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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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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33章 管理层必须真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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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企业必然会对工厂社区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首先,它必然会要求工人们对管理工作持充分理解的态度;其次,它必定会要求工人们理解企业的经济性原理,并接受盈利性和生产率等业绩尺度;最后,它必定会要求工厂社区不断增加输出训练有素、经过考验的员工,以补充”工业经济中产阶级”。所有这三个方面的要求都可以通过工厂社区的自治而达到,事实上,也只有工厂社区的自治机构才能满足这三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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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态度只能从管理经验中获得。教义、宣传、培训课程及书籍都不能产生管理者态度。这些东西对已经有一些管理经验的人来说非常有用,但对那些毫无经验的人来说,却不会产生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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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计划协会最近的一项关于”工业秩序和平的原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全国计划协会案例研究No.4。“哈依克-弗里曼公司——美国服装工人工会中的工人”。唐纳德B.斯特劳斯,华盛顿特区,1949年1月。——原注)这个研究讲述了一个政府的高层部门的一个受到专门训练的劳动经济学家的故事。他是工会领袖的朋友,也是工会组织的忠实信徒。他掌握着很多理论知识,并接受过专门训练。在该案例中的公司的工会建立伊始,他就被委任为公司的劳资关系经理。但是,直到他真正从事该工作,他才开始真正理解劳资关系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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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学习了很多研究生经济学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他知道一套75美元的西服的利润额,在2美元左右。他也知道,要制一套西服,大概需要200多道工序。只要每道工序多花1美分,公司的利润就会化为乌有。但是,研究生课程教给他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这些在理论讨论之中毫无生气的数字,一旦真的变成现实的管理责任,需要你进行决策时,你就会知道何其之困难!这段研究生课程学习的经历使他变成一个非常谨慎,甚至有点吹毛求疵的讨价还价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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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企业中,工人们是不可能有管理企业业务的经验的。普通员工显然是不可能被赋予决策企业业务的权威和责任的,无论他是从事生产工作、技术工作还是文秘工作的普通员工。因为他们的工作不可能以分权制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些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指令,而不可能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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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通过咨询委员会的方式让员工获得管理经验的办法,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成效。例如巴尔的摩的麦考密克香料公司开创的”次级董事会”制度,就代表了这方面的努力。条件就是,这样的董事会的成员尽管职位不高,但确实是从事管理工作的员工。对其他类型的员工来说,这种方式无异于毫无实际意义的游戏。它可能让其他类型的员工多学点知识,但绝不可能让他获得管理经验。因为,只有当他真正负责一项影响到他的职位与工作的决策时,他才能获得真正的管理经验。由于同样的原因,试图通过将工人代表安排到董事会或进入管理高层让他们获得管理经验的做法,也会是徒劳无功的。无论在哪里,这种努力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如1918年以后德国、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曾做过的类似努力,法国和英国现在也在做类似的工作,但无一例是成功的。即使工人代表有足够的知识,能参与到决策之中,也会因为决策问题与他关心的问题及他的工作相距太远,而变得毫无意义,更不用说那些更广大的普通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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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工厂社区的自治管理中,工人们能获得管理的经验。尽管这种管理经验是关于其他类型的问题的管理经验,但是,重要的是,它们确实是进行真正决策的经验,是建立有效政策、处理冲突、进行妥协的经验。它确实也是关于如何处理工厂整体问题的经验。相对于企业业务管理的管理经验而言,工人们更容易接受社区事务管理的经验。而且,与从事工会工作获得的管理经验不同的是,工会的管理经验对工人来说是一种不愉快的经验,而社区自治过程中的管理经验却是愉快的,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并保证工人与企业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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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一时刻能获得第一手的社区自治管理经验的人数是有限的,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却能传遍整个工厂。当然,较大规模的工作轮换可以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这种经验。另外,社区自治机构总部的工作,要依赖于各基层代表才能顺利开展。正是这些基层代表将自治机构总部的精神与态度传遍整个工厂,自然要让这些基层代表及时了解总部的决策动态。工厂社区自治机构的成员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工厂中确定”公众舆论”的最合适人选,他们的态度会很快传遍整个工厂。例如,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美国铸铁管公司,其自治机构的管理经验在全厂数千名工人间传播之快着实令人惊讶。该公司工厂社区自治机构的成员都是深受工人们尊敬,并被视为领导者的人士。员工们愿意听他们的,而且渴望自己能跟得上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如果这些人士根据自己的管理经验采取”同情管理者的态度”,那么,同样地对待管理工作的态度也就会传遍全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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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工厂社区自治机构似乎能克服企业管理层与工人之间有效沟通的巨大障碍。如果管理者告诉工人们说,企业现在处于经济困难之中,需要更高的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工人们肯定会把它当做托词而不予重视。相反,如果管理层能够让自治机构的成员相信公司的经济状况是多么地不容乐观,再通过自治机构成员之口将它传播出去,工人们就会认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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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社区的自治机构应能让工人们及时、有效地感知公司的经济现状,须在工人们的需求和愿望与公司的盈利性及效率之间,建立起清晰而直接的关系。