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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问题远比自由企业体制社会面临的问题棘手得多。在政府所有制的条件下，经济的灵活性及活力是一个现实问题。政府及贸易联合体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问题。最后，民主社会主义体制更加难以建立和维持企业及工厂社区的自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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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政府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就很难维持经济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让该淘汰的淘汰，让新生的成长起来。任何一个政府愿意让一个大的、在它的直接控制之下、并归它所有的行业衰落并消失吗？它会以保护”人民的投资”的名义竭尽全力地维持一个过时的、本应淘汰的技术。在自由企业体制的社会中，如果一个行业已不再有什么用途，它就不能继续吸引到新的资本，它也就会逐渐地萎缩，直至最终破产而消失。但是，如果政府是所有者，一个行业无论多么过时，它能让这个行业因资本”饥饿症”而死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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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下，更严重的问题是新行业的问题。我们的”计划者”似乎默认地假定，总有一个非计划性的、更为先进的经济可以模仿，可以”复制”这个更先进的经济体的行业布局模式。但是，如果民主社会主义真能遍布全球了，或者说，如果真的有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它到哪里去模仿新的行业呢？它必须要自己产生出新的行业，然而，迄今为止，没有哪个重要行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诞生的。电力行业、化工行业、汽车行业、铝制品行业及人造纤维行业，这些行业在其发展初期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行业，而这几个行业只是一小部分代表。在它们的发展初期，技术很简陋，但对资本投资的需求却很大，结果却又是十分不确定的。任何一个政府会愿意参加这种前景极不明朗的”赌博”吗？甚至可以说，即使它愿意，但是它拿着公众的钱参与这样的”赌博”是合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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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对竞争的需求其实比自由企业体制社会更甚。如果一个经济不是”自由企业体制”的经济，它就必须是一个”竞争性企业体制”的经济。因为在一个非自由企业体制的经济中，制约性的力量必定会更为强大。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的范围实际上变得更小了，比自由企业体制的经济中的”计划”范围要小。其实，要使得民主社会主义真正能实现，我们应该回归早期社会主义的”计划”的概念，也就是说，政府只对一些基本的经济因素进行控制（如信贷），而不是像现在的计划，要确定具体的生产和消费，现在流行的这种计划方式应彻底抛弃。事实上，计划的思想根本不是源自社会主义理论家，而是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时经济。民主社会主义需要的实际上是一个自由的、非计划的资本市场，或它的某种模仿形式。如果由政府来决定应向哪些行业输送资本，哪些行业不能获得资本，这个经济注定会很快失去活力，变得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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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一旦确立，工会就处于危机之中。工会突然进入管理层，此时，它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扮演传统的角色，作为一个反对企业与社会的特殊压力集团，利用其政治力量强迫社会的其他群体接受某一个群体的要求。要么成为政府与管理层的左膀右臂，丧失它们作为代表工人的特殊机构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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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会代替了政府，整个社会就会丧失经济生产率及效率，也会因此而失去经济生存能力。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各阶层对工会的不满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最后，政府只能迫于公众舆论不得不通过”全国化”手段来取缔工会运动。但这也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的终结，极权主义的开始。相反，如果工会成为管理层的一部分，丧失了它原来的职能，它们又会失去成员的忠诚。自发的罢工和反对工会领导人的起义便会风起云涌，而工会成员则会越来越多地被其他群体所吸引。这些群体会承诺恢复”真正的工会”，并公开指责工会的现任领导人已被管理层收买。这种情况下，最终的结果同样是政府出面压制工会，以防止公开的颠覆势力掌握对工人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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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应比自由企业体制的社会更关心如何维持真正自主的工会运动。条件之一也许是，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不应与任何政治团体有关，如果不是这样，它应放弃一切政治活动。在一个基本的产业国有化的国家中，既不允许工会成为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允许它成为反对派的一部分，这既是为了整个经济、政府，也是为了工会本身。但是，在社会主义政府的条件下，确保工会生存的根本条件是，管理层及工厂社区是自治的，而不是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只有这样，工会运动才能维持它作为反对者的角色，而又不反对政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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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确立管理层及工厂社区的自治性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试金石。如果企业或工厂社区被政府直接控制，那么自由企业体制的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它只会导致对工会的压制，甚至还可能导致政府对每个公民的完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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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确立一个自治的工厂社区并不是难事。但是要容忍一个真正自治的管理层的确很困难，更不用说去树立一个真正自治的管理层。管理层必须与政治一点儿都不沾边；它必须要履行好它的客观职能，最好地实现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它必须从工作的本质出发确定它不是一种公众服务机构。而政府作为所有者，享有所有的法定权利，对它来说，施行完全控制的诱惑力很大。此时，只有政府采纳我之前对自由企业体制社会中投资者的建议，对所有权采取合理的限制，才能保证企业是一个真正自治的机构，才能克服施行完全控制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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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下，管理层的独立性应基于社会群体的理念。管理者至少应享有与律师及医生平等的职业地位。律师和医生的独立性是建立在人们对他们的专业水平及职业道德的尊敬的基础上，而不是法律规定的。也许，管理者还应享有真正”贵族”的地位，即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共和时期罗马元老院的议员阶层，或者是英国18世纪、19世纪的”绅士”，他们享有统治权力的基础在于他们肩负起的责任，而且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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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人对自由企业体制社会的理解，它更容易被接受、风险更小一些。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理解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只有施行某种合适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类似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才能够实行自由的工业社会。美国人并不理解欧洲以及前殖民地国家实行民主社会主义背后的动机。由于工业革命，导致了欧洲以及前殖民地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结构化危机，正是这个危机要求一个严格的社会制度、要求一定的集中，就像我们曾经需要战时经济制度一样，而要实现这些，只有对社会资源实行比较严格的组织形式。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是迫于需要而被采用的，那么，目前它仍处于迫切的需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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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比民主社会主义背后的经济动机更重要的是社会与政治动机。