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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而言，工会领导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机构中很少有职位能像大型工会的高层领导者那样，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和责任。重要工会组织的全国领导者所拥有的权力，甚至比工业巨头、金融大亨或垄断资本家的所有权力都要大。工会领导这一新生的权力核心，甚至比企业管理层的发展速度还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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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同僚相比，今天的美国工会领导者所拥有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权力和影响可能更大。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美国工会独立于任何政治党派的传统，这使得美国工会的领导者成为独立的阶层。而欧洲的工会领导者一直以来都隶属于共和党或者工党，并且完全服从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欧洲的工会绝对不可能强过那些依靠联盟或需要独立非工会会员投票才能取胜的政党。工会领导永远只是政治家及智囊团的合作者（通常是次要的合作者），工会及会员只能无条件支持某个政党，除此之外别无出路，这使得政党首脑没有必要一定要支持工会。而在美国，工会领导者是自由之身，相反，各个政党的政治家们需要他们的支持以赢得大选。因此，美国工会领导者享有更高的社会知名度、声望以及更大的实权。在美国，人们并不了解这一点，很多情况下甚至连工会领导者自己也不了解，这导致了美国人对欧洲工会极大的误解。大部分美国工会领导者都认为，欧洲的工会化比美国更彻底，他们甚至有这样荒谬的想法，认为欧洲工会的领导者在一些商业周期中表现得”更为成熟”或者”更为老练”，这些例子都反映了美国人对上文所说的观点缺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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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领导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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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领导者的工作任务是一项政治任务，是为了反对、控制并限制企业的治理职能。此外，他们还充当工人代表和发言人的角色。他们的权力来自工人们的委托，因此必须为工人们说话。工会领导必须能够宣称他们具有为工人决策的权力和能力。只有当他们由选举产生时才能够这样做。即使是在前苏联，选举通常只是对政府任命的确认，但在地方工会领导者的选举中，选民还是有真正话语权的，至少具有从任命的候选人中进行选择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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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会领导者如果希望再次当选，就必须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为了能够有所建树，他们必须保持一定的权力。他们不需要被迫去”玩弄政治权术”，也不需要仅仅根据政治机构的需要和再次当选的目的来制定决策。任何聪明的工会领导者都知道，“玩弄政治权术”通常并不是一种好的政治手段。但是他们也绝对不可能完全不考虑在工会内部的政治前途就做出任何决策。工会越”民主”，工会选举越真实严肃，工会领导考虑的政治压力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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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领导是工会组织的统治机构。这句看似毫无疑义的废话，实则对工会领导者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他们所考虑的首先是，“这样做对我再次当选会造成什么影响？“那么他们所考虑的下一个问题将是，“这样做对工会是否有益，是否会使工会变得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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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工会领导者的行为、表现和思想，不可避免地应像一个政治家。他们的原则、目的及观点都无一例外地带有政治色彩，他们必须从性格上和心理上适应这种政治生活。他们必须具有政治头脑、热爱权力并且对自己有十足的信心。工会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就是群众组织的权力问题，不可能由其他类型的人来解决。作为一名工会的领导者，他就必须在权术与政治之间、选民的利益和愿望与自身的信念和原则之间，会员的利益与维持工会的强大和统一之间做出一定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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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对工会领导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们简直无法想像，为什么工会成员、大众和大多数企业管理人员都对此难以理解。特别是企业管理层认为工会领导者应该像他们一样行事，他们假设工会领导也应该是在管理团队方面的成功人士。管理层对工会领导最常见的批评是，“工会领导人在我们公司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好事，他们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他们简直没有能力经营我们的业务”。我认识一些在大公司负责劳工关系的行政人员，他们并不能够理解，也很少能够预见到工会领导者的行为，并且觉得这样感觉挺好的，他们认为，并不是他们自身的工作出现了失职，而是”工会的这些家伙无法理喻，简直无法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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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应该再补充一点，反过来，也极少有工会领导对他们打交道的企业管理层的责任、兴趣、观点、政治地位或个人追求以及担忧之事有所了解。工会领导和企业管理层都认为对方是非理性、反复无常、不值得信赖、不可揣摸的，并且从根本上来说是不诚实的。这一点本身就是导致工会与管理层之间摩擦和怨恨的一个根本原因。