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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生产在技术性要求方面实际上比人类以往任何一种生产系统都要高。一体化过程中需要的新技术要远远多于专业化过程中消除了的技术。然而,所需要的新技术不是手工的,也不是关于工具和材料的知识。它一方面是技术性和理论性的,如对原理及工艺过程的知识;一方面又是社会性的,如组织劳动者以合作无间的团队方式工作的技能,确保劳动者的作业速度和能力相协调的技能。总之,所需要的新”技能”是一种能看明白、理解、乃至于创造出一种生产模式的能力。很显然,从这个定义来看,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甚至是艺术性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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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说明以上这一点的典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美国海军生产舰用战斗机的故事。珍珠港事件爆发时,这种战斗机是经过测试惟一适合于太平洋作战的机型。但是,当时实际只生产了十几架该类战斗机,而且是由一家小型的飞机设计制造厂商完成的。当时,海军马上就需要数以千架这种战斗机,而不是十几架。原来的设计厂家根本不具备如此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他们甚至没有进行大批量生产的蓝图。一家大公司匆匆接手,将自己最好的工厂进行改造,配备了该公司最好的工程师、机械师和技术精湛的工人,匆匆忙忙地开始生产。然而,这家大公司一架飞机也没能生产出来。在理论工作完成之前,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这里所谓的理论工作包括:对飞机的分析;将它分解成组成部件;在将每一个组成部件细分成组件;每个组件再继续细分成单项的作业和动作;然后,再把作业整合成组件;将组件整合成部件;将部件整合成飞机。这些工作完全是纸面上的工作,最终会产出好几百吨重的设计图纸。这个工作完全是根据大生产原理展开的,在飞机专家看来,毫无价值。但是实际生产工作要由以前毫无生产飞机经验的工人来完成,所以,这项工作就是十分必要的。这项工作的进展十分缓慢,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一架飞机也没有能生产出来。但是,一旦这项工作完成了,工厂几乎马上就能满负荷生产,发挥出全部的生产能力。在最后一张蓝图绘制完成后的第5个星期,工厂就能以年产6000架飞机的速度进行生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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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整合,不仅不可能生产出任何产品,而且每个人都会没有工作可做。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社会而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真正能促成生产的因素是一种概念,也有人更愿意称之为”全局眼光”(vision)(vision这个词在管理学中有十分丰富的含义,现在常把它译为”愿景”、“远景”,那是在战略管理文献中常出现的一种含义,是指要看得”远”。但在这里是指一种能看到整体图景的能力,是指要看得”全”,因此我们将之译为”全局眼光”。——译者注),它是一种整体性观念,是一种对完整模式的全局把握。在大规模生产模式中,没有一个人能只依靠自己生产出产品。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作业没有完成,这个模式也会变得混乱无序。整个组织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所有的生产都会因之而停止。在大规模生产模式中,没有哪项作业是”决定性”的,也没有哪一项是多余的、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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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作业的本质特征,实际也就是大规模生产技术的社会秩序,是在”专业化”和”一体化”的相互作用之中、在非本质的和可替代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中,以及本质的和不可替代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中体现出来的。结果表明,大规模生产的社会秩序基本上是一种等级秩序,当然是一种特殊的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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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关于中世纪人们如何建筑教堂的微不足道的知识告诉我们,当时人们也是以专业化与一体化相结合的生产模式进行教堂的建筑的,这与现代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十分相似。其他可类比的例子如:原始部落的宗教仪式舞蹈;剧院里的表演,一群演员按照几乎相同的原理共同完成戏剧的演出。交响乐团的演出是更加贴切的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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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类比只是用来说明大规模生产秩序的特殊特征。部落宗教仪式中的舞者知道自己在这个仪式中只有少量的”戏分”,不可能有”重头戏”,因为重头戏要留给头领们。但是,如果他的动作和头领的动作十分相似,他就能理解”明星人物”的作用,也就能把握全局,理解自己的动作与全局的关系了。同样,交响乐队的定音鼓手永远也不可能替代首席小提琴的角色,更不用说指挥了。但是,他必须能识乐谱,甚至还要比较熟练地识读乐谱,否则他就不能跟上节奏,及时完成自己的动作。建筑教堂”生产线”上的学徒、非熟练帮工与大工匠师傅、艺术家之间,及他们与教堂本身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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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生产的社会秩序中,作业与作业之间、职位与职位之间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专业化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对后面的工序根本没有直观的认识,甚至连一点肤浅的知识都没有。自己的工作与产品的关系更是模糊不清。只有处于顶层的少数人——拿交响乐队来做比喻,那就是指挥——能够总体把握、明白每个人的工作与整体的关系。他们心中有一个整体模式,他们理解它的秩序,掌握着整体运行的经验,有远大的全局眼光。但是,在下面具体工作的人,什么也看不到,看到的只有混乱、无序和莫名其妙。离顶层越远,你就越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秩序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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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生产秩序只有依赖于”一体化““整合”才能达到浑然一体、高效率的境地,而一体化则需要很高程度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想像力和智慧。它还要求组织中的每个成员的理解和支持,其程度超过任何传统社会的要求。如果说公民素质(citizenship)是指社会的个体成员在智力层面上参与到全局之中,那么公民素质在大规模生产秩序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大规模生产秩序中,公民素质也变得更难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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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困难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局限于体力劳动者。新生的工业社会的中产阶层,包括责任心强、被雇用的低级技工、工程师、监工、会计、统计师及部门经理等,同样会发现,自己和体力劳动者一样会觉得,如何将自己的工作整合到整体之中是一件困难的事。而这个阶层是所有现代工业社会里增长最快的阶层。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个阶层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处于决定性的位置。正如一位苏联哲人在25年前所预言的那样,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朝向一无所有者的胜利,而是朝向办公室阶层(secretariat)的胜利。