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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10章 管理层是否能够成为合法的治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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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必定是对其员工行使重要职权的管理机构。然而，企业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生产产品，而不是治理员工，因此，企业对员工的治理职能应该始终从属于企业自身的经济业绩和责任，它本身绝不是目的。因此，企业绝不会主要为它所管理的员工的利益而行使这一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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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早在2500年前就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思想，认为任何治理机构，无论其组建形式如何，都必须正当合法，否则必将无法生存下去。而合法的治理机构应该是按照治理主体的利益进行治理的机构。但是，企业不可能这样做。企业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盈利性和生产率，而不是员工的福利。企业成员的利益并不是企业生存的目的。他们是一个有利益获得权的重要的团体，但是对企业来说并不像其他团体那么重要，比如客户团体。他们显然也应该服从于企业经济业绩的要求，即生产率和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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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企业不是一个正当的治理机构，并不意味着它是不正当的治理机构。政治思想家们通常都假定，不为治理主体谋利益的政府就会为自己牟利，这就是”不正当”政府的一个经典定义。但是，企业的治理机构既可以不为员工的利益着想，也可以不为管理层的利益着想，而是为了企业和社会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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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被治理的企业员工的角度来看，上面所说的区别是不合理的。因为，员工们看到的只是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要受到企业的管制，但是这一治理机构行使职权却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即使企业完全出于社会的利益而行使职权，它也是一个很难融合的治理机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作为企业成员和治理机构的约束对象，工人们的利益并不与企业经济业绩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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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治理职能并不由法律、政治和经济等企业的外部因素所赋予，而是由企业自身的性质和目的所决定。无论企业在政治形式上如何安排控制权和所有权，无论企业如何进行利润和损失分配，也无论管理层的选举和任命方式如何，管理层是必然要存在，而且必须要行使管理职能的。管理层自己有一个以企业需要为基础的目标函数，这使得无论”利益”如何定义，都不可能基于员工的利益治理企业。它不可能成为”员工的治理机构”。即使企业管理层是”从员工中产生并由员工管理的组织”，即使将全部的法律权力赋予工厂社区中的成员，比如所有权和控制权，管理层仍然不可能成为”员工的治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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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途经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各种试图找到解决方法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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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家”傅立叶在1820年之前就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他建议将企业所有权下放给工人。这种方法确实能够使得企业的管理层对工人负责，并且成为合法的治理机构。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一方法仍然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将19世纪自由主义制度下产生的政治秩序的原则及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民主原则运用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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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在何处试行，工人所有制都惨遭失败。许多私人所有的公司实施工人所有制都失败了，而且这样的例子还不少，比如德国蔡司光学工厂（Zeiss Optical Works），工人所有制实行了半个世纪之后失败了；甚至法国一些更早开始实施工人所有制的公司，也以失败而告终，而他们是完全按照傅立叶的方法进行的。用工人所有制取代”外来”所有者的做法并没有消除管理层，也没有使得管理层的行为、特征和属性发生任何变化。尽管利润最终将由工人获得，但企业的治理机构仍像以前那样，不是为工人谋福利的。正如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美国铁管公司（美国最成功的一家实行工人所有制的公司）几年前当工人们试图组织工会来反对他们的公司及他们自己的管理层时（这个事例绝非孤例。之前也有许多实例显示了同样的模式，见珀尔曼，《美国工会的历史》（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22年）。——原注），一名老员工所说的那样：“是的，这的确是我的工厂，但我也具有越来越膨胀的资本主义股东权利的同时，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人的权利却每况愈下，现在也该是有人出面，保护我作为一名工人的权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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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所有制在国有企业中也经历了同样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有化在中欧兴起的原因就是，当工人们自己无法改变企业及其治理机构的根本属性时，他们对工人所有制失去了信心。当英国工会联盟中的普通成员要求获得更多真正的工人治理权以彻底取消管理层时，连劳工机构自己都反对这一要求，并且坚持采用”专业的”管理层。在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正告诉工会领导，“现在我们已经战胜了资本主义”，所以不再会有工人治理的可能，工会必须为盈利性和生产率履行管理责任。在法国新建的国有化企业，治理机构和工人已经为经济业绩和安全争得头破血流。治理机构大幅缩减劳动力的要求很有可能成为第四共和国的主要问题。在德国，鲁尔工业区（几乎完全由工会任命，并且由工会成员组成）的新任管理者们几乎都是刚刚上任，但是工人们已经开始抱怨，他们和以前的老板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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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所有制的思想给企业引入了自主政治实体的概念，但这一概念本身已是穷途末路。