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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将企业视为社会性组织是一种很古老的观点。它甚至出现在现代工业体系出现之前。它第一次是由法国的”浪漫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尤其是傅立叶和圣西门。那是在19世纪刚开始的几年，而我们现在所称谓的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那以后很久的事。但是，直到上一代，人们才重新发掘出这个古老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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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这个重新发现都有贡献，我们在这里只列举其中的几个代表性研究。在美国，这方面最著名的研究莫过于埃尔顿·梅奥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领导的霍桑实验，这个研究是在芝加哥的西屋电气公司进行的。梅奥在《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以及《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两本小册子中总结了该研究的成果。对这个研究更详尽的介绍是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合著的《管理层与工人》以及T.N.怀特赫德的《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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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贝克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重点也完全不同，但他的研究成果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他主要研究了美国及英国的失业工人问题。A.W.琼斯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俄亥俄州阿克伦市进行的调研则采用了另外的方法，他的研究成果以《生活、自由和财产权》为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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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综合的研究之一是通用汽车于1947年举行的员工论文竞赛，共有17.5万名员工提交了题为”我的工作以及我喜欢它的原因”的自撰论文。当时没来得及出版如此庞大的第一手资料，到1949年以《员工个人心理学》（Personnel Psychology）为名正式集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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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之外的研究，我在这里仅举几例。保罗F.拉扎斯弗尔德和玛丽·雅霍达研究了20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的失业影响问题，主要研究失业给个人、家庭及社区带来的影响。以梅耶斯教授为核心的许多英国工业心理学家，做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还有法国的乔治·弗里德曼，他的研究成果尤为杰出，尤其具有原创性，特别是1936年出版的《进步中的危机》（La Crise du Prog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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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这些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尽管它们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重点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最终结论都一致表明，工厂社区是一种切实的存在。实际上，企业的员工将工厂社区视为实现其社会理想与信念的真正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和决定性意义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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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表明，对个人来说，没有什么需求比社会地位及社会职能的实现更重要。如果这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带来严重的个人不满意及社会不满意，导致压力和挫折感，最终将危及企业的所有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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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满足个人的社会地位及社会职能需求，不仅是为了抚慰员工，更主要的是为了保证自己能正常运转。现代工业企业要能够正常运行，首先要保证它的每一个员工，包括最微不足道的清洁工、推车的小工，都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他的工作，要持一种”管理者的态度”，将自己视为企业的一分子，是企业的”公民”，而不是被统治的”对象”。现代企业要求每一个员工都能发挥出他的潜能、创造性，要求员工之间精诚合作，这些要求要比以往任何一种生产组织都高得多。对现代工业企业来说，人力资源是它最大的资产，但常常又是使用效率最低的资产。在现代企业中，员工越是将自己视为企业的一分子，将自己视为企业的”公民”，越是以管理者的态度进行工作，这个企业的产出和效率也就越高。生产率及工作效率的根本促进因素常常是社会性的、精神层面的，而不是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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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社会性组织，现代工业企业就成为特定社会组织原理的载体，也就是大规模生产原理的载体。这个社会组织还会有它自己的问题，要求建立起个体成员与企业之间有效的特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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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工业企业的成员确实将它看成是工业社会的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通过工厂社区，工业企业为企业员工提供了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能，由此而实现它的社会信仰和承诺。如果不是这样，社会代表性组织的秩序就会违背时代精神，这只会带来社会精神层面的分崩离析，或者是企业职能的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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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一个经济性、政府性和社会性组织，这三种性质集于一身，而且同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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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或社会性层面设计解决企业特定问题的方案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只有当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既能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又同时符合企业三种性质的要求，它才可能被企业所接受。如果一个方案只能解决经济层面的问题，却与企业的政府性或社会性特征相抵触，这样的方案不可能被企业接受，而且断不可行。它只会加重待处理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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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努力采用一种整体观点，将企业视为同时发挥三种不同职能的一个有机整体。当然，在剖析工业社会时，我们需要将三种职能分开来讨论，以便我们深刻地理解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但是，在构建工业秩序的原理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企业的三重职能，把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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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业绩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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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成员来说，企业的政府性和社会性职能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企业本身来说，甚至对社会来说，它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经济组织，其经济职能是最重要的，相对于其他职能而言是首要的。对企业本身而言，经济性职能之所以是首要的，因为企业的生存延续依赖于它出色的经济业绩；对社会而言，经济性职能之所以是首要的，是因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经济业绩是企业存在的目的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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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有记载的历史来看，我们从没听说过一个政府性、社会性组织服从于经济业绩优先原则。庄园的封建领主要养活庄园的成员，但粮食生产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它的主要目的是政府性的和社会性的。从”市场”的已有发展史来看，它将经济性职能放在首位。但是它从本质来说并不承担政府性和社会性职能。实际上，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的重农学派将经济性职能和政府性职能截然分开，意在确立这两种职能完全的相互独立性（卡尔·波拉尼在《大转变》（纽约：Farrar & Rinehart, Inc.，1944。1946年在英国以《我们的时代起源》为名出版）一书中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种分离观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导致了市场的经济原则和社会生存之间的冲突，解释了市场体系崩溃的原因。——原注）。然而，在企业中，这种分离绝不可能，因为这些职能是由同一个组织承担和实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企业具有决定意义的职能、决策的标准及成功的度量尺度，都是经济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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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一点带来了企业诸多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它意味着企业里存在着潜在的经济冲突：包括工资问题，工人对技术进步的抵触，对盈利性、利润的否定。它还意味着企业的政府性问题，也就是管理层作为”合法政府”的问题，及其导致的工会的出现，而且永远以管理层及企业的反对者的形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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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工业企业的经济职能凌驾于其政府性和社会性职能之上，这是一件以前从未出现的新事物，有必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因此，在正式进入工业秩序问题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要说明，为什么获利性是企业的第一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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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4章 “避免亏损”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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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囿于前工业时代的思维方式，“利润”这个概念先入为主地占据了我们的思想，正是这种现象的最好证据。其实，工业经济的核心问题不是”利润”，而是”亏损”。工业经济的焦点不应是期末能得到多少盈余，怎么证实，怎样进行合法的索取；而应关注经营中不可避免的、真实的风险，着力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风险，避免出现日益严重的亏损、赤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