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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生中间阶层的出现可能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代表了大规模生产社会最重要的变迁。这个阶层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而且一直还会保持快速发展。例如，在美国，188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当时受雇用的中间阶层只占到就业人口的不到10%，但是到了1940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为25%，1950年的普查中，这个比例可能会变成1/3。从绝对数量来说，这就意味着中间阶层及其家庭成员的人数由500万增加到4500万5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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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所有旧的阶级都失去了它们赖以存在的基础。大规模生产革命彻底摧毁了200多年前开始的”旧体制”，以土地拥有为特征的贵族阶层，他们昔日所拥有的权力和荣耀已成为历史烟云。大规模生产同样也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权力，包括商人、银行家和资本家。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典型例子就是大商人寡头政治的逐渐没落——包括伦敦的”伦敦城”，纽约的”华尔街”，波士顿的”道富街”（沿用道富环球投资管理(State Street Corporation)的翻译，以银行业而著名。道富公司成立于1792年，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是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提供商，为全球投资者托管资产达85000亿美元，管理资产达9000亿美元。道富公司是美国第一大的共同基金服务公司。——译者注）。就在20年前，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的首选就业目标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而现在，他们会到钢铁公司、石油公司或汽车公司去谋职。这不是说对生产而言，资金变得没有工业生产能力重要了，而是因为旧的资本巨头已经失去了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其证据就是，金融的控制中心已经由华尔街转移到华盛顿的相关政府机构，由伦敦城转移到英国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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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角度看，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只不过是对工党的一个流行的、但已过时的政治口号的礼貌性遵从。很久以前，包括英格兰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都完全顺从于政府，以至于一段时间内，它们都成了政府债券的”仓库”了。在工业经济中，伦敦、纽约、波士顿、阿姆斯特丹、巴黎、柏林、法兰克福以及维也纳，留给国际银行业务、国际资本流动及国际商品贸易的空间非常小，而这些正是”资本家”统治阶层的权力及地位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作为政治意义的象征，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类似地，摩根财团的储蓄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的彻底分离也是如此，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这两个事件标志着”金融资本主义”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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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也下降了。70年前，正是这个前工业时代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力军。它由小工商业主、独立的手艺人及自耕者组成，它实际上是当时惟一的中间阶层。如今，从数量上来说，它与以前相比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它的重要性却大大地下降了。1880年，他们占美国总人口的37%，1940年则下降到18%，而且这种减速的趋势还会加快。至此，它不再是社会进步的惟一通道，甚至不是最主要的通道。1949年，美国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都希望能谋得一个管理职位。名义上独立的工商业主在很多情况下变得有名无实，实际上成为现代企业的一部分。所谓独立的汽油经销商，只不过在为一个公司卖汽油，加油站是该公司建的，油价也是该公司制定的。所谓独立的汽车经销商，只不过是在某个汽车厂家许可的条件下，以该厂商确定的价格出售汽车，而且这种授权还可能被收回。这只是众多类似的例子中的两个，类似的情况极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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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的眼光看，最重要的现象是产业工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都已经度过了巅峰期，而产业工人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第一个孩子”。在美国，1940年产业工人占总人数的比例与70年前相差无几，不到40%。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比例在未来总还是要下降的，尽管目前似乎还没有开始。新兴工业部门中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已远远小于传统产业部门，而工业中间阶层的比例则远远高于传统产业部门。随着传统产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它们也将雇用相对较少的工人，而雇用更多的属于中间阶层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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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工人阶级内部，非熟练劳动向熟练劳动的新的转变已经开始，使得近50年来的发展趋势出现了逆转（请参阅《国民就业中的工业化和职业化趋势》中有关19101948年的趋势分析，《研究报告》（Research Report）第11期，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49年。——原注）。非熟练工人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工程中的不完美，因为非熟练工人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由机器替代，做得更快、更好，而且价格也更便宜。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机器代替非熟练工人，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员设计、制造、调试、保养和维修机器。所需要的新的技能不是体力上的劳动，尽管他们都被称为技工。新技能基本上属于脑力劳动，包括工程原理知识、制图、应用数学、冶金、生产工艺等。越来越多的工人正在变成新生的工业中间阶层中的一员，成为新的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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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在玻璃行业，体力劳动者几乎完全没有了。仅有的第一线工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受过高水平培训的高薪专家。如果发生问题，他们知道怎么处理。设计、装配、保养和维修部门取代原先的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它们的总人数很可能多于被机器所取代的体力劳动者。这种趋势的另一个例子是化学工业。在诸如石油化学和塑料化学工业等比较新的领域，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体力劳动者，而那些受过培训、教育、有技能的劳动者则随处可见，他们的数量还会持续增长，以保持工厂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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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指的是哈佛大学的萨姆纳·斯利克特。——原注）称我们的社会为”劳动者”社会（laboristic），这也许是对过去50年的高度概括，但不是对未来50年的恰当描述。我们可能会对欧洲最著名的大规模生产的社会问题专家乔治·弗里德曼（参见乔治·弗里德曼《自由化与专业劳动》，《国际社会学手册》，第1期，巴黎，1946年。——原注）所预言的”工人阶级将被新生的中间阶层所替代”表示怀疑。但是，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比重肯定不会继续加大，至少在过去的70年中，没有产生任何的增加。而新生的中间阶层无论是在总人数，还是人口比重方面都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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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三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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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本质的探寻，我们可以从它的职能角度进行。企业是一种组织。