互相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本身并不能够使工会与管理层关心出现的问题，但是任何解决方式都建立在这种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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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会领导者的工作任务并不完全是一个政治任务。工会组织越成功，地位越确立，工会领导者工作中的非政治因素就越多。因此，他们需要两种天赋、两套目标和准则。一旦工会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工会领导者就必须成为工会运动所称的”负责任的”工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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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会获得社会认同之前，它与企业之间展开了一场全面的战争。但是，一旦工会与企业之间签订了合同，局面就发生了逆转：他们必须遵守合同规定而约束自己的会员，必须处置那些违反合同的自己人，还必须阻止反对该合同的鼓动性工作以及未经授权的罢工活动等等。不管工会领导者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逐渐成为管理层的代言人，成为管理层向工人实施职权的渠道。如果工会不能够履行它所签订的合同，或者说不能够将合同条款强加到工会成员的身上，工会组织必将走向灭亡。但是，这样做又要求工会领导者在代表工人反对管理层与代表管理层管制工人之间寻求一个折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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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会被社会认可的初期，工会领导者的弦绷得最紧。但是，每当签署一份新的合同之后，工会领导者就不得不换张面孔了。考虑到工会与管理层之间的谈判受制于”三个火枪手”决斗时虚张声势的惯例，工会的困难就更大了。通常的惯例是，工会必须提出比实际想要获得的东西更多的要求；相应地，管理层的惯例是，他们只会给出所能提供的全部中的一小部分。最终的结果是，由于工会成员比他们实际获得的利益期望得更多，因此，即使是对他们再优惠的合同条款也会让他们感到不公和失望。此外，还有一项惯例就是企业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互相中伤，在美国，只有目空一切的”吸血鬼”和”勒索者”之间才会如此，在欧洲则成为阶级斗争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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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企业管理层与工会之间在签署合同后，必须得和平相处。工会领导者在签署合同之前都被迫谴责管理层是缺乏诚信、诚实、做尽坏事的剥削阶层，现在却要反过头来对管理层这些”坏透了的骗子、剥削者和吸血鬼”做出让步，并且让工会成员顺从他们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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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工会领导者当权，他就会被迫改变最初的想法。如果他只是普通的工会成员或是工会领导的竞选者，他的思想和言行就必须服从工会成员的需求和意愿。但是，从他当权的那一刻起，他思考的重心就会转到企业雇主的问题上。他的行为和政策不可能再以工会成员的意愿为基础，而是从实际考虑。这就意味着，工会领导者此时必须先考虑企业的实际支付能力，再来决策。当工会成员考虑自身的需求和意愿时，工会领导在思考和决策时却必须考虑企业的实际问题。他将变为以企业为中心，而不再是以工会成员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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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有可能将工会领导者推向工会成员的对立面，至少会使他们与成员之间变得疏远起来，而这是相当危险的。也可能会使得工会领导的内心进行痛苦的挣扎，与自己、与自身的信仰都发生对抗。甚至是那些将自己视为”纯粹的商人”的工会领导者，就像那些美国”商业工会制度”的早期追随者一样，他们也坚信工会制度是一项”神圣的制度”。没有这种信仰，他们也不可能待在工会里工作，或者成为欺骗工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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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工会领导者还面临人们期待他们为企业的成功以及社会的经济稳定承担责任的问题。工会越成功，组织的地位越巩固，对工会领导者这一方面要求的压力就越大。这一要求最终将演变为公众对”成熟的”工会领导者的一般要求，大家认为他首先应该是”工会的政治家”，“将劳工问题引入国民经济中”，而不是为工人的要求四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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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工会领导者也许能够抵制住这种社会压力，并且只考虑选民的利益，约翰L.刘易斯一直以来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也可能试图回避这一问题，而在社会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之间事先确定一种平衡。这种态度今天虽然得到了以沃尔特·鲁瑟为代表的广泛支持，但却只是一种逃避手段而不是解决之道。比如希德尼·希尔曼，他可能会接受挑战，并且试图满足社会的需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成熟的”工会领导或”工会政治家”。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能迎合工会成员的口味，这一点通过一位老服装工人的言论就能看出，“希尔曼和我们绝不是一个战壕的，他当过三个月的熨衣工人，然后就摇身一变成为工会的政治家了”。但是，即使工会领导拒绝承担社会所要求的责任，比如按照社会公众的利益而非工会成员的利益制定”理性的工资政策”，那么，根据”工会政治家”的标准（这一标准既不是工会制定的，也不是工会成员制定的），他就会发现自己将成为众矢之的，要么是在演讲台上，要么是在国会里。他们将为自己这种既不考虑工会普通成员的需求也不考虑工会福利的行为负责。这样，在规划自己的行为时，他们就会有意无意地考虑作为一名工会领导者应该具有的公众形象了。即使他们对公众意见很不屑一顾，也积极否认这种社会压力时，他们也不可能摆脱这种压力的影响。即使是在工会组织内部，那些在考虑工会成员利益之前，至少先对企业利益以及经济利益的要求给予口头承诺的”工会政治家”，也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工会领导者的社会声望和知名度也只有这样才更容易获得一些，比如美国工会管理委员会的任命、英国皇家委员会的任命以及来自媒体和大学的支持等等，简单地说，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切个人虚名上的满意度以及象征成功的标志。工会领导者可能会认为这是罪恶的诱惑而加以抵制，甚至可能因为他们的抵制而赢得美名，比如约翰L.