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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辩基本上都是道德上的，比如：利润的合理性，资本的公平回报，劳动者的应得权利与合理要求，等等。如果我们不再去讨论投资的利润问题，无论是资本性投资还是劳动力投资，而是讨论远期成本和生产率提高问题，我们就会获得一种全新的思路，这些问题就不再是道德辩论，而是经济职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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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个企业对整个经济的远期成本储备所做的贡献，也就是承担不成功企业的部分远期成本，这部分储备显然不能保留在该企业中，而是应该转移出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十分浅显的道理。否则，整个经济很快就会被为数不多的几个极为成功的企业所把持。同样地，因生产率提高而释放的资源也应重新分配，以免新的企业获取生产性资源的通道被切断。但是，向股东的转移是否是增加经济储备的可能性的最好方式呢？更高的工资水平、低物价或者是竞争性资本市场中的资本积累机制，哪种才是促使资源释放得以实现的最理想的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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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指望这些问题能从纯粹的经济职能的角度得到彻底的解答，毕竟，它们涉及到不同权力集团的经济立场，也触及到这些集团对社会结构的基本认识。但是，如果从经济职能的角度讨论这些问题，至少可以让以前那种本质上是道德的、政治的争辩停息下来。以前的争辩尽管使用的是经济学词汇，但本质都是道德上的，大部分的论题是”利润”的本质、功能、合理性及其分配，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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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每个问题都代表着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这项工作要远远地超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革命”，能够带来政治经济学真谛的真正复兴。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构建一套工业经济学的理论，而是要将工业企业作为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组织加以研究。如果我们能确立企业行动与行为所遵循的原理，那么，我们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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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有把握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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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所遵循的原则、它的行为、实行的政策及所做的决策，与所谓的”利润动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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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工业企业的”大天使”会像最贪婪的”资本家”一样，会将盈利性作为企业的行为和政策选择的首要原则。最忠诚的人民代表，他们即使在梦中也不会偏离党的基本路线，但同样也会这样做。迄今为止，只有共产主义理论真正将盈利性视为工业经济中的决定性因素、最值得思考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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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性作为工业生产的最终决策标准，与企业家追求利润是两回事，两者毫不相干。事实上，它与任何个人的动机都没有关系。我们甚至没有必要讨论”利润动机”是否存在，到哪里去找到它等这类问题。盈利性存在于工业生产与工业经济的客观要求与目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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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利润动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其他从个人的动机出发解释企业的盈利性目标的理论，如凡勃伦对”商业”和”工人本能”的并列对比分析，以及常见的”货币会计”与”社会会计”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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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工业企业的行为、所采用的政策、关注的问题及其行动，其实根本与主观的动机、驱动力及个人目的毫不相干。无论个人是所谓的”经济人”，还是”道德人”，企业仍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同样，通过心理调整、道德改造或宗教驯化，可以对人的本性及行为产生影响，但是个人的变化并不能改变企业的行为及其遵循的原理。主观行为、个人理性及目的，与企业的行为、理性及目标毫不相干，企业的行为、理性及目标是由它的制度架构及职能客观地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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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所遵循的原理、行为，所采取的政策与决策，同样与工业社会的法律或政治制度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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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性原则无论是在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的条件下，无论在政府控制、国家所有的体制中，还是在自由企业的体制中，它都一律适用。而且无论在何种体制下，它发挥作用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同样，无论在这个体制中产品的生产方式如何，价格制定的方式如何，是否是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销售等等，都不会对盈利性原则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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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知，惟一能影响企业的基本政策与基本行为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变革，是企业本身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变革。而法律与政治体制的变革，无论它们会对个人的生活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也并不能影响企业的结构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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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所遵循的原理、行为及其所采取的政策与决策与利润分配的方式完全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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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社会意义上来说，还是从经济意义上来说，什么人有资格分配多少利润，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要是谈到企业的行动与行为，它与利润如何分配并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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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将利润视为簿记员创造出来的虚构符号，用来记录传统的、前工业经济时代的会计方法无法记录的成本，这也不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企业仍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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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企业应在利润为零的假设下，决定如何行动，也就是要假设除了成本之外没有收入盈余。企业应假设只有成本，包括当期和远期成本，以及因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资本回报，在这样的假设下决定如何行动。垄断利润、意外横财、囤货居奇所得暴利、资本侵吞、投机所得及其他特殊利润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它们很显然不是真正的”利润”，尽管对单个的企业来说，它们可能很重要。在企业的实际决策和行为中，它必须将那些抵偿成本以外的所有部分视作生产率提高所得。“收入盈余”，即使果真存在，在企业的政策选择与决策过程中也不应接受并以此为条件。换一种说法，企业在其运营过程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当期的收入能否抵偿当期与远期成本？如果这个问题能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企业就应考虑第二个问题：生产率的提高能否足以维持企业的有效运行，能否抵御资源的结构性风险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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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后，盈利性必须成为企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准则、必须服从的原则。它代表着企业自身的责任和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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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是面向未来的。防御未来的风险损失是它面临的首要问题，极力避免这种损失是工业企业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当期生产须建立在远期成本预测的基础上，为了防止未来损失，当期收入减去当期成本的盈余，也就是边际利润，至少要保证能抵消未来风险。企业应遵循的第二条原则就是”生产率提高原则”。远期成本与生产率提高只有通过盈利性尺度才能加以衡量。因此，工业企业必须将自己建立在盈利性的基础之上，将盈利性视为政策选择的指导原则、业绩的衡量标准。同样，一个社会也必须以同样的盈利性尺度来衡量企业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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