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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样一种方法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但是，它至少能降低工人们对管理者高薪的反感情绪，仅就这一点，就值了，更不用说它还能给企业带来其他的益处了。社会性需求要求工业企业使用收入差别作为权威与权力的象征。每个社会都需要这样的象征，即使是天使之国，也有等级，而不是完全平等的。要求管理者为非经济性激励（也就是社会性激励）工作，就应正确理解高薪的作用。高薪的作用主要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尤其是我们现行的对高收入征以近乎是没收性的税收，高薪几乎就完全是一种非经济性、提升声望的激励手段。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在所有的权威象征物之中，货币的危险性最小，它比服饰或头衔的象征物要安全得多。服饰性或头衔性的象征会滋生傲慢情绪、轻微的苛政及膨胀的权力欲望。而货币，只有货币不会带来这些负面的社会影响，而且还可以对高收入进行征税。在美国，与欧洲流行的看法不同，货币本身，即财富本身，并不能令一个人在社会地位方面身价百倍。这一点，从美国有钱人的儿女尴尬、不合意、暧昧的社会地位可以得到明证，他们的巨大财富除了做一些慈善事业以外，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社会地位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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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层管理者的高薪仍是员工们深感不满的地方，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种不满会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但它并不是一种浮在表面的问题。它反映了我们的社会思潮与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即使不能彻底消除这个污点，至少也要努力淡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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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合理的利润分享计划，对于正处于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尤为重要。苏联在这个计划方面的工作比其他国家要深入得多，这不是偶然现象。在工业化早期阶段，要建立起有效的收入与就业预期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计划要求的前提条件是较高的工业化程度和成熟的管理。另外，早期工业化阶段更是工人们的社会性需求的顶峰时刻，这些需求只有通过利润分享计划加以解决。在这个阶段，工人们还不太清楚如何在工业化的世界中生活。他们刚刚脱离农村，来到一个新的世界，仿佛无根之草，传统的习惯全被剥离了，他们会变得十分迷茫和迷惑。我们不需要到南非的金矿、印度或土耳其去看这些情景，在美国就能看到。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到阿克伦的南方人；在两次大战期间到底特律工作的南方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或者是今天去南方腹地的新工厂中工作的农村小伙子，都反映了工人们在早期工业化阶段的社会与文化上的无知觉。这个阶段的利润分享计划不仅能为满足社区需求提供资金，它还能促进一个最大需求的满足：形成工业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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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它还能阻止赤贫如洗的无产者的形成。同时，它还能防止工人们形成反对利润及盈利性的情绪，而在这个阶段，最应强调利润，也最需要利润。除非在这个阶段让工人们感受到利润中也有他们的利益，否则他们最容易在这个阶段形成对盈利性的反感情绪。例如，在一些老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工人们现有的态度实际上是在一个世纪前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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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来说，它的经济的羽翼尚未丰满，收入与就业保障计划难以实施，那么，利润风险计划就成为构建良好工业秩序的主要经济工具了。但是，对发达的工业经济国家而言，它同样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尽管收入与就业保障能给予工人们最低保障，但是，只有当工人们能感受到利润之中也有他们的利益时，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接纳工业社会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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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28章 失业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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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与就业预期及利润分享计划，足以解决工业社会中的经济紧张问题，但是，它们无法克服人们对经济萧条的心理恐慌，而今天的工人一直处于这种心理恐慌之中。大规模失业的重复出现必然会带来政治巨变和社会崩溃，它将摧毁任何一种工业社会，这成为人们公认的真理。每个工业国家都在十分努力地制定反经济萧条政策，并将维持高水平的、稳定的就业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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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和以前一样，从来也没有真正找到过切实有效的反经济萧条政策。主要有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个危险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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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常常将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萧条混为一谈，一类是由于长期的资源配置失调而导致的经济萧条，另一类是商业性或周期的经济萧条。这两类不同的经济萧条需要不同的治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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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反经济萧条政策应由政府实施。防止、治理经济萧条的确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仅靠政府来履行这个职责，只会加深经济萧条，因为政府有可能会通过制造战争来解决经济萧条问题。