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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的出现可能预示着，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中的主导趋势将会出现根本性的扭转。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极权国家标志着一种历史倒退，它标志着自15世纪以来国家作为社会的单一中心、单一聚焦点、单一权力形态这一趋势开始走向荒谬，走向充满罪恶、邪恶和非理性的深渊。企业无疑是自15世纪以来出现的第一个具有独立的自治性质的组织。现代政党及现代军队都是现代世界中的组织，而且是十分重要的组织，但是它们附属于国家，而且受国家的控制，尽管有些政党开始时就像不受欢迎的私生子，国家作为”父母亲”极力想把它堕掉。然而，企业，无论是从起源来看，还是从它的职能来看，都独立于国家。与其说它是国家的一个”器官”，还不如说它是社会的一个”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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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社会的问题实则是多极化组织的问题（pluralist organization）。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不再是只有一个主导者，而至少有两个：国家政权和现代企业。它们必须和谐相处，否则就会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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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3章 对企业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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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作为一种新生组织，它主要有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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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规模上来说，它必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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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来说，工业企业催生了两类新的阶层——一类是以工业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及工会领导为代表的新统治阶层，一类是由技术骨干、专家、领班、会计师及中层管理者组成的新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尽管也享有相当的权力和巨大的社会声望，但他们受雇于人，具有依附性和从属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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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它履行的社会职能来看，它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但同时又是政府性的和社会性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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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0年以来，“大者的诅咒”（curse of bigness）一直是美国政治辩论中耳熟能详的主题之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持有这种观点，那就是，“大”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还缺乏效率，更不用说是受欢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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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经济性、社会性及可管理性等方面看，企业的规模总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被”大企业”的反对者奉为楷模的、今天所谓的”小企业”，如果以过去的标准来看，依然是大企业。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我们需要大企业，还是小企业，而是大企业的理想规模是什么，如果超过这个规模就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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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这个词的词义变迁是反映大规模生产革命性影响的完美注脚。五六十年之前，所谓的”大企业”有时也被戏称为”大章鱼”（octopus），是指雇员在20005000人之间的经营单位，而小企业则指由一两个人所有并经营的作坊（workshop），雇员数一般不超过100人。如今，在美国的重要行业中，所谓的”小企业”是指雇员数在500010000人之间，由一个大约有200人左右的管理团队负责经营的企业。现在，我们可讨论的只有大的程度。在工业社会里，我们不可能回归到”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工业企业从本质上来说，必然表现为权力、资本投资及人员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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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规模的变化也遵循同样的规律，75年或100年前，熟练的手工业者组织起小型的工会（chapel），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的工会组织都是全国性的。这种对比，犹如维多利亚时代的”机器作坊”与现在的巨型企业的对比。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大型工会组织的某个地方分支也很庞大。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福特分会就有65000名成员，它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这些工人工作的地方——福特红河工厂一样，在美国汽车工业中独一无二。当然，这是体现这种发展规律的一个极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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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大”视作现代企业的形体特征，其实，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形体”上的，更重要的是，它对企业本身及社会的本质也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就像是集沙成丘，尽管你可以说它是”一大堆沙粒”，但是它已经成为完全不同于沙粒的事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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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及工会的”大”的特点带来了以前从未出现的社会控制问题。要理解它们的”新”和”复杂”的特点，只要看一个例子，以前垄断的概念主要是指为限制贸易而故意采取的行动，现在的情况则是，某些企业本身并没有垄断的行为和意图，仅仅是由于规模巨大，就被指控成市场控制者，指其造成垄断的种种恶果。现代工业经济条件下，企业及其正常转行所需资本巨型化的特征，使人们对垄断问题的关注，由经济层面转向社会层面。现在的问题是个人或小而年轻的企业能否进入一个行业的问题，而不是高价格或限制产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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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现代企业的”大”，使得人们格外关注它的稳定性和存续能力。大企业是万万不能崩溃的。大企业一旦崩溃，就会带来失业、金融动荡、已建立的贸易关系突然中断等问题，严重危及社会的经济稳定。因大企业的资源散失而对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将会是巨大的。机器、厂房设备及人员组织只有整合在一起时，才能发挥出最大的生产能力，如果分开，即使不会完全失去，也会失去大部分生产能力。大萧条期间崩溃的庞大工业企业帝国，如英萨尔（Insull）、克鲁格（Kreuger）等公司，尽管它们有偷工减料之嫌，政府还是不得不通过破产程序将它们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所有工业国家破产法近20年的变化都表明，第一位是要保全当前的”问题公司”，也就是要完好地保留公司的机器和人员的整体组织，而不是首先满足任何团体的索赔要求，无论他是债权人、工人还是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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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化的特点也对企业本身的结构产生了本质性的影响。现代企业需要一个管理团队，它的职责是对企业负责，而不是对任何团体——所有者、工人或消费者负责。“职业”管理层的出现也许是企业作为一种组织的最好证据。管理层的组织、它的有效运作、合格的高层管理者的选拔、培训与发展以及管理者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等，不仅成为企业本身关注的问题，同样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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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工会的领导同样也要执行管理职能。他的主要职责同样也是向工会负责，而不是向它的成员负责。工会的负责人能否很好地履行其职能同样也是社会关注的问题，其关注程度丝毫不亚于对企业管理层能否履行职能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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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大型化特点还导致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以前的纯粹关系转变成带有政治色彩和社会性的关系。管理者为了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还必须对企业的所有成员行使类似政府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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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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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的出现还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结构模式，它导致了两个新的阶层的出现，一是由高层管理者组成的新的统治阶层，一是新生的中间阶层。六七十年前，它们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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