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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这种分离威胁着所有传统社会的原有的地位与声望体系，无论是西方的传统社会，还是东方的传统社会。它令传统社会解体，使个人失去了原有的根基，如漂泊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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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会使失业问题及失业的威胁成为不堪忍受的噩梦，倒不是它的经济后果有多可怕，而是它的社会后果令人难以忍受。这个问题反过来又迫使政府面临一个新的、以前从未遇到的任务，那就是如何阻止、救治由于失业而造成的经济萧条，这项工作超过人类迄今为止创立的所有政府组织的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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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还会导致一个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那就是权力集中问题变得前所未有地迫切需要解决。如果听之任之，这完全有可能带来一种新的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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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组织而不是个人才能实现产品的产出，那么个人的工作（work）本身是不会带来社会地位、声望和权力的，能带来这些的是个人在组织中的职位（job）。社会地位、声望和权力源自你所属的组织，及你在组织中的地位、声望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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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认识到，认为大规模生产技术会泯灭个人的技能及精美手工艺带来的满足感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如果说它可能会消灭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则是基本正确的。当然，大规模生产对掌握高超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是空前巨大的，而且它所需要的人数及技能的种类还在不断地增长。但是，新的大规模生产型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意义上的技能，它们是社会性的、智力上的技能，而不是使用工具与材料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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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消除了传统社会中职业与技能所带来的社会声望、从事传统工作时带来的满足感。它将个人从他赖以生长的土壤里连根拔起；它使传统的价值体系不再适用；它令传统的行为模式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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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体系显然与前工业时代的社会结构、社会地位与阶级体系不能相容。工业化粉碎了这些社会中的制度刚性，也消除了这种制度刚性滋生的机会。我们只要看看所谓”自由职业者”的年老的中产阶级面临的经济与社会压力就知道了。而在西方，自由职业是他们传统上谋求社会地位提高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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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西方，工人与产品及生产工具的分离所带来的破坏性的社会影响也是随处可见的。底特律的南方白人和南方黑人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广为报道的大型工业化城市中的”第二代美国人”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该问题体现的是工业革命对这代人在故乡成长过程中获得的价值观与文化传统的冲击。但是，“工人与生产工具的分离”对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满意程度造成更具摧毁性影响的区域却是在西方社会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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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威胁的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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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生产本身的固有特征——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决定了萧条和失业问题在工业社会中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并不是失业问题的经济性后果使之成为每个工业化国家挥之不去的噩梦。在美国，我们经受住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考验，使大部分劳动者未受到长期失业的困扰，并确保他们的家庭经济水平远远高于维持生存的水平，甚至比100年前的富人的生活水平还要高些。即使在经济大萧条的最初几年里，既没有设立相应的机构，也没有制定相应的决策，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在美国，大萧条仍然在人们的心理上，在社会层面上及政治层面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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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失业的主要影响不是表现在物质上，而是表现在心理上：失去了自尊；失去了主动性；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失去了理性。失业带来的结果是一个人失去了他所依附的组织。然而，在工业社会中，人们一旦失去组织，他就变成了一个无用的”零件”，他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完成生产。此时，他就像是一个没有家园的游荡的幽灵。“大萧条冲击”不仅对那些饱受长期失业之苦的人群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对于那些从没有失业，或从不用担心失业的人群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整整的十年里，人们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担心自己会在下一个发薪日被解雇。这种笼罩在恐惧感下的生活，甚至还不如真的已经被解雇了，那样反倒痛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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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工业社会的体系将劳动者和生产工具永久性地分离开来，这才使得如何阻止经济萧条及失业的持续蔓延成为每个工业化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工业社会的公民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这股将他们抛离社会、剥夺他们体面的公民生活的力量。只有当现代工业社会设法驾驭好这种力量，它的社会成员才会认为这是一种可接受的或合理的社会形态。否则，这样的社会就会沦落成为毫无意义、缺乏理性、群魔乱舞的社会，最终变成挥之不去的噩梦。从解决经济萧条及由于萧条而导致的失业问题的途径来看，我们必须求助于适当的经济手段或经济政策工具。可见，它们确实是经济问题。但是，从它们的本源及其带来的恶劣后果来看，它们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们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及心理问题。概括地说，它们是深刻的文化巨变而导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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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使得我们不可能依靠”自然的调节系统”。如果听任其自身的调节，也许有可能在经济方面实现迅速的”康复”。但是这样做，或许还没等到它即将可能实现经济康复的那一天，我们这个社会就可能会因为社会性方面的动荡和问题暴露而早已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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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说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政策的放弃，那你就没有说到点子上。