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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已了解到影响生产中人力资源的效率和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主要因素并非技术和薪水，首要的是态度——我们称之为”管理者态度”。这种态度使个人在对待其本职工作和所生产的产品时能够采取管理者的视角，也就是从整体及产品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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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最低级的员工，也要求他具有”管理者态度”，这是一大创新。在前工业化的生产秩序中，这种创新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实施空间。现在出现这一创新，是因为大规模生产下的技术依赖于社会的整体协作。专业化使得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我们讨论的专业化与传统的劳动分工有很大区别），由于这种专业化的出现，大规模生产下的技术实施必须将个人作业整合成为统一的整体。正是这一整体，包括团队、制度和组织，在现代工业体系下脱颖而出。这一”整体”并不是单个操作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但同时，这一概念对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功效发挥和凝聚力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此时单个作业者将生产看作是一个整体，并能理解自身在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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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工作以大规模生产方式进行组织的程度越高，就越需要”管理者态度”，同时这种态度对其生产率的影响就越显著。对于工具制造者、机器修理工和电工这样的传统技工来说，即使他们在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中工作，并且在每个方面（保住自己的工作方面）都与大规模生产的工人受制于同样的社会力量，他们也几乎不需要具备整体的生产观。但是对于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来说，对整体观的要求则显得相当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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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迄今为止对大规模生产工人所进行的最全面的研究：1947年的通用汽车公司论文竞赛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在测验中通过自己的工作制成了产品整体效果图。而有熟练技术的工人则不以为然，他们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岗位。当谈起整个工厂和产品时，他们认为这些与自己的工作处于完全不同的水平，几乎就像是来自不同的星球一样。与流行的印象相反的是，高级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相比，反而对整体具有较少的认识和理解。而许多非熟练工则表现出惊人的想像力和整合能力。流水线工人围绕他安装在挡泥板上的螺钉能展开一幅广阔的产品图景，而制作车模的能工巧匠们则只会如数家珍地大谈所用木材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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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工操作的技术工人来说，其生产效率完全不受是否具有整合能力，或是否具备”管理者态度”的影响。当然，他也希望获知和了解一些信息，但这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兴趣或获取信息的目的。但是对于大规模生产下的工人来说，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获知和了解信息的需求是其行动的首要动机。能工巧匠的最大贡献在于其技能本身，这也承载了他的骄傲感和满足感。而对于那些不具备传统工艺技能的人们（其中也包括许多通常被划为熟练工或半熟练工的人）来说，他们的骄傲感、满足感和个人贡献则是建立在他们所谓的”技能”之上，即整合的能力，领会个人工作和整体工作的相互关系的能力，及其达到”管理者态度”要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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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与大规模生产具有”隔绝效应”的论断是完全相悖的。但同时它也否定了大规模生产的主要支持者的基本假设，即科学管理理论。根据科学管理理论，生产操作的便利性和速度是控制生产效率和生产率的惟一因素。就大规模生产减少和淘汰了手工操作技能而言，这一假设确实得到了验证。然而，科学管理学派还试图将工人的态度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对于那些浸淫在科学管理思维中的工业设计者来说，他们绝少想到态度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率。但是我们的研究却表明：态度所积蓄的生产能力，绝不比大规模生产原则所挖掘的生产能力要小。生产工人所具有的”管理者态度”，几乎引发了生产率和生产效率的爆炸式增长——甚至可能是产量的翻番。若是按照科学管理方法对时间和动作的研究，将生产运作分解为无技术含量的组成部分，物料流与人力操作的同步化等元素，并按照该方法对工厂的生产活动进行合理的设计，也可以预见到产能上的提高。但是采用”管理者态度”所带来的提高必然远远高于采取上述措施的效果。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要想提高生产效率，以及消除影响员工满意度的真正障碍，首要的机会就是在科学管理方法妨碍”管理者态度”的培养之处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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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态度”对某些群体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这些群体与大规模生产工人相比，更能代表现代企业，他们就是新兴的工业中产阶级，包括监督人员，技术人员和中层经理等。如果说企业的效率取决于生产工人的态度，那么企业的实力和职能的发挥就完全取决于中层群体所具备的”管理者态度”。因为这一群体代表了组织本身，是企业的神经和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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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的前辈——那些能工巧匠不同，监督人员、中层经理和技术人员无需掌握操作工具和材料的技术，他们的”技术”在于整合能力。他们必须将手下的员工组成生产团队，必须将科技知识运用于产品和生产过程之中。他们还必须协调本部门的工作以适应整体工作，同时将整体工作体现到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最高管理层决定生产模式，而中层管理者和监督者必须将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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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监督和中层管理层，单个工人才能获得整体的观念。