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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取消福利的国家制，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这个社会创造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做梦都想像不出的巨大财富，如果我们不用这些财富来满足人类抵御生存风险、获得安全保障的需求，它们又有什么价值呢？但是，我们不能将”福利国家”错误地认为是可以无限制地无偿给予的国家。如果社会成员不能认识到，他的需求的满足，依赖于全社会的产出、生产率及工作效率的提高，也就是说要依赖于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那么，福利国家就会陷入悲惨的境地，变成一个奴役社会。人们不愿意放弃安全保障的希望，情况越糟糕，他们就会越发地紧紧抓住这样的希望。最后，他们会强迫自己进入专制状态，其惟一的目的就是使大家所处境地的悲惨程度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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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的福利应由国家进行计划，但是它的管理应在基层层面上进行。政府要确定的是标准。政府应向那些比较贫穷，达不到国家标准保障的群体进行补贴，而补贴的资金则来自于富裕、能承担超过平均水平的负担的群体。但是，这个计划应是基层自治机构社区自己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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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社会里，惟一有意义的基层自治机构就是企业及工厂社区。传统意义上的基层政府，如镇、城或县郡等的没落，主要原因就是基层自治机构已转变成企业及工厂社区了。只有在这样的工业社会里，它的企业及工厂社区是自治性的基层”政府”组织，它们负责社会安全的管理，自由才是真正存在的。在本书讨论完工业社会秩序的职能性要求之后，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一个理想的工业社会的政治性要求是什么？要使一个工业社会仍保持自由社会的特点，需什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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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企业社会中的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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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企业体制的主要政治问题是工业企业的财产权问题。在自由企业体制中，确立企业及工厂社区自治性地位反倒不存在特别的政治性困难。事实上，自由企业体制正是建立在企业作为一种自治机构的假设之上的。通过工厂社区自治机构的建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工会独立于政府的问题，同时也能防止工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操纵政府。但是，在自由企业体制中，企业投资者的权利，或者说”资本家的权利”，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说企业中管理的合法性取决于自治性的工厂社区的建立，那么管理在整个社会中的合法性，它的经济权力的合法性，则取决于是否能妥善地解决资本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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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常的讨论中，人们常常会将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即投资者的法定权利及资本市场的功能。资本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的”，它与”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如同银行体系和零售业体系与任何”主义”都没有关系一样。资本市场实现的是一种客观的功能，与意识形态没有必然联系。它主要是保证经济的灵活性及活力。成功的企业合理地分配它的利润、处置它给整个经济带来的困难、配置较大份额的储备金应对它自身的风险，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很容易演变成垄断经济，只有少数的企业不断地扩张，变得越来越庞大。同样地，衰落的行业逐渐退出，新生的行业不断地浮现出来，这也是非常必要的。持续不断的衰老和更新是一个经济的基本的新陈代谢。如果人为地阻塞正常的新陈代谢，一个经济就会因自身产生的”毒素”不能排除而被毒死。要保护一个经济免受其自身产生的毒素与废料的侵害，惟一的一种途径就是促使不同的行业与企业去争夺资本。事实上，为了保证一个经济是竞争性的，资本的争夺，至少和市场竞争及产品竞争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我们传统的经济思维主要集中在后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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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本市场的职能中，没有哪一点要求一定要给投资者赋予所有权。投资者要的是分享未来收入的一个份额的权利。投资者自己准确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对所有权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他根本不需要所有权。他放弃了法定控制权，拒绝了管理者一切企图使他们从企业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诱惑，更不用说直接介入管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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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投资者所有权这个法律上的”虚幻”概念，惟一的作用就是能使某个人或一小群人通过购买某个大企业的一小部分股份而控制该公司的管理。有些时候，只要购买1%的股份就能实现绝对的控制。