权，他们才能真正地控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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