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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因可以用来解释欧洲大陆的”等级”教育体制，正是这一体制使美国的观察家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欧洲的上流学校在传统上一直是面向中上层社会的孩子们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之所以没有底层劳动阶层孩子们的位置，其原因并不是蓄意的排斥，也不是高额的费用。实际上，在法国和德国的高中，若按照当地收入水平和购买力水平进行衡量，其费用甚至比美国”免费”高中的支出还要低廉。不仅如此，由于是国立学校，按照惯例，这些学校还给予贫困家庭的孩子免费的待遇，并且在申请时不带有任何社会偏见。尽管这使得底层家庭有能力负担孩子的上学费用，然而，如果家里没有足够大的能干活的孩子，上学还是负担不起。由于家庭生活处于勉强糊口的边缘，如果没有一定的牺牲，贫困家庭一般无法允许家里有一个孩子脱离生产，哪怕是很少几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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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造就了大批受教育人群的”最高”文明阶层，无一例外的都要通过征服、掠夺奴隶或贬谪本国底层人民的手段，来蓄意扩张奴隶制度。为了养活一大批不用双手劳动的人，必须增加体力工人的数量，同时还要严格监控他们的生产以保持高效率，并且在他们的生产成果中，更大的份额分配给了无生产能力的受教育阶层。这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从赫西奥德到爱默生，所有道德改革家的理想中都主张”文化农民”和”文化技工”的概念。“既能扶犁又能断字的农民”确实是一个完美的象征，但它也仅仅只是一个象征。前工业社会如果不打破自身的道德和社会基础，将社会的大多数人贬为牛马，它就无法指望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但是爱默生笔下的新英格兰农民则绝对不是一个高效的生产者；在爱默生自己的生活中，他也放弃了希腊作家的理想和新英格兰理想下高尚的贫困生活，转而去追求中西部的肥沃土地，农场机械化以及宣传高产农业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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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生产技术下的工业社会中，这种情况被彻底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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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体力劳动者，接受过智力和技术培训的人，成为了社会中最具生产率的成员。全美最激进的工会之一——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个分部，最近在一个工厂发表了反对提高生产指标的宣言：“事实充分证明，生产率的提高不再来自于工人的努力工作，而是来自于技术改造，工具升级，设计改进和生产流程的更新。因此，提高生产率的责任应当完全归于管理层，而不能强加在工人身上。“工会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都已如此，再没有比这个能更直接地反对前工业时代的生产率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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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工业社会中，不再是受教育者的数量应受到限制；与之相反，问题在于整个社会能负担多少未受培训的人。工业社会的生产率是与接受过智力和技术培训的人员的数量成比例的。大多数情况下，未受过培训的人员（包括熟练的体力工人）都可以被机器所取代。然而，接受过训练的劳动力的规模是一项绝对的控制因素，其重要性也许仅次于水和能源的供应。这一点在俄国的工业化计划中得到了体现：接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监督人员和中层领导的缺乏，成为整个计划的主要制约因素。在我们的战时生产计划中也反映出这一问题，计划的主要瓶颈不是物料或人工的缺乏，甚至也不是运输能力的短缺，而是中层领导、技术人员和监督人员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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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企业必须对所有员工的能力进行最大限度的挖掘和利用。它不可能仅仅依赖于”受教育阶层”，他们是一小部分拥有社会认可的头衔的人，让他们来承担责任，担当领导。工业社会中的晋升并不仅仅是对个人的褒奖。对个人能力的系统化发掘，晋升制度的系统化选拔以及对中层群体的系统化招募，是社会秩序本身的必要条件。“机会均等”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对社会地位的要求，对企业的效率、功能和凝聚力来说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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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作为一个经济或政治组织所面临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在社会范畴上不存在冲突，并且恰恰相反的是，企业、个体成员和社会的目的与客观需求是协调一致的。工业社会要求其成员必须具备”管理者态度”，这一点与西方社会所信奉的个人必须获得”人的尊严”的要求一脉相承。对个人能力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要求也是与个人对社会地位的要求，以及社会对机会均等的承诺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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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这似乎与人们对工业社会的传统观点完全相悖，也就是威廉·布拉克在150年前用”魔鬼工厂”的形象来表达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读完我们的结论，就断言个人的职责与尊严，以及机会均等的公平性已经在工业社会中得到了实现，这也是一种荒唐的误解。可以肯定的是，在工厂社区中，对地位和职责的落实情况绝对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好得多，对工人及其工作的各项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些研究同时也显示：我们落实得还不够。工厂社区充其量也就是满足了构建社会凝聚力所需的最低要求。对于任何社会成员来说，这个社会都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社会，在许多成员眼中，它甚至是完全非理性的。虽然对于工业界无政府状态的传统描述过于夸张，有时甚至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但是即使它是一幅讽刺漫画，它也讽刺了某些确实存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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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发现中得出的正确结论着实与流行的观点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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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分析（并且我们的每一点结论都完全基于对具体情况的实地研究）表明个人在工业企业中能够获得地位和职责。这一点驳斥了传统的观点，认为工业体系在本质上破坏了人类社会和个人尊严。事实上，我们的结论证明，上述观点仅仅是出于对”旧日好时光”的怀旧情怀，而这种”好时光”纯属子虚乌有。更为引人注目的观点也许是以下结论，它同样与流行的观点大相径庭，我们发现”单调性”完全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大生产工厂中的工人确实不容易在其工作中获得满足感和自我实现，但是其原因并不在于”单调”，它不像旧时田园社会的鼓吹者们津津乐道的那样，是”扼杀了人的创造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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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结论并不是说工业企业必须落实其成员的地位和职责，而是说工业企业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能力。