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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期间，发生在德国钢铁工业的”家族王朝”身上的故事也十分相似。德国的每一家大型钢铁企业原先都是由某个大亨创建的，它们都由某个家族牢牢地控制着。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最大的家族企业被迫合并成为”德国钢铁托拉斯”（German Steel Trust），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家族仍然控制着股份，并希望控制企业的实际经营。无论是在共和国时期，还是在希特勒时代，尽管泰森、克虏伯、克洛克纳等家族名望日隆，但他们对自己的企业的实际控制却渐行渐远，实际控制越来越多地旁落他人手中，而这些人正是他们”雇来的帮手”——职业管理者。弗利兹·泰森（Fritz Thyssen，（1873-1951），德国著名工业企业家August Thyssen(1842-1926)之子，于1926年继承父亲的”钢铁王国”，并于1928年将他父亲的”联合钢铁公司”（United Steelworks）扩展成为一家控制德国75%的铁矿石资源、雇员在20万以上的巨型钢铁公司。他因支持德国纳粹党和希特勒备受争议，他的自传《我为希特勒埋单》（I Paid Hitler）记录了他与希特勒的交往。——译者注）在描述他与希特勒关系的书中就描写了他自己对这种变化的强烈震惊和迷茫。同样的故事，在相同的时期也在英国上演，英国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帝国化学以及英国的大型钢铁公司，都没有能逃脱相似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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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毫无疑问，两权分离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尽管人们讨论的最多的问题，即所谓管理者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与这种分离毫不相干，但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人们仍然认为大企业的管理应基于财产所有权。然而，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不仅是顺乎自然的，而且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它清晰地表达了一种思想，那就是，企业的经营不是为了某个群体的利益——所有者、工人或消费者，而是为了社会的利益，也就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文还有详细论述。如果没有这种分离，我们就无法面对和解决工业社会的基本政治与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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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会断言说，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只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确，他们可以把这种分离视为资本主义内部瓦解的一种象征。但是，无论是谁掌握着所有权的合法权益，同样的进程都会发生。在英国，关于管理的独立性的最佳案例来自国有化企业，它们都是该国最大的企业。英国煤炭委员会、英国运输等大型企业，在它们成立后几年的时间里，它们的管理层就几乎完全不受其法律上的所有者——国家的控制了。这与大型的私人所有的美国企业毫无二致，管理者的实际经营不受所有者控制。他们的政策、决策及运作模式必然是”企业导向型”的，他们以职业管理者的方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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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是一个多极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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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pluralist society，类似plura sole society。在这里意指现代工业企业作为一种”自治”性的组织，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的”极”，与国家一起形成工业社会的权力多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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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一种”独立自治”的组织。它的权力和职能不是来源于其所有者的动机、目标或权力，无论他是谁。它的结构、目的和宗旨也不是来源于某个政治或法律组织。它有它的”天性”及自己的规则。历史地看，今天的企业（enterprise）是昨天的企业（firm）的继承者。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认为现代企业是国家的创造之物，只是法律上的一种虚构（legal fiction）。然而，无论是从它的本质，还是从职能来看，现代企业都是自成一体的独特存在（sui generis）（Sui generis是一个拉丁语短语，意为”独特”。例如，一项sui generis制度是专为满足某特定事项需求而创设的制度。现在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领域使用很多。比如，对制定适用于传统知识保护的sui generis制度的呼吁时有耳闻。Sui generis知识产权已有数例，诸如作物培植者权（得自《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公约（1991）》）和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保护（得自《集成电路知识产权华盛顿条约（1989）》）。在传统文化表达领域，WIPO-UNESCO《保护民间文艺表达免受违法利用和其他损害示范法（1982）》规定了对于民间文艺表达的sui generis保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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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对企业施加任何的控制，也不是说工业社会将会蜕变成工业封建主义，实际权力将转移到工业企业手中，而国家则沦为徒有虚名的傀儡。恰恰相反，工业社会需要一个更为强大、更为有力的中央政府。企业不可能替代国家政权。管理层及工会的权力必须有所限制，对他们的行为有必要进行监管。必须要密切注意，确保国家的主权地位不受大企业或大工会的侵蚀；要确保它们完全服从于国家政策和全社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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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家和企业的组织必须依据相同的理想和原则。如果企业的理想和价值观与国家的相左，那么，这个工业社会将难以长存。这种不和谐可能会导致持续的摩擦与冲突。国民需要这样的一种代表性组织，它能充分实现社会理想，而这种理想的实现是一个社会存在的根基。如果企业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理想或者是不能充分地实现这个理想，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和凝聚力。