这种情形变成可能，部分原因是因为股权的充分分散，一些最大的企业拥有将近100万名个人股东，这些股东每人只持有很少的股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股东对公司的漠不关心，为什么他们会拒绝行使法定的所有权，甚至普通股赋予他们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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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很多时候，由少数股东控制对企业来说是一件好事。常常是有能力、有闯劲儿的人愿意利用控制权的法定情形与实际情形不符的机会，但这既不表明这种机会被滥用了，也不表明这种行为是合理的。它只能说明目前的概念难以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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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本质中没有任何一点要求所有权，或者表明所有权（也就是控制权）是合理的。也许，将来有一天，人们看待人类生产组织控制权的可买可卖，就如同我们今天看待奴隶制条件下人的买卖一样。投资者所有权这个概念的荒唐程度有多深，它就会带来多深的反抗。它将企业的政治与社会权威移植到金钱投资之中，但是金钱投资实际上并不包含政治或社会责任，它所承担的只有经济风险。赋予投资以政治与社会权利是毫无道理可言的，投资的所有权利就是能获得经济回报。政治的与社会的职能，也就是管理性的职能，只能建立在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经济”器官”这种客观的功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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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使”事实上”的情形法律化。也就是，大企业的投资者不应拥有所有权，而是只能获得一个索取经济回报的权利。特别地，以下几个特例不包括在这个规则之中。首先是对分支公司的投资，这主要是遵循所得税法对分支公司处理的先例。另外，企业的创始人也是一个例外，创始人将企业从无到有一手培育成一个繁荣的大公司，他理应享有所有权。但是，他的继承人就不应继续享有这种所有权。金钱是可以继承的，可以买卖，但是权力却不可以，因为权力必须要与相应的责任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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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应把新规则的使用限制在大企业。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规模界限：比如，向雇员数超过5000～10000的公司投资时，不享有所有权。或者，我们可以限定在发行不同证券的公司，比如发行票据、债券、优先股或普通股的公司。这两种方案都有其不合理之处，比如，第二种方案会将福特公司排除在外，尽管它的规模很大。但是，总体上这两种方法的作用是一样的，它们都不会抑制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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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彻底取消所有权这个法律概念，将企业转变成适用于公共法律的事物，类似于大学或州立医院等。事实上，以上提议的变革是在不改变任何法律概念的前提下进行的。与其让4000万股份中每个股份拥有一份虚设的所有权，还不如让每个股份成为投资权证，拥有一份真正的利润索取权，在公司清算时拥有一份资产所有权。除此之外，也有我们现在所称的”股份”，也就是所有权证，它赋予持有者完整的法定权利，这种权证应永久地赋予董事会。“没有投票权的股份”这种金融工具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在很多情况下，公司的投票权都被委托给一个”投票信托”小组，投资者只持有索取利润的权证，而不持有投票权。而在福特汽车公司，由福特本人及其儿子捐献给一个福利基金的大量股份，也是只能分享利润，但不具有投票权，而具有投票权的股份则掌握在福特家族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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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权利的法律架构的改变必须与董事会的改造同步进行，必须要把董事会改造成一个更有效力的组织，应使董事会成为管理者在经济职能方面拥有权威和权力的新的坚强后盾，而不是一个代表所有权的组织。董事会应包括投资者的代表，毕竟他们是真正关心企业业绩的人。也应包括管理者的代表，原因是一样的，即如前面所言，董事会不应只包括一些全职”管理审查者”，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制定和实施管理组织的政策及保证管理连续性的政策。董事会还应该包括工厂社区及工厂所在社区的代表。这样的一个董事会有权力任免管理层。在所有的重大资本支出中，它有最终发言权。但是它不应该是企业实际的首脑统治机构，这是目前流行的荒谬的想像，它其实更应该是企业的监护者、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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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投资者虚设的法定所有权，其实不会对他的实际地位产生任何实质的影响，但它的确能更改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给股东谋取利润。这种观念因管理层的煽动性言论而更加牢固。它将股东和债权人放在同样的政治性地位上了。事实上，对企业来说，赚到足够的利润来偿还债务，要比赚到足够的利润来回报股东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如果企业不能清偿债息，它就得破产。然而，在现实经济中，债权人并不是”公众敌人”。事实上，如果债权有什么内涵的话，它常常是一些正面的。美国的债权人通常都是一些大的机构，比如保险公司和银行，而股东更多的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投资者。在人们的头脑中，与债权紧密联系的是”寡妇和孤儿”，而与股权相联系的则是”华尔街”和”大亨”。