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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禁令实际上增强了工会及工会领导人的地位。现在，他们对未经批准的”野猫罢工”也无能为力，而且还要表示出宽容、理解，甚至还要表示出支持。一个例证就是，1949年6月的英国铁路工人罢工。罢工的原因是反对星期天加班，但这一点在合约中是双方完全同意的。差不多相同时期的福特汽车公司的罢工，实际上就是在新的劳资协议的具体谈判将要开始时，试图让工会领袖支持”野猫罢工”，反对现行的合约的条款，但这会损坏工会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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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的问题是那些危及公众安全、大众福利、社会稳定的合法的罢工。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开这个结，只有将它一刀切除。没有哪个政府可能允许危及社会的罢工。给”基础工业”的工人以特殊的地位，这种做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每个行业都有可能成为”基础工业”。任何政府都应该有判断某次罢工是否会危及公众福利的权力。它必须有采取合法的行动对付这类罢工，让工人们返回工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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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府的这种行动不能蜕变成管理层方面的干预。这在塔夫特哈特利法案之下很容易实现。任何时候，政府以罢工危及国家利益为由禁止某次罢工，应暂时由政府接管所涉企业。在政府接管期间，该企业所获利润应是过去10年最低的年平均利润水平。如果在过去10年里，该公司某一年是亏损的，那么政府控制期间应将该公司的利润设为0。如果在政府接管期间出现了亏损，那么这个亏损应由该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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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工人罢工的公开要求是提薪，在接管的公司里，工人所得工资应保持原来的工资率水平。相反，如果罢工的理由是反对降薪，那么，工人的工资应先支付相对于原先较低的薪水，而工人要求的薪水与实际所得薪水之间的差异则存入一个未决的信托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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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这样做，工人和雇主双方都会承担相当的风险。当然，不会使任何一方有利可图。事实上，这样做，双方都有动力去寻找解决罢工问题的折中方案。对公司来说，政府接管带来的经济结果与罢工没有什么区别。而工人这一方，尽管面临的损失要比罢工中少一些，但是，他们也不太可能取得一些基础工业工人罢工所取得的胜利。在那种情况下，公众的压力太大，会促成罢工问题的及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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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最后两章完全是讨论对工会的行动自由的限制与约束。但是这里的”制约性”已经与传统意义上对工会行动的法律上的制约性完全不同了。它的假设前提是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广为接受的、有保障的工会。这些制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惩处工会或者是蓄意摧毁它，相反，它是为了促使工会实现它重要的社会责任。换句话说，我们的目的是真正的监督，而不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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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件事能将这种监管转化成惩罚性的、限制性手段，那就是工会对任何限定其权力及行使权力的条件的努力都盲目地反抗。正是由于类似的反抗，使得早期对企业的监管变成后来的限制。在美国，大部分的工会领导现在都认为，1946年国会讨论的塔夫特哈特利法案，是他们拒绝当时联合制定一部真正监督工会行为的法律的重要原因，尽管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这件事。希望得到行使社会与政治权力无所限制的许可，最后只会导致带有惩罚性的限制。我们希望工会的领袖们，尤其是新的一代将要接替领袖职位的年轻人能够理解，美国工会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能够决定，美国的工会运动是接受惩罚性的限制，还是通过对其权力及职能的合理监管，而得到鼓励和加强。我觉得要求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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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170402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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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结论：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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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社会，要实现有活力的存在，它必须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在极权国家时代，自由，不是每个人都分享到的，即如战争时期的和平一样。欧洲人文主义者的”空想”简单到将个人自由和安全嫁接到独裁政府上，这是他们不谙政治的表现，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实，在自由的社会和奴役的社会之间并没有折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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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将成为自由的社会，还是奴役的社会，主要取决于国家与企业及工厂社区的关系。如果中央政府直接并完全控制着企业及工业社区，那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自由可言。而且，正是这种控制能使现代意义下的专制变成真正的”极权”专制，因为人们对这样的国家机器毫无有效反抗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任何有实际意义的隐私，更不用说自由了。相反，自治性的企业及自治性的工厂社区能构成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的坚实基础。事实上，今天的自由社会也要求企业及工厂社区具有自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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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缺乏公民对政府的负责任的参与，这就会危及自由社会。没有他们的参与，自由社会的政府自己就会堕落。