一个真正的反经济萧条政策当然应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但是，它要依靠企业，由企业来落实、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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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经济萧条与商业性经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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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有的反萧条经济政策完全是针对周期性或商业性失调而设计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关于近期经济萧条的经验，部分原因是因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深远影响，他将大萧条的一些特殊特征一般化，进而形成了关于经济萧条的理论。我们现在通常假设所有的经济萧条都像美国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经济萧条一样，都是商业性或周期性的经济萧条，也就是说，是现有经济结构内部的一种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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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另外一种经济萧条，是由于现有的经济基础及其国际经济地位的根本改变而造成的，我们称之为结构性经济萧条，则完全不同于商业性或周期性经济萧条。人们之所以将这两种萧条混为一谈，是因为它们造成的结果是相似的，都会有经济困难和失业问题。但是这种混淆，使得正确的治疗难以实行。就如同仅因为便秘和阑尾炎都会导致腹痛，就采用同样的方法治疗它们一样，这样只会使结果变得更加糟糕。服用泻药只会加重阑尾炎，同样地，将治理商业性经济萧条的措施用于治理结构性经济萧条，只会加重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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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十年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商业性经济萧条，而是结构性经济萧条。西方及欧洲中部正在遭受的就是结构性经济萧条，它是由全球范围内工业革命带来的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及深刻变革而导致的。英国的经济也是陷入了一种类似的结构性经济萧条之中。印度、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面临的经济困难也大致如此。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地位及相互关系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而经济学家大肆吹捧的”凯恩斯革命”可能只是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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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结构性经济萧条的原因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如何与这种经济萧条作斗争，我们仍是一无所知。传统的自由贸易、多边贸易概念已经被证明为无法应对国际性的结构性经济萧条。它只能会令这种”病症”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将一个成员国的”病症”扩散成全世界性的”病症”。这是因为它们的假设前提是前工业经济的，仍假设贸易主要是气候与地理条件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原材料和食物的交换，它将国内经济的信贷、价格及生产置于国际贸易平衡的完全的、无保留的控制之下。这在18世纪，当国际贸易是构成货币交易的主体时，也许是合理的。但是，这在工业经济时代就会具有破坏性的影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越是宣称推崇自由贸易学说，它自己的经济运行规律越是与自由贸易学家持有的主要假设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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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贸易和自给自足是自由贸易的替代之物，但利用它们来调治结构性经济萧条，只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从长期来看更是如此，它们会使经济失调变成永久性的问题。它们的基本思想是牺牲其他所有国家的国际贸易平衡，来解决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失衡问题。双边贸易及自给自足经济思想的保守性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本质性的。另外，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实施这种政策时才会取得效果。如果每个国家都采用这种政策，那么，这些政策能够带来的暂时的、但快速见效的缓解作用也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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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需要指望能说服任何国家在遭遇严重的结构性经济萧条时不退回到双边贸易和自给自足的旧思维中。这倒不是因为它们能带来快速的缓解作用，而是因为这是今天所有的国家惟一能采取的行动。即使自由贸易的药方是有效的，面临危机的国家也不会采用，因为采用自由贸易这一药方，要求政府在面临危及本国经济繁荣，甚至危及本国经济生死存亡的经济萧条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政府敢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否则就可能会被推翻。除非我们能找到新的、有效的应对结构性经济萧条的经济扩张政策，否则政府仍会，也只能采用纯粹的、保守的经济政策，来应对结构性经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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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结构性经济危机，我们需要新的国家经济学概念、新的工具及新的制度。工业经济体系显然需要大型的、紧密联系的、基本自足的地区性经济体，就像美国及苏联这样的经济体。像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先生所号召的、发展中地区系统性经济开发的国际行动计划，有可能成为迈向新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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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式的方案，也就是反周期措施，只会使结构性危机变得更为严重。一个遭受结构性危机的国家的确也出现了通货膨胀，只不过不是货币性的通货膨胀，而是生活标准的”通胀”。这样的国家不需要更多的消费，它需要的是更多的生产和更多的资本。因此，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消费的药方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最糟糕的办法。而且，现在的凯恩斯主义的药剂师们，只继承了他们老师的药方，却缺乏他们老师的诊断技能，这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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