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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企业社会还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们常说的”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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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实际上是有误导的。它意味着在工业社会，我们能对”大规模”采取什么有用的措施。事实上，工业企业必须要做大，这是由技术的原因、管理的原因及为了有效地服务于一个大规模市场等因素决定的。它还暗含着企业做大对社会是有破坏性的。但是，离开大企业，工业社会中的一些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像研究发展这类事情，我们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但是它们的代价也是昂贵的，只有强大的企业才能负担得起。单靠大企业就能支撑起战时生产的重担，它也能很快地从军用转民用，或从民用转军用。大企业自身就能够实施长期政策。最后，也只有大企业才能负担得起管理层。事实上，反对大企业运动中最大的弱点常常是，一些情况的出现实际上是企业做大的结果，却把它当作原因。对管理的需要，这是由现代工业化的经济与技术特征所决定的，这个需要导致的结果就是”大企业”。如果大企业不能为工业社会提供管理者，政府就必须要提供。所有试图消除”大”的影响的努力，无非只代表了一种伤感的怀旧情绪，并且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要做的选择不是在”大”和”小”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只能做这样一个选择：要么是数量众多的相互竞争的大企业，要么是一个超级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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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这个称号似乎还意味着它们享有超级优越的竞争优势，它们对经济变动似乎已经免疫，似乎有着金刚不坏之躯。事实上，大企业的优胜劣汰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小企业。在很长时间里，美国的汽车市场主要是由少数几个汽车公司供应的，这确是事实。但是，如今的主要汽车供应商与25年前已有很大的不同。在那时，福特一家公司就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今天，福特的市场份额却不足20%。而通用汽车在早先时期占据了20%的市场份额，现在的市场份额却是40%。而克莱斯勒公司在25年前还没有诞生，现在却占据了全美客车市场40%的份额。事实上，不仅汽车行业是这样，其他的所有行业也都是这样。福特公司的发展过程只是一个典型。在美国，几乎所有主要行业的领袖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都要比25年前少得多。也就是说，市场的增长要比大企业的发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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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是”小”。对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运行正常的经济而言，让小企业能与巨型企业肩并肩地生存，特别是要保证新的企业能有机会成立并成长起来，是至关重要的。企业是大还是小倒不重要，关键是它们能不能成为自我更新的经济细胞。这不是一个规模大小的问题，而是工业社会基本新陈代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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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有利于新生的、年轻的、成长中的公司发展的环境。这个环境不是依靠与大企业搏击而获得的，也就是说不是纯粹靠负面的行动而产生的。它需要采取积极的、有利于小企业和年轻企业的措施。然而目前，我们的政府政策却是惩罚和压迫小企业，尤其是新企业及成长企业的政策，尽管它遭致很多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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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规范企业的方式强制规定了很多的文件及表格，这使小企业不堪重负。而我们的财政政策没有为经济中的幼稚企业及成长中的企业提供任何应对风险和危机的准备金。而指望年轻及成长中的企业能承担现有的税负，就如同要一个未成年的男孩背着步兵的背包进行40英里的急行军。最糟糕的是，我们拒不承认幼稚的或成长中的企业面临着如此多的巨大危险，患有如此多的”儿科疾病”，这些问题实际上要求它们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从利润中提取部分准备金，并合理地摊销一些亏损。除此之外，我们需要一项坚定的政策，这项政策也许是一项全新的制度，也就是如何重新开启服务于新的创业企业的资本市场。现在的情况是，在现有的税收政策及中央银行政策的双重制约下，新的创业企业根本难以获得风险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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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积极有力的扶植新企业及成长中的企业的政策，是防止大企业问题、经济权过于集中问题的最好方法。如果我们能采取这样的政策，我们就不必害怕大企业或垄断所带来的问题，因为我们为经济体提供了由它自身关注这些问题的力量。这种政策设计也是惟一的有效的防护措施。而其他任何政策最多只能做到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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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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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问题远比自由企业体制社会面临的问题棘手得多。在政府所有制的条件下，经济的灵活性及活力是一个现实问题。政府及贸易联合体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问题。最后，民主社会主义体制更加难以建立和维持企业及工厂社区的自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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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政府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就很难维持经济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让该淘汰的淘汰，让新生的成长起来。任何一个政府愿意让一个大的、在它的直接控制之下、并归它所有的行业衰落并消失吗？它会以保护”人民的投资”的名义竭尽全力地维持一个过时的、本应淘汰的技术。在自由企业体制的社会中，如果一个行业已不再有什么用途，它就不能继续吸引到新的资本，它也就会逐渐地萎缩，直至最终破产而消失。但是，如果政府是所有者，一个行业无论多么过时，它能让这个行业因资本”饥饿症”而死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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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下，更严重的问题是新行业的问题。我们的”计划者”似乎默认地假定，总有一个非计划性的、更为先进的经济可以模仿，可以”复制”这个更先进的经济体的行业布局模式。但是，如果民主社会主义真能遍布全球了，或者说，如果真的有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它到哪里去模仿新的行业呢？它必须要自己产生出新的行业，然而，迄今为止，没有哪个重要行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诞生的。电力行业、化工行业、汽车行业、铝制品行业及人造纤维行业，这些行业在其发展初期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行业，而这几个行业只是一小部分代表。在它们的发展初期，技术很简陋，但对资本投资的需求却很大，结果却又是十分不确定的。任何一个政府会愿意参加这种前景极不明朗的”赌博”吗？甚至可以说，即使它愿意，但是它拿着公众的钱参与这样的”赌博”是合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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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对竞争的需求其实比自由企业体制社会更甚。如果一个经济不是”自由企业体制”的经济，它就必须是一个”竞争性企业体制”的经济。因为在一个非自由企业体制的经济中，制约性的力量必定会更为强大。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的范围实际上变得更小了，比自由企业体制的经济中的”计划”范围要小。其实，要使得民主社会主义真正能实现，我们应该回归早期社会主义的”计划”的概念，也就是说，政府只对一些基本的经济因素进行控制（如信贷），而不是像现在的计划，要确定具体的生产和消费，现在流行的这种计划方式应彻底抛弃。事实上，计划的思想根本不是源自社会主义理论家，而是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时经济。民主社会主义需要的实际上是一个自由的、非计划的资本市场，或它的某种模仿形式。