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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对大企业高层管理者们的高收入存在普遍的怨恨情绪，这加剧了他们对企业利润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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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下，汽车工人联合会试图要求福特汽车公司增加工资，他们着重强调了汽车行业管理者们的高薪水。我听了福特汽车公司加拿大分公司位于安大略湖温泽市的工会的广播。当时的播音员显然来自工厂车间，对无线电广播极不熟悉并且还有点怯场。他慢吞吞地笨拙地照本宣科。但是当念到”通用汽车公司的CEO威尔逊年薪50万美元”时，他的嗓音明显提高，并且一下子变得自然、真诚、很容易产生共鸣，尽管威尔逊先生的实际工资只有25万美元，并且与福特公司的工资问题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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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1949年夏天和秋天，菲利普·默瑞和钢铁工人在谈判中陷入僵局，强调的也是钢铁业管理者的高薪而不是工资问题的核心方面。美国钢铁公司总裁，菲尔莱斯先生的退休金，而非工人们的需求，成为公众和工人心目中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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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管理者们高薪水的抱怨似乎与盈利问题毫无关系，也可能只是各种各样的怨恨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种。但是，正是高层管理者们的高薪和其他问题加在一起，使得工人们坚信，利润就是”剥削”他们的手段，企业必然将其定在很高的水平上。各项研究结果显示，工人们的这种怨恨情绪非但不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是导致行业冲突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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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工人们对这一因素重要性的认识是正确的。当然，从经济的角度看，高层管理者的薪水并不重要，它们连销售额的1%都远远没有达到，占总工资的比例也是同样地微不足道。但是，工人们的怨恨并非出于经济动机，而且在美国主要也不是基于嫉妒的原因（这一点是美国与欧洲的主要区别之一）。他们怨恨管理者们的高薪，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社会不公平的标志，是对承诺建设平等社会的否定。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工人们来说，“利润体系”的现状可能更多地是由管理者们的工资而非发放给股东的红利来反映，因为毕竟股东们离得很远，太抽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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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对高层管理者高工资的怨恨情绪殃及工厂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增加了企业管理层与工人们沟通的难度，并且降低了管理层的威信。即使是在工会成员工资水平很高的最保守的”企业工会”，只要在工会会议上提及老板的高薪水，就会立即激起人们的愤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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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坦率地说，企业通常对高层的高薪所做出的解释只是糊弄人罢了。一种说法是，杰出的高层管理者对企业做出的经济贡献是巨大的，付给他多少钱的工资都不为过。但是，以此类推，医院的一名好护士，或其他关键的工作岗位上的人，都应该得到一样高的工资，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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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说法是，支付给高层管理者的报酬必须足以补偿他们自己开公司所能获得的收益。但是，一名优秀的企业高层管理者所应具备的条件，与一名成功的独立经营的商人所应具备的条件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企业管理者具有安全感，这是独立经营者不具备的。企业为高层管理者提供了资本，而独立经营的商人必须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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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又出现了第三种说法，从经济上看，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高薪水并不算什么，如果平分给所有工人，每人也只能增加几美元收入而已。但是，工人们对管理者高薪的怨恨情绪并非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公平和公正的否定。最后的一种荒唐的说法是，高层高薪完全不是事实，因为其中的大部分都被所得税征去了。这种说法当然没错，但是，那一开始又何必要支付他们这么高的工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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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高层高薪的现象可以找到一个完美的解释，即它是由大企业的结构所决定的。我们发现，英国国家垄断行业的高层管理者的工资也很高。而苏联的情况更为极端，苏联许多行业的管理者们的最高工资比美国相应行业管理者们的工资高许多倍，所以根本无法由前面所说的任何一种原因来解释。他们的高薪不仅包括高出美国的管理者最高薪水好几倍的货币收入，而且还有大量的实物和服务性收入，比如，宽敞的住房、汽车、特别休假、特殊的食品配给、服装、家具、家用设备以及孩子接受更高教育的绝对优先权（这在苏联是再多钱也买不到的）。有证据显示，苏联工人与美国工人一样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高薪充满了怨恨，那苏联为什么仍然觉得有必要给管理者们定这么高的薪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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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于，大企业所经营的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结构，权责主要都是由货币收入来体现的。领班必然比在他手下工作的人要挣得多；主管肯定比领班挣得多；工厂经理又要比主管挣得多；部门总经理肯定比工厂经理挣得多；执行副总裁又要比向他直接报告的副总裁工资高；总裁又要比执行副总裁挣得多。这好比一架梯子，因为最底层必然被收入为中等水平的人占据，而层与层之间的差距又相当大，所以梯子的顶层必然直插云端，即企业高层的工资必然异常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比如，苏联一家大型工厂的总经理或者轻金属托拉斯的副代表，这些人的收入是个天文数字。