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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又不能宣布工会的资历标准及公众标准是非法的，这会破坏工会或工厂社区组织的稳定性。它们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我们可以规定，当某人从一家工厂转向另一家工厂，从一家工会转向另一家竞争性工会时，它的工会资历在第一年暂时终止，或将他的工会资历削减1/3。从某一工种转向另一工种时，要通过一个简单的考试，由新、老工会的领导人组成一个公正的主席团主管该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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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要设计什么样的办法，这并不重要。最主要的是要保证社会不会受制于工会的消极行为、对立法平衡的抵制。如果工会本身不能建立可行的效果，应适当采用立法手段。但是，相对于一个相当精细的体系而言，立法也只是一种很粗略的办法。就像用鞋拔来修理手表一样，我相信，也许有这样的事情，但绝不是优秀的修表匠所推荐的方法。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工会的领袖不仅负有特殊的责任，而且这也是一个机会。成为某个特定工会、某个特定工厂社区的成员这件事越重要，因这个成员资格而获得的保障和福利越多，工会制定向所有工人开放的政策就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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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第38章 罢工何时会变得不堪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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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民的工会，其主要问题之一即罢工问题。如果能采用在本书中描述的工业社会秩序原则，罢工问题应能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根据这些原则，工会能获得正面的、有实质意义的地位，这会大大消除工会因政治性要求而发动的罢工。它也能赋予工会领袖相应的职能，保证他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景剧中的约翰L.刘易斯这个角色那样，作为一个气愤的父亲，成天叫吼，不断地表演。工厂社区里的新机会为获取声望、升迁的需求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它为解决工会内部的派系之争找到了出路，这件事也只有在今天才有解决的可能。另外，在劳资谈判时，将工资率与工资负担分开的新思想的引入，特别是同时采用可预测收入计划、利润分享计划时，能够大大地减少因工资问题而引起的罢工，无论工资是这些罢工的实际原因，还是表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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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罢工问题对工会来说仍然至关重要。也许，最终可能会发展成这样的情况，“罢工权利”变成一个纯粹的象征性的权利，就像英国王室对英联邦政府制定的法案的否决权一样，虽然一直维持这种权利，但从不行使。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罢工还会出现。社会仍需要寻找新的办法与途径，来协调工会的罢工需求与社会不允许任何私人团队通过采取一致行动破坏国家福利的需求两者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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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例如，处于战争时期，可以明令禁止一切罢工，其他时期不可能这样做。剥夺罢工的权利就相当于彻底取消工会，那将会是迈向工会的国家化，极权国家的第一步。另外，无论政府在罢工中干预什么，它必须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既不能偏向工会，也不能偏向雇主。塔夫特哈特利法案赋予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停止罢工的权力，尽管这种权力只有在罢工危及国家安全、国家福利及正常发展时才可以行使，但它明显地偏向了雇主这一方，这是该法案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工会强烈反对该法案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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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的社会应该能够，也必须树立起这样的观点：罢工只是一种特殊手段，它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常用办法。在这样的观点之下，不同的团体之间应能事先同意在现有的合约的框架下解决争端。事实上，常设公平裁决员制度应大力推广，很多行业采用这种制度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果没有关于仲裁的协议，关于现行合约规定的各方的权利义务、现行条款的含义等争执，可以由专门负责解决协议争议的机构——也就是普通法庭——负责处理。而任何旨在强制实行现行合约、对现行条款的重新解释、改变现行条款的停工，无论是工人的罢工，还是雇主的停工，都应明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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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禁令实际上增强了工会及工会领导人的地位。现在，他们对未经批准的”野猫罢工”也无能为力，而且还要表示出宽容、理解，甚至还要表示出支持。一个例证就是，1949年6月的英国铁路工人罢工。罢工的原因是反对星期天加班，但这一点在合约中是双方完全同意的。差不多相同时期的福特汽车公司的罢工，实际上就是在新的劳资协议的具体谈判将要开始时，试图让工会领袖支持”野猫罢工”，反对现行的合约的条款，但这会损坏工会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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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的问题是那些危及公众安全、大众福利、社会稳定的合法的罢工。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开这个结，只有将它一刀切除。没有哪个政府可能允许危及社会的罢工。给”基础工业”的工人以特殊的地位，这种做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每个行业都有可能成为”基础工业”。任何政府都应该有判断某次罢工是否会危及公众福利的权力。它必须有采取合法的行动对付这类罢工，让工人们返回工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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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府的这种行动不能蜕变成管理层方面的干预。这在塔夫特哈特利法案之下很容易实现。任何时候，政府以罢工危及国家利益为由禁止某次罢工，应暂时由政府接管所涉企业。在政府接管期间，该企业所获利润应是过去10年最低的年平均利润水平。如果在过去10年里，该公司某一年是亏损的，那么政府控制期间应将该公司的利润设为0。如果在政府接管期间出现了亏损，那么这个亏损应由该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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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工人罢工的公开要求是提薪，在接管的公司里，工人所得工资应保持原来的工资率水平。相反，如果罢工的理由是反对降薪，那么，工人的工资应先支付相对于原先较低的薪水，而工人要求的薪水与实际所得薪水之间的差异则存入一个未决的信托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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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这样做，工人和雇主双方都会承担相当的风险。当然，不会使任何一方有利可图。事实上，这样做，双方都有动力去寻找解决罢工问题的折中方案。对公司来说，政府接管带来的经济结果与罢工没有什么区别。而工人这一方，尽管面临的损失要比罢工中少一些，但是，他们也不太可能取得一些基础工业工人罢工所取得的胜利。在那种情况下，公众的压力太大，会促成罢工问题的及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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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最后两章完全是讨论对工会的行动自由的限制与约束。但是这里的”制约性”已经与传统意义上对工会行动的法律上的制约性完全不同了。它的假设前提是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广为接受的、有保障的工会。这些制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惩处工会或者是蓄意摧毁它，相反，它是为了促使工会实现它重要的社会责任。换句话说，我们的目的是真正的监督，而不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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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件事能将这种监管转化成惩罚性的、限制性手段，那就是工会对任何限定其权力及行使权力的条件的努力都盲目地反抗。正是由于类似的反抗，使得早期对企业的监管变成后来的限制。在美国，大部分的工会领导现在都认为，1946年国会讨论的塔夫特哈特利法案，是他们拒绝当时联合制定一部真正监督工会行为的法律的重要原因，尽管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这件事。希望得到行使社会与政治权力无所限制的许可，最后只会导致带有惩罚性的限制。我们希望工会的领袖们，尤其是新的一代将要接替领袖职位的年轻人能够理解，美国工会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能够决定，美国的工会运动是接受惩罚性的限制，还是通过对其权力及职能的合理监管，而得到鼓励和加强。我觉得要求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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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结论：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