美国人认为的”自由企业体制”与欧洲的”资本主义”，甚至前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用美国理解的概念去认识欧洲的概念，或用欧洲的概念理解美国的概念，只会导致极大的混乱。事实上，如果我们用其他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认识这个概念，那么，把美国的体制称为是”资本主义”其实是很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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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差别不是在财富、资源或技术上，而是在于社会氛围。我们只要说一个事实，就会看到，欧洲的情况完全不能照搬到美国。在美国，8个工人（而不是农民）中就有1个直接投资于工业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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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美国从未出现过类似于欧洲的”统治阶级”的事物。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也从未出现过欧洲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事实上，美国社会组织的概念是社会地位的可流动性，可以上也可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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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美国人的”物质主义”造就了物质生活方式的统一性。其实这个词用来描述将物质商品作为成功的标志，而不是把财产占有作为成功标志的人生态度是有点误导的（在我的记忆中，美国的传说和民间故事中从没有守财奴这个形象。——原注）。在美国，既没有所谓的上层社会的、也没有所谓下层社会的服饰、家具、车辆或者建筑。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体现在财富的规模和数量上，而不是基本生活方式上。与这种物质上的统一同时并存的是文化组织（如教会和学校）的多重性和多样性，这颇令人费解，尽管这个现象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在欧洲，情况正好相反，它是文化上的高度统一（还不是一般程度的统一）与物质、生活方式多样性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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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国与欧洲，更不用说与东方世界形成的最鲜明的对比是，在美国几乎不存在因社会性妒忌而导致的集体行动。这种妒忌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黑人这样的一无所有的群体之中。它反映在理查德·赖特的小说之中，它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震撼，而在欧洲，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把这种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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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欧洲社会主义无论是多么地不切实际，它却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与政治紧张。在前殖民地国家，如拉美、印度等地，更是如此。另外，事实已经证明，欧洲的工业在总体上不能够产生真正的管理者，也就是能够将企业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的管理者。少数的几个例外是：英国皇家化学工业公司和联合利华公司、德国的拉特瑙和荷兰的飞利浦集团。最近，欧洲也在有意识地培养管理层，尤其在英国。当时，在总体上，欧洲的工业企业家通常都遵循法国的”所有者”模式，他们的重点是保护和扩大家族的财富，阻止一切”外部人”（包括那些真正为他们执掌企业运行的人）获得分享全部经济成果的权利、获得”资本家”应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欧洲大陆的工业过度地控制在大银行的手中。另外一个原因毫无疑问就是，工业联合的强大威力和主流趋势，将管理决策的权力集中到了卡特尔和贸易联合会的幕后之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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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左派认为，剥夺私人所有者的财产之后，管理者阶层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但是，欧洲的”资本家”在总体上未能培养出真正的管理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现代工业社会又非常需要管理者，对管理者的需求其实是这些国家最大的需求，甚至比对资本、原材料、技术诀窍和机器更迫切。由于未能产生出真正的管理者，欧洲的私人所有者在反对国有化时，只要涉及到管理职能，他们的反对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他们只能求助于财产权的概念，或干脆努力表明私人所有权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罪恶，其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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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是前工业世界的产物，是1850年，而不是1950年的产物。那时，这个世界还是一个充满着传说中的怪物的世界，其实，即使这些怪物真的曾经在我们的地球上游荡过，它们也早就灭绝了。那时，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现代生产。一方面，相信仅靠财富的重新分配就能魔幻般地使得现有的商品成倍、甚至三倍地增长。另一方面，又以前工业时代的观点看待商品和服务的量，将它完全看成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其结果就是，不能认识到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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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分析中所提出的自由工业社会显然和我们传统上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很大的不同。工业社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它是超越了这两种社会的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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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有的建议都不是什么特别的或革命性的创新。事实上，在一些领域（比如管理组织），本书所提出的原则只是对目前的最佳实践的一种概括和提炼。而在另外一些领域（比如收入与就业预测、工厂社区的自治），本书提出的原则，尽管是新颖的，其实只不过是揭示了一些事实存在但处于隐藏状态的趋势罢了。不过，在思想、信念和精神方面，这些原则还是很新、很激进的。妨碍我们实现自由的、运行良好的工业社会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于制度，而是在于我们束缚想像力的习惯。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社会工程”，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和远大蓝图。真正的挑战是领导力，既包括管理层的领导者也包括工会的领导者，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产生果敢、富有想像力的领导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过，时不我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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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根本目的不是描述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寻求一个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相对于寻求一个理想社会，成为穿越不同时代的救世的灯塔的目标而言，我们的目标不算野心太大。但是，这同时又是一项更具野心的工作。因为，它要求我们给出具体的、可行的、有效的、能够奏效的政策以及将会产生效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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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注的重点是政治行动。这些行动治愈不了集中营、警察酷刑以及终极武器等我们这个时代的痼疾。它也克服不了西方人深刻的精神危机，也无法将我们从令人震惊的精神麻木中唤醒。政治行动替代不了召唤我们这一代人忏悔的伟大先知、把我们重新引向光明的伟大圣人、重新唱响人类伟大与高贵之歌的大诗人。但是，正如一位伟大的先哲，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曾经说过：“在成为基督徒之前，首先要成为公民。“如果说政治行动不能消灭游荡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为的魔鬼，它至少能给我们这些仍徘徊在恐惧之中的人们与之斗争的武器、勇气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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