对于机器操作工来说，他的监督者就是”领导”，代表了企业。尽管最终必须给予单个工人以直接的经验来理解和观察整体，但是监督者和中层领导将永远是企业和工人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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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管理高层来说，监督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代表了”组织”。尽管总经理也会考察整个企业，但是他所考察的仅是一堆复杂的数据，是一个高度程式化的抽象概念。只有通过中层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他才能真切”感受”到他的企业。并且，除非公司未来的高管（今天的中层管理者、监督者和技术人员）具备”管理者态度”，否则企业在未来必将面临缺乏领导力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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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数年中，美国的管理界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层领导及其态度对企业的重要性。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管理层了解到，在企业的所有群体中，行业的中层群体在理解整体和自身职能时是最为困难的。生产工人至少是在与一些有形的直接的东西打交道，一个作业过程，一个动作或是一个产品。他加工一块金属，推动某个操作杆，操作一台机器。而中层领导则是和生产计划打交道，制作报表，操纵一堆概念和数字，所有这些都是高度抽象的。工人们在一个平等的集体中工作，而监督人员和中层领导则独自工作，技术人员也常常如此。工人们可以指着产品成品的一部分说：“那块是我做的。“而中层群体则只能说”我们”，却无法讲清这一复数名词中究竟包含了哪些人，以及他们在这一集体中的作用。这样，最应该具备”管理者态度”的群体，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反而面临着最严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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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种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称为”管理者态度”呢？难道用”理解”这个词还不够吗？我之所以使用”管理者”这个词，是因为大规模生产的社会化秩序不仅仅要求概念上的认知。工厂社区的每个成员必须确信，他的工作即使微不足道，对集体的成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他必须甘愿为集体承担责任。一首古老的童谣开头唱道：“因为一个钉子，马掌丢了（“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少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少了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败了一场战役，失了一个国家。“莎士比亚也有名句：“马，马，一马失社稷。“这个著名的传奇故事出自英国国王理查三世逊位的史实，他1485年在波斯战役中被击败。——译者注）”，最后竟变成”因为一个钉子丢了一个王国”，这正好描述了现代化大生产技术的结构特征。在进行了现代化整合之后，已经不存在不必要的或可以替代的操作步骤，因此每一步操作都是不可或缺的。这首童谣也为社会成员指明了对待本职工作应当采取的态度。这种将集体作为个人工作中心的态度是一种”统治者”的态度，而不是”受治者”的态度，因此应称为”管理者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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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领导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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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生产对接受过智力与技术培训的人员产生了依赖，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逆转。在前工业社会中，社会可以负担的接受过训练的人员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接受智力与技术培训的人员），那时的教育体系也无法负担如许的培训工作。在这种社会中，危险始终在于这种人太多，而不是太少，因为这类人往往不能从事体力工作。在所有的前工业社会中，只有体力劳动才能直接创造产值，因此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对整个社会来说便是一种负担。前工业社会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勉强糊口的状态，以至于只能允许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从事那些不能即刻创造产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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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因可以用来解释欧洲大陆的”等级”教育体制，正是这一体制使美国的观察家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欧洲的上流学校在传统上一直是面向中上层社会的孩子们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之所以没有底层劳动阶层孩子们的位置，其原因并不是蓄意的排斥，也不是高额的费用。实际上，在法国和德国的高中，若按照当地收入水平和购买力水平进行衡量，其费用甚至比美国”免费”高中的支出还要低廉。不仅如此，由于是国立学校，按照惯例，这些学校还给予贫困家庭的孩子免费的待遇，并且在申请时不带有任何社会偏见。尽管这使得底层家庭有能力负担孩子的上学费用，然而，如果家里没有足够大的能干活的孩子，上学还是负担不起。由于家庭生活处于勉强糊口的边缘，如果没有一定的牺牲，贫困家庭一般无法允许家里有一个孩子脱离生产，哪怕是很少几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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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造就了大批受教育人群的”最高”文明阶层，无一例外的都要通过征服、掠夺奴隶或贬谪本国底层人民的手段，来蓄意扩张奴隶制度。为了养活一大批不用双手劳动的人，必须增加体力工人的数量，同时还要严格监控他们的生产以保持高效率，并且在他们的生产成果中，更大的份额分配给了无生产能力的受教育阶层。这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从赫西奥德到爱默生，所有道德改革家的理想中都主张”文化农民”和”文化技工”的概念。“既能扶犁又能断字的农民”确实是一个完美的象征，但它也仅仅只是一个象征。