它应能切实地留出一定的让工人们自己做出经济决策的空间。总部应有自己支配的预算。现在,绝大部分企业的社区生活费用混在企业的总费用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工人知道,要保证厂区安全或维持一个像样的自助餐厅的正常运营需要花多少钱。如果他们知道花费的数目,他们肯定不敢相信。现在的企业不仅没有能从服务于社区的活动中获得工人们的感激,反而还增加了工人们对自己及管理层的反感之情。我强烈地建议,这笔钱花在什么地方、怎么花的决策留给社区自治机构自己决定。企业应拨出多少钱用于社会活动,应在劳资合同中确定清楚,并直接付给工人,可以在每小时的工资上额外增加一点,比如15~20美分;或者每年发一次,大约几百美元。而自治机构则需要确定具体的目标及计划,而且应征得社区成员的同意,然后从员工那里再把这些钱征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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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工厂社区的自主性自治机构还特别有助于能力强、训练有素的员工的升迁,而这一点正是企业最迫切需要的。在工厂社区自治机构办公室工作的员工所接受到的训练,绝不比任何工头或管理中层的初级经理所获得的训练少。他们受到的训练主要不是生产方面、工程方面或某种特定的技能。但是,他们受到的训练能让他用全局的眼光看待企业。他们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管理。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定能获得关于人的管理的技能和认识,而这正是绝大部分中层管理者最缺乏的,也是一个人在生产性工作中最难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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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权威与工厂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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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社区自治机构能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它都不能削弱管理层对企业的管理,这样的代价是得不偿失的。但人们对自治机构最直接的反对理由就是认为它破坏了管理层的权威,甚至有的人说,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存在,使得管理职能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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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管理层的责任在于管理,无论怎样,都要保证管理职能的实现。管理层的权威应得到强化,因为在美国,某些地方的管理层已经弱化到不能正常履行职能的地步。但是,管理者应管理什么呢?是所有的事情吗?一个宣称包揽地方全部事务的政府,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什么事也管不了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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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的第一责任是保证企业的经济业绩。管治权力对管理层来说是一种必要的权力,因为保证企业生产正常运行的是人。但是,企业的社会性组织方面的职能,只有当它影响到组织的经济业绩时,才属于管理层的职能范围。这两者事实上是相分离的。企业的社会性组织与经济业绩基本不相干,即便相干,那也纯属偶然,既然如此,管理层插手企业社会性组织的事务,不仅没有道理,而且反而会削弱管理层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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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缺乏一个自治机构承担工厂社会性生活的管理,只要管理层插手这些事务,怨恨和反感的情绪就会滋生。人们会觉得自己被当成孩子一样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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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家大型石油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工人们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的医疗、退休、死亡的福利体系。但是,调查表明,工人们自己把其他一些东西,比如工作保障,看得比这些福利要重得多。其实,只要使用目前的福利体系的一小部分钱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完全的就业保障体系。有很大一部分员工对公司的政策反对情绪很大。如果一名工人辞职或因某些原因而被解雇,那么,他将丧失所有的对福利的要求权。管理层感到很委屈,因为公司花了大笔的钱来维持这个福利体系。但是,工人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甚至认为这些福利就像是对他们的一种”贿赂”,好让他们留在公司继续卖命。有的员工甚至认为,公司是利用这种方式威胁员工听从命令、闭上嘴巴,不要鸣冤叫屈,否则就解雇你,那你将会失去所有的福利。工人们反感情绪非常强烈,也很普遍,这也是很多员工组织工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一个火药味很浓的工会。然而所有这一切却是管理层始料未及的,他们原本只是一片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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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工厂社区的问题上,管理层通常不能做出正确决策。由于这些错误决策,就使人们怀疑他们在经济事务方面的能力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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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家相当大的公司的总裁给员工们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公司的业绩经过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若干年的迅猛发展后,现在开始下滑了。他坦诚而清晰地说明了公司面临的经济现状,并提醒大家注意,公司的预算必须削减,人员也必须有些裁减。他还勾画了公司应对经济衰退的主要措施。数周之后,一家外部研究机构在该公司进行调研。调研人员发现,基层管理者、监工及工人们,几乎毫无例外都对总裁的判断持不信任态度。他们表示,在工厂的社会问题上,公司的管理高层经常表现出他们对情况十分不了解,因此,他们觉得公司的高层对经济问题的判断也不会高明到哪里,要么,就是因为管理层的无能才造成业绩下滑的。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典型、有说服力,是因为每个接受调查的基层员工都会引用一些与他们密切相关的政策决定是多么地不恰当,以说明公司的管理层对情况是多么地不了解。可见,基层员工们对管理者缺乏敬意,不是出于思想观念或一般原则,而是基于他们的切身体验,这些切身体验告诉他们,公司的管理层与公司的社会性组织之间相距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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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工厂社区社会生活的管理是不是管理层的责任,或者说管理层有没有能力管理好社区的社会生活等等,这样的问题已是多余。因为,管理层通常不再具有进行这些决策的权威了,剩下的只有事情弄糟时受指责的份儿。这些问题绝大部分由工厂社区自治机构决定,在制定政策与规章制度时,管理层还要分出一部分权力给工会。有时甚至是工会决定政策和规章,但管理层却承担着这些政策与规章制度施行的全部经济责任。由于每一个政策的出台,管理层都会公开尖锐地批评,但最终又不得不妥协。因此,执行得好,得不到任何赞誉;执行得不好,全部的错则都是管理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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