最后，将所有权、控制权与投资相分离，也能让企业的员工明白，企业必须要满足股东的要求，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这个企业，而是因为，如果股东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企业就难以获得持续创造工作岗位并保证工作岗位安全、有吸引力所必需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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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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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企业社会还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们常说的”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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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实际上是有误导的。它意味着在工业社会，我们能对”大规模”采取什么有用的措施。事实上，工业企业必须要做大，这是由技术的原因、管理的原因及为了有效地服务于一个大规模市场等因素决定的。它还暗含着企业做大对社会是有破坏性的。但是，离开大企业，工业社会中的一些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像研究发展这类事情，我们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但是它们的代价也是昂贵的，只有强大的企业才能负担得起。单靠大企业就能支撑起战时生产的重担，它也能很快地从军用转民用，或从民用转军用。大企业自身就能够实施长期政策。最后，也只有大企业才能负担得起管理层。事实上，反对大企业运动中最大的弱点常常是，一些情况的出现实际上是企业做大的结果，却把它当作原因。对管理的需要，这是由现代工业化的经济与技术特征所决定的，这个需要导致的结果就是”大企业”。如果大企业不能为工业社会提供管理者，政府就必须要提供。所有试图消除”大”的影响的努力，无非只代表了一种伤感的怀旧情绪，并且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要做的选择不是在”大”和”小”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只能做这样一个选择：要么是数量众多的相互竞争的大企业，要么是一个超级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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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这个称号似乎还意味着它们享有超级优越的竞争优势，它们对经济变动似乎已经免疫，似乎有着金刚不坏之躯。事实上，大企业的优胜劣汰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小企业。在很长时间里，美国的汽车市场主要是由少数几个汽车公司供应的，这确是事实。但是，如今的主要汽车供应商与25年前已有很大的不同。在那时，福特一家公司就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今天，福特的市场份额却不足20%。而通用汽车在早先时期占据了20%的市场份额，现在的市场份额却是40%。而克莱斯勒公司在25年前还没有诞生，现在却占据了全美客车市场40%的份额。事实上，不仅汽车行业是这样，其他的所有行业也都是这样。福特公司的发展过程只是一个典型。在美国，几乎所有主要行业的领袖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都要比25年前少得多。也就是说，市场的增长要比大企业的发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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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是”小”。对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运行正常的经济而言，让小企业能与巨型企业肩并肩地生存，特别是要保证新的企业能有机会成立并成长起来，是至关重要的。企业是大还是小倒不重要，关键是它们能不能成为自我更新的经济细胞。这不是一个规模大小的问题，而是工业社会基本新陈代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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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有利于新生的、年轻的、成长中的公司发展的环境。这个环境不是依靠与大企业搏击而获得的，也就是说不是纯粹靠负面的行动而产生的。它需要采取积极的、有利于小企业和年轻企业的措施。然而目前，我们的政府政策却是惩罚和压迫小企业，尤其是新企业及成长企业的政策，尽管它遭致很多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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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规范企业的方式强制规定了很多的文件及表格，这使小企业不堪重负。而我们的财政政策没有为经济中的幼稚企业及成长中的企业提供任何应对风险和危机的准备金。而指望年轻及成长中的企业能承担现有的税负，就如同要一个未成年的男孩背着步兵的背包进行40英里的急行军。最糟糕的是，我们拒不承认幼稚的或成长中的企业面临着如此多的巨大危险，患有如此多的”儿科疾病”，这些问题实际上要求它们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从利润中提取部分准备金，并合理地摊销一些亏损。除此之外，我们需要一项坚定的政策，这项政策也许是一项全新的制度，也就是如何重新开启服务于新的创业企业的资本市场。现在的情况是，在现有的税收政策及中央银行政策的双重制约下，新的创业企业根本难以获得风险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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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积极有力的扶植新企业及成长中的企业的政策，是防止大企业问题、经济权过于集中问题的最好方法。如果我们能采取这样的政策，我们就不必害怕大企业或垄断所带来的问题，因为我们为经济体提供了由它自身关注这些问题的力量。这种政策设计也是惟一的有效的防护措施。而其他任何政策最多只能做到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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