前工业社会如果不打破自身的道德和社会基础，将社会的大多数人贬为牛马，它就无法指望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但是爱默生笔下的新英格兰农民则绝对不是一个高效的生产者；在爱默生自己的生活中，他也放弃了希腊作家的理想和新英格兰理想下高尚的贫困生活，转而去追求中西部的肥沃土地，农场机械化以及宣传高产农业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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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生产技术下的工业社会中，这种情况被彻底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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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体力劳动者，接受过智力和技术培训的人，成为了社会中最具生产率的成员。全美最激进的工会之一——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个分部，最近在一个工厂发表了反对提高生产指标的宣言：“事实充分证明，生产率的提高不再来自于工人的努力工作，而是来自于技术改造，工具升级，设计改进和生产流程的更新。因此，提高生产率的责任应当完全归于管理层，而不能强加在工人身上。“工会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都已如此，再没有比这个能更直接地反对前工业时代的生产率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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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工业社会中，不再是受教育者的数量应受到限制；与之相反，问题在于整个社会能负担多少未受培训的人。工业社会的生产率是与接受过智力和技术培训的人员的数量成比例的。大多数情况下，未受过培训的人员（包括熟练的体力工人）都可以被机器所取代。然而，接受过训练的劳动力的规模是一项绝对的控制因素，其重要性也许仅次于水和能源的供应。这一点在俄国的工业化计划中得到了体现：接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监督人员和中层领导的缺乏，成为整个计划的主要制约因素。在我们的战时生产计划中也反映出这一问题，计划的主要瓶颈不是物料或人工的缺乏，甚至也不是运输能力的短缺，而是中层领导、技术人员和监督人员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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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企业必须对所有员工的能力进行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利用。它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受教育阶层”，他们是一小部分拥有社会认可的头衔的人，让他们来承担责任，担当领导。工业社会中的晋升并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褒奖。对个人能力的系统化发掘，晋升制度的系统化选拔以及对中层群体的系统化招募，是社会秩序本身的必要条件。“机会均等”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对社会地位的要求，对企业的效率、功能和凝聚力来说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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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作为一个经济或政治组织所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在社会范畴上不存在冲突，并且恰恰相反的是，企业、个体成员和社会的目的与客观需求是协调一致的。工业社会要求其成员必须具备”管理者态度”，这一点与西方社会所信奉的个人必须获得”人的尊严”的要求一脉相承。对个人能力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要求也是与个人对社会地位的要求，以及社会对机会均等的承诺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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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这似乎与人们对工业社会的传统观点完全相悖，也就是威廉·布拉克在150年前用”魔鬼工厂”的形象来表达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读完我们的结论，就断言个人的职责与尊严，以及机会均等的公平性已经在工业社会中得到了实现，这也是一种荒唐的误解。可以肯定的是，在工厂社区中，对地位和职责的落实情况绝对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好得多，对工人及其工作的各项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些研究同时也显示：我们落实得还不够。工厂社区充其量也就是满足了构建社会凝聚力所需的最低要求。对于任何社会成员来说，这个社会都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社会，在许多成员眼中，它甚至是完全非理性的。虽然对于工业界无政府状态的传统描述过于夸张，有时甚至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但是即使它是一幅讽刺漫画，它也讽刺了某些确实存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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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发现中得出的正确结论着实与流行的观点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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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分析（并且我们的每一点结论都完全基于对具体情况的实地研究）表明个人在工业企业中能够获得地位和职责。这一点驳斥了传统的观点，认为工业体系在本质上破坏了人类社会和个人尊严。事实上，我们的结论证明，上述观点仅仅是出于对”旧日好时光”的怀旧情怀，而这种”好时光”纯属子虚乌有。更为引人注目的观点也许是以下结论，它同样与流行的观点大相径庭，我们发现”单调性”完全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大生产工厂中的工人确实不容易在其工作中获得满足感和自我实现，但是其原因并不在于”单调”，它不像旧时田园社会的鼓吹者们津津乐道的那样，是”扼杀了人的创造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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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结论并不是说工业企业必须落实其成员的地位和职责，而是说工业企业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能力。我们的所有研究都揭示出这方面的巨大潜力——也许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通用汽车公司论文竞赛，在竞赛中，通过引导工人们采取”管理者态度”，即使持续很少一段时间，也能展示出我们的工业社会具有怎样的潜力。17.5万人参加了此次竞赛，这无疑表明，在工业社会中，对地位和职责的要求都能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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