此时，要么是这种社会理想变得毫无意义，要么是这个社会将被淘汰，失去公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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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也必须处于良好的组织与控制状态之中，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正常运营。经济政策和政治控制当然必须集中在公共利益方面。但是，如果为了公共利益，不能满足企业的基本需求，社会本身就会变得四分五裂。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处理好这两方面的需求，我们就不能维持一个自由的、有效率的社会。要么是为了效率而牺牲自由，我们的社会就会沦为极权社会；要么是为了自由而牺牲效率，我们的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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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的出现可能预示着，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中的主导趋势将会出现根本性的扭转。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极权国家标志着一种历史倒退，它标志着自15世纪以来国家作为社会的单一中心、单一聚焦点、单一权力形态这一趋势开始走向荒谬，走向充满罪恶、邪恶和非理性的深渊。企业无疑是自15世纪以来出现的第一个具有独立的自治性质的组织。现代政党及现代军队都是现代世界中的组织，而且是十分重要的组织，但是它们附属于国家，而且受国家的控制，尽管有些政党开始时就像不受欢迎的私生子，国家作为”父母亲”极力想把它堕掉。然而，企业，无论是从起源来看，还是从它的职能来看，都独立于国家。与其说它是国家的一个”器官”，还不如说它是社会的一个”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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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社会的问题实则是多极化组织的问题（pluralist organization）。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不再是只有一个主导者，而至少有两个：国家政权和现代企业。它们必须和谐相处，否则就会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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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3章 对企业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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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作为一种新生组织，它主要有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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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规模上来说，它必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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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来说，工业企业催生了两类新的阶层——一类是以工业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及工会领导为代表的新统治阶层，一类是由技术骨干、专家、领班、会计师及中层管理者组成的新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尽管也享有相当的权力和巨大的社会声望，但他们受雇于人，具有依附性和从属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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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它履行的社会职能来看，它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但同时又是政府性的和社会性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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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0年以来，“大者的诅咒”（curse of bigness）一直是美国政治辩论中耳熟能详的主题之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持有这种观点，那就是，“大”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还缺乏效率，更不用说是受欢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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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经济性、社会性及可管理性等方面看，企业的规模总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被”大企业”的反对者奉为楷模的、今天所谓的”小企业”，如果以过去的标准来看，依然是大企业。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我们需要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而是大企业的理想规模是什么，如果超过这个规模就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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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这个词的词义变迁是反映大规模生产革命性影响的完美注脚。五六十年之前，所谓的”大企业”有时也被戏称为”大章鱼”（octopus），是指雇员在20005000人之间的经营单位，而小企业则指由一两个人所有并经营的作坊（workshop），雇员数一般不超过100人。如今，在美国的重要行业中，所谓的”小企业”是指雇员数在500010000人之间，由一个大约有200人左右的管理团队负责经营的企业。现在，我们可讨论的只有大的程度。在工业社会里，我们不可能回归到”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工业企业从本质上来说，必然表现为权力、资本投资及人员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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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规模的变化也遵循同样的规律，75年或100年前，熟练的手工业者组织起小型的工会（chapel），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的工会组织都是全国性的。这种对比，犹如维多利亚时代的”机器作坊”与现在的巨型企业的对比。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大型工会组织的某个地方分支也很庞大。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福特分会就有65000名成员，它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这些工人工作的地方——福特红河工厂一样，在美国汽车工业中独一无二。当然，这是体现这种发展规律的一个极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