如果由政府来决定应向哪些行业输送资本，哪些行业不能获得资本，这个经济注定会很快失去活力，变得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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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一旦确立，工会就处于危机之中。工会突然进入管理层，此时，它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扮演传统的角色，作为一个反对企业与社会的特殊压力集团，利用其政治力量强迫社会的其他群体接受某一个群体的要求。要么成为政府与管理层的左膀右臂，丧失它们作为代表工人的特殊机构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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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会代替了政府，整个社会就会丧失经济生产率及效率，也会因此而失去经济生存能力。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对工会的不满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最后，政府只能迫于公众舆论不得不通过”全国化”手段来取缔工会运动。但这也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的终结，极权主义的开始。相反，如果工会成为管理层的一部分，丧失了它原来的职能，它们又会失去成员的忠诚。自发的罢工和反对工会领导人的起义便会风起云涌，而工会成员则会越来越多地被其他群体所吸引。这些群体会承诺恢复”真正的工会”，并公开指责工会的现任领导人已被管理层收买。这种情况下，最终的结果同样是政府出面压制工会，以防止公开的颠覆势力掌握对工人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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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应比自由企业体制的社会更关心如何维持真正自主的工会运动。条件之一也许是，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不应与任何政治团体有关，如果不是这样，它应放弃一切政治活动。在一个基本的产业国有化的国家中，既不允许工会成为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允许它成为反对派的一部分，这既是为了整个经济、政府，也是为了工会本身。但是，在社会主义政府的条件下，确保工会生存的根本条件是，管理层及工厂社区是自治的，而不是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只有这样，工会运动才能维持它作为反对者的角色，而又不反对政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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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确立管理层及工厂社区的自治性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试金石。如果企业或工厂社区被政府直接控制，那么自由企业体制的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它只会导致对工会的压制，甚至还可能导致政府对每个公民的完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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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确立一个自治的工厂社区并不是难事。但是要容忍一个真正自治的管理层的确很困难，更不用说去树立一个真正自治的管理层。管理层必须与政治一点儿都不沾边；它必须要履行好它的客观职能，最好地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它必须从工作的本质出发确定它不是一种公众服务机构。而政府作为所有者，享有所有的法定权利，对它来说，施行完全控制的诱惑力很大。此时，只有政府采纳我之前对自由企业体制社会中投资者的建议，对所有权采取合理的限制，才能保证企业是一个真正自治的机构，才能克服施行完全控制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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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下，管理层的独立性应基于社会群体的理念。管理者至少应享有与律师及医生平等的职业地位。律师和医生的独立性是建立在人们对他们的专业水平及职业道德的尊敬的基础上，而不是法律规定的。也许，管理者还应享有真正”贵族”的地位，即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共和时期罗马元老院的议员阶层，或者是英国18世纪、19世纪的”绅士”，他们享有统治权力的基础在于他们肩负起的责任，而且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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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人对自由企业体制社会的理解，它更容易被接受、风险更小一些。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理解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只有施行某种合适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类似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才能够实行自由的工业社会。美国人并不理解欧洲以及前殖民地国家实行民主社会主义背后的动机。由于工业革命，导致了欧洲以及前殖民地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结构化危机，正是这个危机要求一个严格的社会制度、要求一定的集中，就像我们曾经需要战时经济制度一样，而要实现这些，只有对社会资源实行比较严格的组织形式。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是迫于需要而被采用的，那么，目前它仍处于迫切的需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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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比民主社会主义背后的经济动机更重要的是社会与政治动机。美国人认为的”自由企业体制”与欧洲的”资本主义”，甚至前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用美国理解的概念去认识欧洲的概念，或用欧洲的概念理解美国的概念，只会导致极大的混乱。事实上，如果我们用其他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认识这个概念，那么，把美国的体制称为是”资本主义”其实是很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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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差别不是在财富、资源或技术上，而是在于社会氛围。我们只要说一个事实，就会看到，欧洲的情况完全不能照搬到美国。在美国，8个工人（而不是农民）中就有1个直接投资于工业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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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美国从未出现过类似于欧洲的”统治阶级”的事物。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也从未出现过欧洲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事实上，美国社会组织的概念是社会地位的可流动性，可以上也可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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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美国人的”物质主义”造就了物质生活方式的统一性。其实这个词用来描述将物质商品作为成功的标志，而不是把财产占有作为成功标志的人生态度是有点误导的（在我的记忆中，美国的传说和民间故事中从没有守财奴这个形象。——原注）。在美国，既没有所谓的上层社会的、也没有所谓下层社会的服饰、家具、车辆或者建筑。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体现在财富的规模和数量上，而不是基本生活方式上。与这种物质上的统一同时并存的是文化组织（如教会和学校）的多重性和多样性，这颇令人费解，尽管这个现象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在欧洲，情况正好相反，它是文化上的高度统一（还不是一般程度的统一）与物质、生活方式多样性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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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国与欧洲，更不用说与东方世界形成的最鲜明的对比是，在美国几乎不存在因社会性妒忌而导致的集体行动。这种妒忌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黑人这样的一无所有的群体之中。它反映在理查德·赖特的小说之中，它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震撼，而在欧洲，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把这种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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