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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能克服以上两种障碍，政府能采取抑制扩张的行动，能寻找到军备计划以外的反萧条政策，政府的行动也难以有效地克服人们对经济萧条的恐惧心理。因为政府最多能做到的是采取”充分就业”的政策。然而，它又不能给予个人他需要的失业保护，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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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比如：“6000万工作岗位”或者”充分就业”。类似地，度量一项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也是总体性的、抽象的。比如总失业人数、工业生产指数、国民收入及支出等。但是，某个工人的担忧却是非常具体的、个人的。他担心自己会失去工作，担心找不到下一份工作。如果他的担心超出他自己及家庭的范围，最多也就会想到同一城市中同类工厂中的其他工人。6000万就业岗位或者是工业生产总指数对他来说太抽象，也太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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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采取反萧条的政策，人民是不会原谅它的，它也就不可能继续在位了。对这种失误的惩罚，不仅是某个政府的下台，还可能会出现革命或分裂，彻底摧毁现有政府的政治组织形态。因此，政府被迫承担起这个责任。然而，没有一个政府真的以为自己能履行好这个职责。政府面对失业问题时表现出的无可奈何，与公民们对失业的恐惧程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表明，无论是经济顾问、卷帙浩繁的统计资料、还是公共事业计划，都只是一副掩人耳目的漂亮外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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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的反萧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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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些组织能真正实施的有效的反萧条政策，要同时达到以下目标：抑制扩张、创造资本商品的生产及保证个人工作岗位的安全。政府不能推卸实施这样政策的责任，但是，仅靠政府自身，又难以承担起反萧条政策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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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自由企业的经济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应对周期性紧缩的最有力的反抗，其实应来自于企业内部。只有企业能制定出反周期性萧条的资本商品支出计划，能给工人们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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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的反萧条政策的起始点是收入与就业预测。从未来经济发展预测到采取措施应对波动的跨越其实难度并不大，这可以通过一个长期资本支出计划来实现，比如5～10年的资本支出计划。企业应将资本支出预算与运营支出预算分开来。主要的资本支出、厂房与设备的重大改造、设备的大规模重置等，应在经济繁荣期向后推迟，直到经济紧缩时期再实施。在经济繁荣的年份，应尽可能地拨付出用于资本项目的资金，而这些项目本身则在不景气的年份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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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资金确实被用于创造就业的项目中了，应对其免税。如果在该使用这些资金的年份，企业却没有真正使用，那就应该征以几乎等同于没收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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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税收激励足以刺激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采用这种反萧条政策，因为这样做显然对其自身有利，对国家的经济也有利。如果这还不够，那就应该施行惩罚性的税收政策，如果企业在繁荣年份没有拨付一部分资金用于紧缩时期的创造就业项目，那么就对它的利润课以惩罚性的重税。而且，只有当这部分资金确实运用到员工的收入与就业保障项目中，才能给予其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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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采用这样的政策还能有效地控制过度的经济扩张。由于资本支出被推迟了，因此，繁荣时期就不会有资本支出，这样就可以大大地缓解进一步加大通胀的压力。在繁荣时期，资金被分拨出来，用于未来的项目，这一举措应具有明显的反通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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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策还能回答一个难题，也就是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在经济萧条时，应订购何种资本商品。我们不必由政府采用单一的计划，使其规模大得难以管理，而可以让遍布整个经济的企业制定各自的计划，最终形成成千上万各自不同的资本商品订购计划。政府对这些计划的协调是十分必要的，以免出现时机不成熟就开始，或者由于信心不足半途而废的情况。但是，这些计划的形成和具体执行应留给企业自己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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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政策还必然能带来心理方面的积极影响。它不仅针对萧条本身，同时还针对人们对萧条的恐惧。它是惟一有希望缓解现代工业社会中”萧条综合症”的政策。在繁荣时期，它不仅能抑制牛气冲天的繁荣时期那种忘乎所以的乐观情绪，同时也能防止萧条时期只看到破败和灭亡的病态绝望。萧条时期这种极度抑郁的心理，是”繁荣-萧条”这个循环往复的经济周期规律中最危险、最糟糕的因素，其危害作用比其他任何经济因素都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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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29章 “组织学就是研究人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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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工业企业总体上仍在沿用新工业社会的原则，解决它自身的政府性组织问题及社会组织问题。这些原则的使用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们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在前工业社会中，无论是合伙制的贸易企业，还是小作坊，一二个人或一小群人就可以构成商业体了。在这样的商业体中，其他人的存在都是为了帮助合伙人或大师傅更好地完成生产，他们都是帮手。人们曾试图将这个概念照搬到现代企业，然而，在现代企业中，真正能完成生产的，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而是整个组织。现代企业不是”某个人的长长的影子”。如果现代企业按照传统的作坊的模式进行组织，那么，它将变得无法管理。现代工厂不仅仅是一个大作坊。如果人们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现代企业只不过是大一些的作坊，那些口称”我的工人们”和”我们的幸福大家庭”的人，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其结果是具有社会破坏性的。目前，实际的工业企业组织表现出了强烈的前工业化的人格化特征，这说明现代工业企业尚未有任何适合自身秩序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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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事物试图通过老的原则组织起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毕竟新生事物刚刚从这些老的原则中脱离出来。无论在什么地方，新的组织总是通过对旧的组织的逐步改造而形成和发展的，企业也不例外。事实上，在过去的50年间，企业发展演化的历程与现代国家管理的早期发展过程十分相似。现代国家的出现，对应于企业，就是将企业由某个人的组织改造成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组织，就像现代国家对中世纪王权的改造一样，将一个人的国家改造成一个民族的国家。中世纪的王权行使的是”统治”，而现代政府进行的是”治理”和”管理”。君主亲自、直接行使王权，而国家则需要一个组织，由政府及其庞大的”人力机器”，即官僚体系组织，才能实现治理与管理。然而，当封建领地的诸侯政权纷纷垮台或被消灭时，地方治理的权威又被收回到中央。一开始的处理方式与诸侯王在位时，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规模不同而已。事实上，情况在消亡之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起初，国王想通过增加自己的随从，也就是他的朝廷官员的方式来承担起治理地方的新职责。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首相”的出现，像黎塞留。首相手中掌握着巨大的管理权力，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他的同意。他不仅直接负责对外政策、国内政策、指挥战争，还直接管理王室寝宫使用的手帕供应等细节。这种结果的出现完全是出自无意，而非有意。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凡尔赛宫的出现，其目的就是尽一切可能将国王的”侍从们”聚集到一个屋顶下，以维持朝廷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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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与此对应的阶段。最好的例子就是现代工业的开拓者和象征者——福特汽车公司的发展经历。直到1946年亨利·福特去世之前，新的管理层正式上任，其间有20年的时间，福特汽车公司就像一个巨大的工业王国，由数位”首相”统治着。这些”首相”独揽决策大权，而且只有他们知道公司业务的发展状况。事实上，全部的生产都集中在一个工厂里，也就是红河工厂。它可能是现代工业生产的最大规模的集中，堪称当代世界的一个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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