这同样也解释了另一个现象，尽管政府对超过25000美元的年所得所征收的所得税逐渐变得具有没收充公的性质，然而大公司的管理者们仍然挤破脑袋想要再多挣一点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所得税率对自由职业者具有负效应，因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并不直接由他们的收入所决定，所以，一旦具有了一定知名度，现行税制会使得他们从对钱的追求变为更加努力地工作。而这正是高税率制适得其反之处，因为它原本是为了打击大企业，而鼓励独立经营的企业。然而，这仅仅只是现行税制完全不合理的又一例证，而绝不是最不合理的例证。——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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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面的这种说法完全正确，但很明显，除了对大企业的高层之外，它对工人和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毫无意义。当然，它也无法对高薪有悖于整个社会所提倡的平等精神这一问题做出解释，不过这表明，管理者们的高薪不仅仅只是一个”贪婪”与否的问题，而是植根于大企业需要的问题。实际上，管理者们的高额收入尽管看似微不足道，但确实是企业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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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是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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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业只有当其利润水平足以应付未来需求时才能生存和运转。但是，由于工人们对利润的抵制，这一利润的充足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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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十年里，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会大幅提高它们的利润率水平，而且还会加速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以防止生活标准的下降。这并不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所致，甚至也不是社会服务及军备日益增加的需求所造成的额外负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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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也负担不起作为”当期生产”的自然资本储备了，比如，肥沃的土地、尚未开发的美洲大陆的原始森林和数十亿年前形成的煤矿、金属、石油及矿藏资源。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耗尽给我们的收入带来了一部分”增加值”，我们现在显然不能再指望这部分”增加值”了，因为它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负担，而这些增加值原本应该是由真正的利润产生的。我们不能再继续消耗这些自然遗产，至少不能以过去那种毁灭性的速度来使用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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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技术革新需求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逐渐不能够只将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用于传统的、北大西洋工业区的少数人身上了。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的人们，尤其是欧洲的工人阶级，过去都习惯于得到大得多的份额。即使殖民地所展开的政治运动不会结束西方对高生活标准的垄断，原材料生产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必定会结束这种局面。实际上，这方面发展可能是英国正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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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对企业盈利的抵制，就是对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的反对。而工业体系不可能依据其他的原理运转，因此，无论是在哪种制度下，工人们对利润的抵制程度都一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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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冲突尽管很严重，但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冲突了。我们甚至会发现，用于解决这些冲突的原则已经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目前还没有凸现出来而已。这些原则应该满足工人们的合理要求和欲望，同时也应该在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方面给企业带来充足的利益。换言之，这些原则应该在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和工人对安全性的追求之间建立一种真正的协调。迄今为止，我们只可能缓和而不可能解决的一种例外情况是：管理者的高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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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工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所拥有的财富能够解决经济冲突，并且使得冲突的双方都满意。前工业经济因为生存困难，只能通过排斥所有其他方的方式来保全一方的需求和利益；而工业经济拥有可以分配的资源，因此至少能够部分地满足冲突各方的利益，而不需要耗尽某一方的人力和物力来维持当前的生存状况。工业经济下的经济冲突大部分都是当前需求与未来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工资冲突中，是企业的眼前利益与工人未来利益之间的问题；在对生产率和利润的抵制中，是工人的当前需求与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未来需求之间的问题。然而，在工业经济中，不仅要分别顾及眼前利益和未来利益，而且通常必须同时兼顾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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