“自由放任”政策意味着放弃严格的监管。经济大萧条和失业问题当然不会需要严格的监管，它们需要的恰恰相反，是积极的经济促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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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与放弃”自由放任”政策完全是两回事，它不是简单地放弃”自由放任”政策，而是难度要大得多的政策设计。只有少数政府在一定的范围内尝试着做这件事，而能成功地设计并实施积极的经济政策的政府更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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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经济层面上的积极促进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需要非常可靠与完整的信息、非凡的政策决策能力与经验以及同样非凡的行政管理技能。这就要求政府官员能集经济学家、政治家、训练有素的管理者的最优品质于一身，同时还要以自身的正直与诚实统领这些优秀品质。这样的完人去哪儿找呢？更何况，社会需要的不是一两个这样的完人，而是要求大部分政府官员都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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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积极的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还要依赖于充分掌握信息的公民（我们不要求是聪慧的），以及一个完全不受公众意见及舆论影响的独裁体制。要想制止或克服经济萧条，就必须制止消费的突然增长。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能确保它的选民能避免圣诞节的激增消费。即使是纳粹德国，它们完全不受选民左右，在面对公众舆论与压力的情况下，它们也从未有效地实施过反通胀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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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对经济萧条的积极经济政策更意味着政府应采购大量的资本商品（资本商品是相对消费商品而言的。一般地能形成固定资产的商品都可以称为资本商品，而即时消费即消失的商品则是消费商品。前者的例子如屋宇、交通工具、机器、武器装备等；后者的例子如粮食、易耗品、假期旅游等。——译者注）。然而，迄今为止，除了军火订单外，还没有一个政府对其他资本商品下过大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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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经济萧条的有效政策要求政府在经济领域采用全新的概念，它既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集权主义的，而是一种共同承担责任的观念。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应该拒绝承担制定与实施这项政策的责任。然而，这种责任对政府的要求又远远地超过已有的任何政府的能力范围。因此，它要求的是一种共同承担责任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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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利维坦（名著《利维坦》（Leviathan）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的代表作。中译本由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记载的一种巨大的海兽，力大无穷。霍布斯以此来命名，意在比喻一个强大的国家。该书为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治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利维坦》体系完备，论证严密，可以同古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遥相匹比。该书是为资产阶级登台论证的一部力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译者注（根据史彤彪的论述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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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能会被剥夺运用生产工具的机会，同时，他又不能完全依靠自己完成生产。这些情况还会导致权力的集中，使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危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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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掌握于政府手中。由于个人的生存依赖于对生产工具的获取，这就使得一个政权有可能完全控制个人，也就使得极权体制变成可能。如果个人能否进入一个生产组织的控制权掌握在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手中，这种控制权就可能被利用，成为对个人的控制。这种控制是十分有力的，即便不掌握着个人的命运，也掌握着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和政治地位。只有在人们敬畏于未知的黑暗力量的原始部落里，我们才会发现同样程度的彻底、完全的控制。工业化革命能增强政府实施完全控制的能力，而在这之前，政府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操控，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得以享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和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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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社会生存完全依赖于他是否能进入到一个生产组织中，这一点又使独裁专制体制有了一种新的魅力。当自由导致社会无法克服长期失业的风险时，自由就会变得不堪忍受，这时，独裁专制就会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进行大规模生产的社会必须要有一个拥有足够权力的强有力的政府来应付长期失业问题的威胁。同时，它又需要是一个有限的、柔和的政府，这样才不至于威胁到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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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独裁专制政权、警察国家和暴政。但是，除了在原始社会的部落里，魔力、禁忌和礼仪控制着人的全部生存，我们尚未看到完全意义上的极权体制——也就是这样的体制，个人本身及其所有的活动完全依附于国家。专制与极权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极权的”集总性”体现为它完全彻底地否定个人。在一种个人可以完全依赖自身而实现生产的文化中，也就是个人可以完全依赖自己而实现社会意义上的生存的文化中，完全意义上的集权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任何独裁专制统治，无论是多么残酷暴戾和专横独断，如果它不能使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听命于它的命令，那么它的专制总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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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只要个人依赖于自身就能实现生产，他就可以把自己武装起来反抗独裁专制和暴政。将”革命暴动权利”视为捍卫自由的最终的和最根本的手段，是传统政治学的真知灼见。然而，在一个完全工业化的社会里，公民完全没有可能去反抗掌握着生产工具的政府。面对轰炸机和坦克，“革命暴动权利”只能变成一种空洞而抽象的概念。即使是”全体罢工”这样的法宝，在极权者的专制统治面前也会变得同样苍白无力。公民们能做的事只有表面上尽量顺从，而在自己的心灵里留出一片空地，来抚慰自己的灵魂。一个极权政府即使不能控制人们的心灵，它却能控制公民的所有活动。可是，如果一种信念永远也不能付诸实施，它又能维持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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