但是，只有当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满足员工全部需求的利益时，被员工治理的机构才能成为为员工谋福利的机构。正如傅立叶所认为的，工人所有制提前架设了一种乌托邦式社会，比如他所说的”法朗斯泰尔”社会（Phalanstery），它在18201850年间成为美国诸多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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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工业企业不是为了给消费者生产更多更廉价的货物，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人们不是发现企业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为社会和社会成员生产商品的组织形式，为什么各种社会形态都会为这一复杂、棘手而问题重重的组织机构作茧自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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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和治理权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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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治理”产生了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管理层拥有了”资本家”的合法的所有权。如果”治理”确实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那么，合法的所有权如果从”资本家”转向”工人”，就会使得治理权从”管理层”转向”工人”。但是所有权和治理权是两码事，而且正在迅速地走向分离。一个属于法律范畴，另一个属于职能范畴；一个是可变的、可市场化的，另一个则是与企业紧密相连。所有权主要是一项权利，而治理权主要是一种能力和职责。这两个概念迥乎不同，只有在前工业社会和重商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将它们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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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确不难想像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在这个社会中，工人而非”资本家”是企业的合法所有者和剩余利润的获得者。在这一制度下，“管理权”和”所有权”也应该是完全分离的。这个制度不会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剩余价值”问题，也不会存在”人权与财产所有权之间的冲突”。这种社会制度显然会成为傅立叶的忠实信徒们，即英国基尔德社会主义者，所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这种制度也需要管理，而且与任何现有的政治制度下需要的管理完全相同，具有同样的表现形式、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目标。这种社会所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会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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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所有者，即股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企业的治理权。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正按照20年前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欧文D.杨提出的模式经营，即股东的最大收益不超过一定的风险溢价,剩余的利润应该留存在企业中，通过提高工资或者降低价格的形式分配出去。然而，这些公司中没有一家公司的管理层职能发生了变化，也没有一家公司的管理层变成”为工人治理的机构”，或者被工人视为正当的治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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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无论利润流向哪里，无论谁拥有这种法人资格，无论管理层是如何选举产生的，也无论管理者对谁负责，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一样的。对工人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与J.P.摩根个人拥有并为他的个人利益所经营的企业的管理层是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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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开明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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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前盛行的新的家长制模式，也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家长制所提出的口号是”管理层最能够将工人的利益放在心上”，这就表明只要管理层尝试去做，就能成为正当的治理机构。它还将一个君主制国家的传统概念——18世纪开明的专制制度——应用于企业的行政问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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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开明的专制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形式是否很合适。笔者关注的只是，在家长制下，企业管理层是否能成为正当的治理机构这个问题。管理层绝不可能靠空洞的口号生存下来。要他们像关心自身利益和目标一样去关注工人们的福利，他们是能够做到的。但是，管理层仍然必须将企业对社会所负的经济责任以及企业作为生产者的生存问题置于其他任何问题之上，当然其中也包括工人的利益。企业管理层最多只是在形势很好时才会将工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要企业遇到困难，管理层必然改变策略。无论管理层如何信奉家长制口号，他们也都必然会给工人留下伪善、狡诈的印象，工人们仍然会认为他们代表的始终是”老板”，是管制他们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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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仅仅只是理论上的推测，因为它已经被一种与现代工业家长制统治完全可比的试验形式，即现代殖民主义家长制所证实。19世纪以前，殖民地与殖民国之间仅仅只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基本上只是作为本国原材料和贸易的来源，一切都要以殖民国的利益为优先。直到麦考利的《印第安教育法》，1836年的《英国北美法案》的颁布，新加坡的拉弗尔斯执政以及印第安1859年的政变之后，殖民地的角色才得以转变。以前的殖民体系从属于殖民国的经济利益，殖民地政府就是对人们实行统治的政治机构。正是这一观念，而不是任何特定的苛捐杂税，导致了美国殖民地的居民群起反抗，也正是这一观念受到了沃伦·黑斯廷斯的强烈指责，并在辉格党全盘否定殖民主义时受到了猛烈抨击。受到抨击的主要原因正是，殖民地政府以前是统治人民的治理机构，但是现在它必须成为”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即正当的治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