然而这个阶层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如此缺乏理解,就如同操作机器的人缺乏对机器的了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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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沟通的缺乏”(用了一个完全技术性的词汇,但说的却不是技术问题)是现代工业中固有的问题,也是现代工业社会秩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确信,这个问题无法通过机械的方法加以解决,也不可能通过公众媒体、良好的意愿或演说来解决,更不可能通过现代管理的魔法——所谓的”组织结构图”加以解决。它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如果不能建立起畅通的”沟通”,那么,大规模生产原理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种能发挥作用的社会秩序原理。如果社会成员不能看到社会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成员总是不明白自己的工作及目的与他所处社会的目的与模式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工业社会本身就不能正常运转,甚至会难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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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2章 现代社会中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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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亨利·福特来说,机器是新社会的新的、重要要素。但是,事实上,新的要素不是机械主义,而是一种组织:现代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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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工业国家中,企业已成为最具决定性、最具代表性、最具权力的组织。无论它采用何种形式,可能是美国式的私人所有、独立经营的公司;或者是英国式国有工业中政府掌控的企业;还是完全由政府控制、国家所有的经济中的苏联”托拉斯”形式,它们本质上都是同一种组织,都是其核心的组织,而且形式相似、行为相似、面临的决策问题及困难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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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industrial enterprise)是一种相当自治性的组织。它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及原理。它不是国家的创造物,它的权力也不是来自于其股东或其他所有者的授权,事实上,在几乎所有国家里,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几乎完全分离。企业的运转基本上不受国家的控制,甚至连政治体制或政治信仰上的激烈巨变也不会对它产生多大的影响。它是近500年来,在我们的社会中诞生的第一种具有如此自治性的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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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企业很重要,地位十分突出,它仍然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它甚至连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和理解的专门名称都没有。“大企业”(big business)尽管是一种字面上的描述,但也是一种让人觉得是一种含有情绪因素的称谓,带着抵触情绪和挖苦意味。另外,这个词在实际使用时常指私人所有的企业,如果把这个词用到田纳西州山谷管理局或英国煤炭委员会身上,人们总会觉得很别扭,尽管它们的确是”大企业”。“公司”(corporation)一词是我在我最近出版的书籍(《公司的概念》(纽约:约翰·戴公司,1946)。英文版的名字是《大企业》。——原注)中使用的称谓,但这个词只有在美国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而且,即使在美国,这个词也只有十分狭窄的法律含义,例如,它不包括原子能委员会这样的巨型垄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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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的”工业企业”一词显然也不能完全合乎要求。它不是一个常用的词。人们对它的理解通常也不包括工会组织,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工会组织是企业组织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个词仍是迄今为止最理想的称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是,我们也只好使用这个称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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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个新现象不仅缺少合适的称谓,更缺乏深入的理解。工业国家的每个人,当然也包括美国人,将企业看成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现象,自以为对它已经很熟悉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人真正对它进行长期的观察,更不用说对它进行研究和分析了。在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进行批评的海量文献中,它甚至很少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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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仍然这样看待、谈论工业社会的基本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体制”的改变而得到解决。所谓的体制就是指政治体系的上层建筑。其实,真实的问题是在企业之中。不是体制问题的解决决定了企业的结构,而正好相反,是企业问题的解决造就了我们未来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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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无关紧要,这些不同意识形态的争斗充斥着我们的世界。类似的观点由詹姆士·伯纳姆在10年前的《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中提出。事实上正好相反,正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人们对这种新组织的秩序才有完全不同的基本观点。因此,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具有决定性的。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大问题是:我们应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信仰来解决企业问题;我们解决企业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对于那些信奉西方价值观并想发扬光大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根据自由社会的信仰和价值标准来建设企业。我本人希望企业是一种基层的自治性组织,既不要被中央政府吞没,也不要依赖于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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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马上就会争辩说,大型工业企业没有我说的那么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因为它们在数量上毕竟只是少数。当然,从数量来说,它们只占据经济总量的一小部分。在美国,它们占据着大约不会超过1/4的经济活动总量。即使在苏联,连农场都被组织成大型工业企业,但是绝大部分民众似乎仍生活在企业系统之外,企业系统似乎没有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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