那么，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组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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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首先是一种经济组织。它肩负着执行关键经济职能的责任。它是工业社会里的主要的经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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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企业，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其”集总性”。作为一种生产组织，企业实际上是将一群人按照确定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机器工具的确定关系组织在一起。在企业中，人自己，无论他是工人，还是经理，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实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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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必然需要大额的、长期投资。今天的投资也许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会带来产出。即使开始有产出之后，也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持续产出，才能实现投资的收回。对机械设备、厂房和机器等而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仅如此，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一点对于物流系统、销售系统，甚至产品本身而言也是正确的。它同样也适用于人力资源，我们同样需要对人力资本进行大量的前期投资，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会看到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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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经济中的时间单位和前工业经济中的时间单位就完全不同了。工业生产中的”现在”不是指某一个时刻、某一天或某一年，而是指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它可能是指某个设备实物生命的某个周期。在工业经济中，“现在”的界定总是以”未来”为着眼点。由于时间单位的变化，使得传统的词汇，如”利润““收入““成本”等等，在工业经济中有了全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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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企业又是”政府性组织”，不可避免地、必然地履行政治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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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控制着人们能否进入一个生产组织的权力，而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一旦脱离了生产组织是无法自己生产的。因此，可以说企业控制着公民的生存。毫无疑问，无论是谁，只要它能控制公民的生存，它必然掌握着相当的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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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组织的加入如果不是决定着公民权的方方面面，也至少决定着公民的社会有效性。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不同的，有的是为了生存，有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状况，有的则是完全听从天意的安排，有的则是为了战争。但是，群体生产的社会组织都需要有这样一个架构，它能使其中的每个成员愿意发挥其能动性，能通过这种群体生产获得社会地位与声誉，并获得社会的认同。在西方社会，一个人的声望主要来自于他所从事的交易活动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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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有效性取决于个体进入的生产组织不是一条普适的原理，它至少适用于工业社会。如果说，我们能从大萧条中总结出什么的话，那就是失业会导致社会有效性的失去，失去了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及自尊。实际上，除了名义的公民身份以外，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文献可以参阅，尤其是E.W.Bakke关于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原注）。可以说，长期失业将掳夺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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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企业内部，也像是一个”政府”。工业生产组织需要基于”权威服从”的内部秩序，也就是说在企业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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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的掌权者也行使着一些常规的类似政府的职能，也制定”法律”，规定每个人的行为准则、解决冲突的规则等，规定并实施违规行为的处罚。企业可以通过解雇而使个人面临失业威胁，也就是失去进入一个生产组织，实现社会有效性的可能性，这种处罚权力实际上很大。用传统的语言来说，企业的权力远远大于”最低权限”（low jurisdiction）。只有在极权国家里才会出现资本惩罚的”最高权限”（high jurisdiction）。但是企业拥有律师们常说的”最高权限”的替代性权力——就是能实际上废除或终止公民权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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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其成员还拥有相当大的执行权。企业所做的决策及其所设定的政策能直接影响到个人的生存、未来及其社会与经济地位。它决定员工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它将一群原本无组织的人员组织成一个有着特定职能的生产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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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冲突也能体现出企业的政府性本质特征。这种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权力的冲突。工会也想分享企业决定个人能否进入某个生产组织的权力。它要求将个人是否是工会成员作为聘用的条件之一；要求企业在实施解雇等惩罚措施时要以工会同意的劳资协议为依据；并要求采取一个有工会参加的正式程序具体执行这些措施。工会还会使出最后的杀手锏——组织罢工，使企业不能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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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争夺企业成员的”效忠”的冲突。无论在哪里，当我们谈及”效忠”问题时，我们都是在讨论有关政府性组织的问题。效忠是政治权威的基础。从”效忠”这个词的词源来看，它是指封建领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这清楚地表明了效忠与权威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使用大部分政治与社会术语时不是十分严谨，但惟独在使用”效忠”一词描述一个权威及其臣服者之间的关系时，却十分准确和严谨。我们将权威及其臣服者之间的关系称为政治关系，而这种关系赋予权威治理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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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任何一个政治组织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保证自己能正常行使权力。马基雅维里告诫我们，在我们努力寻求一个”好”的政府之前，我们首先要保证有一个能正常行使治理权力的政府，也就是一个”正常运行”的政府。要实现”正常运行”，就需要解决很多的问题，诸如企业管理层的职能如何规定、组织形成、什么样的管理人员是合格的、如何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以及管理层内部有序、合理的接替等。这些看似属于管理层内部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影响到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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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还有管理层对其管理对象、企业成员的责任问题。就像其他任何政府性机构一样，要保证管理行为是合法的，也就是说权力的执行是为了服务于其管理对象的利益。但是，对企业的管理者而言，他的第一责任是保证经济效益。这就是企业的经济性职能与政府性权威之间的根本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工会的出现，并决定了工会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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