一个自由社会的政府，需要的不仅是赋予社会成员这样或那样的权利，或对政府的权力有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它更需要的是合格公民：就是能承担责任的社会成员。当然，要让公民能负责任地参与政府事务，必须保证有一种基层的自治性的组织。因为公民作为单个的个体直接参与国家政府的事务是不太现实的，毕竟国家政府离单个的人过于遥远，令人鞭长莫及，而且，只有在基层的社区，单个的公民才能真切地感知到什么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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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基层的自治性政府过于脆弱，现在的福利国家就会破产，而且会变成专制国家。只要各种福利是由中央政府发放的，人们就会认为这些福利是白送的，没有什么成本。他们不会明白每一项福利都是从社会的生产中征收而来的，而要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就必须要提高生产率及工作效率。工业社会创造的财富能保证这些福利是可实现的，然而，这些财富本身也构成工业社会繁荣及自由的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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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取消福利的国家制，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这个社会创造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做梦都想像不出的巨大财富，如果我们不用这些财富来满足人类抵御生存风险、获得安全保障的需求，它们又有什么价值呢？但是，我们不能将”福利国家”错误地认为是可以无限制地无偿给予的国家。如果社会成员不能认识到，他的需求的满足，依赖于全社会的产出、生产率及工作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要依赖于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那么，福利国家就会陷入悲惨的境地，变成一个奴役社会。人们不愿意放弃安全保障的希望，情况越糟糕，他们就会越发地紧紧抓住这样的希望。最后，他们会强迫自己进入专制状态，其惟一的目的就是使大家所处境地的悲惨程度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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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的福利应由国家进行计划，但是它的管理应在基层层面上进行。政府要确定的是标准。政府应向那些比较贫穷，达不到国家标准保障的群体进行补贴，而补贴的资金则来自于富裕、能承担超过平均水平的负担的群体。但是，这个计划应是基层自治机构社区自己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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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社会里，惟一有意义的基层自治机构就是企业及工厂社区。传统意义上的基层政府，如镇、城或县郡等的没落，主要原因就是基层自治机构已转变成企业及工厂社区了。只有在这样的工业社会里，它的企业及工厂社区是自治性的基层”政府”组织，它们负责社会安全的管理，自由才是真正存在的。在本书讨论完工业社会秩序的职能性要求之后，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一个理想的工业社会的政治性要求是什么？要使一个工业社会仍保持自由社会的特点，需什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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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170402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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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企业社会中的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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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企业体制的主要政治问题是工业企业的财产权问题。在自由企业体制中，确立企业及工厂社区自治性地位反倒不存在特别的政治性困难。事实上，自由企业体制正是建立在企业作为一种自治机构的假设之上的。通过工厂社区自治机构的建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工会独立于政府的问题，同时也能防止工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操纵政府。但是，在自由企业体制中，企业投资者的权利，或者说”资本家的权利”，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企业中管理的合法性取决于自治性的工厂社区的建立，那么管理在整个社会中的合法性，它的经济权力的合法性，则取决于是否能妥善地解决资本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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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常的讨论中，人们常常会将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即投资者的法定权利及资本市场的功能。资本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的”，它与”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如同银行体系和零售业体系与任何”主义”都没有关系一样。资本市场实现的是一种客观的功能，与意识形态没有必然联系。它主要是保证经济的灵活性及活力。成功的企业合理地分配它的利润、处置它给整个经济带来的困难、配置较大份额的储备金应对它自身的风险，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很容易演变成垄断经济，只有少数的企业不断地扩张，变得越来越庞大。同样地，衰落的行业逐渐退出，新生的行业不断地浮现出来，这也是非常必要的。持续不断的衰老和更新是一个经济的基本的新陈代谢。如果人为地阻塞正常的新陈代谢，一个经济就会因自身产生的”毒素”不能排除而被毒死。要保护一个经济免受其自身产生的毒素与废料的侵害，惟一的一种途径就是促使不同的行业与企业去争夺资本。事实上，为了保证一个经济是竞争性的，资本的争夺，至少和市场竞争及产品竞争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我们传统的经济思维主要集中在后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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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本市场的职能中，没有哪一点要求一定要给投资者赋予所有权。投资者要的是分享未来收入的一个份额的权利。投资者自己准确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对所有权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他根本不需要所有权。他放弃了法定控制权，拒绝了管理者一切企图使他们从企业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诱惑，更不用说直接介入管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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