我们的所有研究都揭示出这方面的巨大潜力——也许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通用汽车公司论文竞赛，在竞赛中，通过引导工人们采取”管理者态度”，即使持续很少一段时间，也能展示出我们的工业社会具有怎样的潜力。17.5万人参加了此次竞赛，这无疑表明，在工业社会中，对地位和职责的要求都能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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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于社会地位和职责的要求实现得越多，它在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上的直接受益就越多，其经济效益也就会越好。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有一句口号：“知足常乐的职工是高效的工作者”，这是一句危险的口号，只道出了真相的一半。不过在以下方面，它所表达的观点还是正确的：即社会及其成员对企业的要求，与企业对其成员的社会化要求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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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只要是朝着工厂社区的社会化整合方向努力，就会得到企业内部自发力量的支持。这些措施积少成多，同时还将受到社会自身推动力的支持和促进，从而反过来巩固了社会实体。在促进社会地位和职责的实现方面，它将带来超乎寻常的巨大效果。20年前，在西部电气公司的芝加哥工厂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该实验表明：仅仅是一个不代表任何实际行动的姿态变化，都会产生上述效果，当然，这种效果不是永久性的。举例来说，对于工作条件的任何变化，甚至是明显的负面变化，流水线上的工人也会报之以李，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重要的并不在于实际条件有怎样的变化，而在于这种姿态的改变体现了对工人的关心和关注。同时，尽管我们的错误在所难免，尽管我们的理念和政策如果按照否定地位和职责的方向来制定，将不会产生像现在这么多的效果，在所有研究的每一种情况中，我们还是发现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地位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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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情况相对来说并不乐观。然而，有关欧洲工人的研究也不大可能得出任何结果，能够将上述有关工业社会性质的结论彻底颠覆。与美国相比，在欧洲，反对整合的力量当道的时间相对更长，因此建设性力量遭到了更为严重的阻碍。然而，由美国的经验和证据所得出的结论，大体上在欧洲也同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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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工厂社区实现地位和职责，所遇到的障碍必然非常巨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布拉克抨击工厂100年之后，工厂的生产条件已经得到了改善，然而仍有普遍的观点认为”魔鬼工厂”还存在。我们甚至无法解释现时的情况：尽管工厂的状况比普遍观点所认为的要好一些，但是与满意水平仍相去甚远，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勉强过关。对于工厂社区的现实情形与其自发力量的期望情形之间的巨大差异，只有重大的障碍才能予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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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这些障碍和困难必定存在于企业内部。它们与”制度”没有任何关系。有些学者对于制度的批判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它与工业企业的社会状态则毫无干系。无论是何种社会制度，其企业的社会状态并没有本质区别。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或公有化，以及市场定价体系或中央计划体系，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它们对工业企业社会职能的发挥则没有任何意义，正如两个星球的会合对肺炎的病因和治疗不具备任何意义一样。在分析工业企业的社会缺陷时，仅仅对”制度”加以诟病，而不去考虑企业的内部政策，这是一种社会占星术，是纯粹的迷信。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克服上述困难的惟一途径就是在政策和实践中进行切实的改革。这些困难不可能通过宣传和美好愿望加以解决，也无法通过对工人进行心理分析的方法，使他们适应工厂的环境（正如某个聒噪的学派所主张的那样）。这些困难既不是通过提供信息和教化能加以消除的幻象，也不是工人的性格问题，以及来自工作以外的因素的影响，诸如照顾一家老小的问题。真正的困难是客观实在的，是一种困境而不是冲突。它们存在于企业内部，而不是存在于被称为”制度”的抽象概念中。因此这些困难可以加以对付并最终克服。然而，由于它们是实实在在且非主观的问题，而不是臆想的和心理上的幻象，因此要克服它们，就需要在政策、组织、实践甚至企业的经营理念上，采取切实、根本和重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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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170402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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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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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17章 工作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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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生产技术创造了新的社会条件，它赋予工人的工作安排（placement）以全新的含义，同时也创造了工人与其工作之间的全新关系。个人工作与有组织的整体工作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单个工人本身与其团队的其他工人之间也产生了新的关系。在这些新条件和新关系中，每一个元素都对工人的社会满意度及自我实现构成了障碍，同样也对生产效率和生产率造成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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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有人经常认为的”单调性”。时下盛行的观点认为，工作的单调性扼杀了人的创造天性，这真是天方夜谭。尽管霍桑实验的研究对象是工业历史上最为单调重复的作业，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单调性”作为一个负面因素，竟没有出现在霍桑实验的材料中。通用汽车公司论文竞赛也提供了同样强有力的证据。在汽车生产厂的某些最为单调的操作岗位上，工人们却被证明具有最高的工作满意度，同时也表现出最为丰富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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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的口号不仅仅是对我们必须应对的问题的错误解释，它更是一种误导。它导致企业在尝试激发员工的想像力和创造激情时，采用了工作以外的”文化”或”休闲”形式，而忽视了工作本身的问题。然而，问题的答案却蕴涵在工作和作业之中，必须让这两者具有意义，令人满意。为了弥补工作的乏味，而采用工作以外的补偿方式，根本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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