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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工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所拥有的财富能够解决经济冲突，并且使得冲突的双方都满意。前工业经济因为生存困难，只能通过排斥所有其他方的方式来保全一方的需求和利益；而工业经济拥有可以分配的资源，因此至少能够部分地满足冲突各方的利益，而不需要耗尽某一方的人力和物力来维持当前的生存状况。工业经济下的经济冲突大部分都是当前需求与未来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工资冲突中，是企业的眼前利益与工人未来利益之间的问题；在对生产率和利润的抵制中，是工人的当前需求与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未来需求之间的问题。然而，在工业经济中，不仅要分别顾及眼前利益和未来利益，而且通常必须同时兼顾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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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10章 管理层是否能够成为合法的治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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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必定是对其员工行使重要职权的管理机构。然而，企业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生产产品，而不是治理员工，因此，企业对员工的治理职能应该始终从属于企业自身的经济业绩和责任，它本身绝不是目的。因此，企业绝不会主要为它所管理的员工的利益而行使这一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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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早在2500年前就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思想，认为任何治理机构，无论其组建形式如何，都必须正当合法，否则必将无法生存下去。而合法的治理机构应该是按照治理主体的利益进行治理的机构。但是，企业不可能这样做。企业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盈利性和生产率，而不是员工的福利。企业成员的利益并不是企业生存的目的。他们是一个有利益获得权的重要的团体，但是对企业来说并不像其他团体那么重要，比如客户团体。他们显然也应该服从于企业经济业绩的要求，即生产率和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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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企业不是一个正当的治理机构，并不意味着它是不正当的治理机构。政治思想家们通常都假定，不为治理主体谋利益的政府就会为自己牟利，这就是”不正当”政府的一个经典定义。但是，企业的治理机构既可以不为员工的利益着想，也可以不为管理层的利益着想，而是为了企业和社会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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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被治理的企业员工的角度来看，上面所说的区别是不合理的。因为，员工们看到的只是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要受到企业的管制，但是这一治理机构行使职权却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即使企业完全出于社会的利益而行使职权，它也是一个很难融合的治理机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作为企业成员和治理机构的约束对象，工人们的利益并不与企业经济业绩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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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治理职能并不由法律、政治和经济等企业的外部因素所赋予，而是由企业自身的性质和目的所决定。无论企业在政治形式上如何安排控制权和所有权，无论企业如何进行利润和损失分配，也无论管理层的选举和任命方式如何，管理层是必然要存在，而且必须要行使管理职能的。管理层自己有一个以企业需要为基础的目标函数，这使得无论”利益”如何定义，都不可能基于员工的利益治理企业。它不可能成为”员工的治理机构”。即使企业管理层是”从员工中产生并由员工管理的组织”，即使将全部的法律权力赋予工厂社区中的成员，比如所有权和控制权，管理层仍然不可能成为”员工的治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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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途经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各种试图找到解决方法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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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家”傅立叶在1820年之前就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他建议将企业所有权下放给工人。这种方法确实能够使得企业的管理层对工人负责，并且成为合法的治理机构。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一方法仍然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将19世纪自由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政治秩序的原则及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民主原则运用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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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在何处试行，工人所有制都惨遭失败。许多私人所有的公司实施工人所有制都失败了，而且这样的例子还不少，比如德国蔡司光学工厂（Zeiss Optical Works），工人所有制实行了半个世纪之后失败了；甚至法国一些更早开始实施工人所有制的公司，也以失败而告终，而他们是完全按照傅立叶的方法进行的。用工人所有制取代”外来”所有者的做法并没有消除管理层，也没有使得管理层的行为、特征和属性发生任何变化。尽管利润最终将由工人获得，但企业的治理机构仍像以前那样，不是为工人谋福利的。正如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美国铁管公司（美国最成功的一家实行工人所有制的公司）几年前当工人们试图组织工会来反对他们的公司及他们自己的管理层时（这个事例绝非孤例。之前也有许多实例显示了同样的模式，见珀尔曼，《美国工会的历史》（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22年）。——原注），一名老员工所说的那样：“是的，这的确是我的工厂，但我也具有越来越膨胀的资本主义股东权利的同时，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人的权利却每况愈下，现在也该是有人出面，保护我作为一名工人的权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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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所有制在国有企业中也经历了同样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有化在中欧兴起的原因就是，当工人们自己无法改变企业及其治理机构的根本属性时，他们对工人所有制失去了信心。当英国工会联盟中的普通成员要求获得更多真正的工人治理权以彻底取消管理层时，连劳工机构自己都反对这一要求，并且坚持采用”专业的”管理层。在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正告诉工会领导，“现在我们已经战胜了资本主义”，所以不再会有工人治理的可能，工会必须为盈利性和生产率履行管理责任。在法国新建的国有化企业，治理机构和工人已经为经济业绩和安全争得头破血流。治理机构大幅缩减劳动力的要求很有可能成为第四共和国的主要问题。在德国，鲁尔工业区（几乎完全由工会任命，并且由工会成员组成）的新任管理者们几乎都是刚刚上任，但是工人们已经开始抱怨，他们和以前的老板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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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所有制的思想给企业引入了自主政治实体的概念，但这一概念本身已是穷途末路。但是，只有当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满足员工全部需求的利益时，被员工治理的机构才能成为为员工谋福利的机构。正如傅立叶所认为的，工人所有制提前架设了一种乌托邦式社会，比如他所说的”法朗斯泰尔”社会（Phalanstery），它在18201850年间成为美国诸多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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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工业企业不是为了给消费者生产更多更廉价的货物，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人们不是发现企业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为社会和社会成员生产商品的组织形式，为什么各种社会形态都会为这一复杂、棘手而问题重重的组织机构作茧自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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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和治理权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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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治理”产生了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管理层拥有了”资本家”的合法的所有权。如果”治理”确实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那么，合法的所有权如果从”资本家”转向”工人”，就会使得治理权从”管理层”转向”工人”。但是所有权和治理权是两码事，而且正在迅速地走向分离。一个属于法律范畴，另一个属于职能范畴；一个是可变的、可市场化的，另一个则是与企业紧密相连。所有权主要是一项权利，而治理权主要是一种能力和职责。这两个概念迥乎不同，只有在前工业社会和重商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将它们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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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不难想像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在这个社会中，工人而非”资本家”是企业的合法所有者和剩余利润的获得者。在这一制度下，“管理权”和”所有权”也应该是完全分离的。这个制度不会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剩余价值”问题，也不会存在”人权与财产所有权之间的冲突”。这种社会制度显然会成为傅立叶的忠实信徒们，即英国基尔德社会主义者，所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这种制度也需要管理，而且与任何现有的政治制度下需要的管理完全相同，具有同样的表现形式、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目标。这种社会所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会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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