刘易斯就很擅长这样做。但是社会对他们的压力仍然存在，而且，由于工会领导者已经面临了一些基本问题，因此来自社会的压力会让他们觉得更加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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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霍西在他的著作《美国的工会组织》（Trade Un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中，首次（也是很久以来惟一的一次）对社会压力给工会领导及成员造成的影响做了最好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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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领导与普通工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冲突。但是，只要工会规模很小，工会领导不是脱产官员，他们之间就不会存在什么摩擦。但一旦工会规模变大，工会领导成为脱产官员，并将他们的全部精力花在”官职”上时，工会领导与普通会员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们越推进官本位制，就越缺乏同情心和相互理解。此时的工会领导已经完全改变了他做普通工人时的想法。他们对工会普通成员的态度多半变成了蔑视，尽管夹杂着恐惧。一名工会领导者说，普通工会会员是无知的，只能对他们连哄带骗，必要时也可以进行体罚。即使是那些与一线工人保持密切联系并以此为荣的官员，也对工会的普通工人流露出轻蔑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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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领导与普通员工之间冲突的原因，部分是由情势所迫。普通的工会成员是不明就里的，而且很冲动，他们对企业、市场状况和贸易一无所知。他们眼中的所有企业都是拥有巨额利润的，因此，只要他们够强大，要求多少都是不过分的。有时候他们一直忍耐直到忍无可忍，有时受到工会领导的煽动而爆发，无理地提出各种不可能实现的要求。他们所处的环境会使他们变得极为激进，因为他们即使失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所有的情况都会使得工会领导变得保守，因为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太大了。只要进入谈判阶段，就会意识到雇主有多大权力，而自己在满足工人需要时能力有多么有限。而且，当工会领导不再需要到一线工厂工作后，他们的环境就会变得更带有企业雇主性质而不是工人性质了。他们不再需要干体力活，而是从事脑力工作，用于谈判和管理工会成员。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按照雇主的观点和感受去思考了，因此逐渐变得不能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也不能和以前当工人时一样感同身受了。工人对他们来说变成了操控的对象。但是，工人与工会领导之间冲突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由于那些在工会掌权的人的本性所决定的。这些人通常并不是好的工人，而是天生的政治家，天生具有管理的天赋，并且醉心于权力，具有成为老板和雇主的潜力（见罗伯特·霍西，《美国的工会组织》（纽约：阿普尔顿出版公司），第177页，1920年出版。同时也可参见，本杰明M.西莱克门，《工会关系与人际关系》（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47年出版，特别是其中的”工会需要成熟的领导者”一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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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西预测了美国工会的实际发展情况。他解释了希特勒统治前给极为成功和强大的德国劳动组织以沉重打击的根源，以及破坏了在过去工会繁荣的10年和在争取社会认可的50年中所建立起来的忠诚的腐败根源。霍西的预言对今天的英国工会也同样适用，因为工会作为企业对立面的职能与作为企业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的特殊职能，这两方面的压力是由工会的本质所决定的。无论工会领导人对此反应如何，也无论他们试图怎样解决问题，这种冲突都会使得他们与工会成员之间的距离变得疏远。工会领导对工会成员来说逐渐变成”他们”而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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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工会的活动范围超出某一家工厂或某一个企业，工会领导就不会再只为这一家工厂和企业的员工谋取福利。即使是在纯地方事务中，工会领导也可能得对该工会在全行业及劳工组织中的地位给予更多考虑，即对他们在工厂之外的地位而不是直接对本组织成员的影响给予更多考虑。工会规模越大、越有权力、越能代表某一专业或行业的所有工人，工会决策在全国范围内造成的影响以及行业范围内的政策就变得越重要。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型工会的领导者通常会花很多精力处理工会内部各种专业群体之间的平衡，对工会领导者来说，维持工会的内部和谐，毫无疑问要比任何一个群体的要求更为重要。工会越能实现工人们的需求和意愿，它对任何一个特定工人群体的具体问题予以的关注就会越少，对一般群体更为抽象的问题的关注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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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会领导者若想再次当选，仍然需要依靠工会成员。他们的地位特别容易受到竞争者的攻击。工会领导者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作为领导者，他们必须服从成员的利益，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通常没有足够的防御能力，而始终是充满负罪感的，对自己任期内工会范围内发生最严重的事件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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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领导者的位置从来都不缺少候选人，可能也没有任何其他组织的位置的角逐像工会组织那样势不两立，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竞争，要么来自工会外部，要么来自邻近的其他工会，要么来自竞争对手。工会组织中各个级别的领导都要受到来自工作和政治形势的双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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