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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下，管理层的独立性应基于社会群体的理念。管理者至少应享有与律师及医生平等的职业地位。律师和医生的独立性是建立在人们对他们的专业水平及职业道德的尊敬的基础上，而不是法律规定的。也许，管理者还应享有真正”贵族”的地位，即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共和时期罗马元老院的议员阶层，或者是英国18世纪、19世纪的”绅士”，他们享有统治权力的基础在于他们肩负起的责任，而且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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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人对自由企业体制社会的理解，它更容易被接受、风险更小一些。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理解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只有施行某种合适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类似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才能够实行自由的工业社会。美国人并不理解欧洲以及前殖民地国家实行民主社会主义背后的动机。由于工业革命，导致了欧洲以及前殖民地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结构化危机，正是这个危机要求一个严格的社会制度、要求一定的集中，就像我们曾经需要战时经济制度一样，而要实现这些，只有对社会资源实行比较严格的组织形式。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是迫于需要而被采用的，那么，目前它仍处于迫切的需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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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比民主社会主义背后的经济动机更重要的是社会与政治动机。美国人认为的”自由企业体制”与欧洲的”资本主义”，甚至前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用美国理解的概念去认识欧洲的概念，或用欧洲的概念理解美国的概念，只会导致极大的混乱。事实上，如果我们用其他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认识这个概念，那么，把美国的体制称为是”资本主义”其实是很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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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差别不是在财富、资源或技术上，而是在于社会氛围。我们只要说一个事实，就会看到，欧洲的情况完全不能照搬到美国。在美国，8个工人（而不是农民）中就有1个直接投资于工业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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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在美国从未出现过类似于欧洲的”统治阶级”的事物。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也从未出现过欧洲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事实上，美国社会组织的概念是社会地位的可流动性，可以上也可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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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美国人的”物质主义”造就了物质生活方式的统一性。其实这个词用来描述将物质商品作为成功的标志，而不是把财产占有作为成功标志的人生态度是有点误导的（在我的记忆中，美国的传说和民间故事中从没有守财奴这个形象。——原注）。在美国，既没有所谓的上层社会的、也没有所谓下层社会的服饰、家具、车辆或者建筑。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体现在财富的规模和数量上，而不是基本生活方式上。与这种物质上的统一同时并存的是文化组织（如教会和学校）的多重性和多样性，这颇令人费解，尽管这个现象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在欧洲，情况正好相反，它是文化上的高度统一（还不是一般程度的统一）与物质、生活方式多样性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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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国与欧洲，更不用说与东方世界形成的最鲜明的对比是，在美国几乎不存在因社会性妒忌而导致的集体行动。这种妒忌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黑人这样的一无所有的群体之中。它反映在理查德·赖特的小说之中，它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震撼，而在欧洲，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把这种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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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欧洲社会主义无论是多么地不切实际，它却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与政治紧张。在前殖民地国家，如拉美、印度等地，更是如此。另外，事实已经证明，欧洲的工业在总体上不能够产生真正的管理者，也就是能够将企业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的管理者。少数的几个例外是：英国皇家化学工业公司和联合利华公司、德国的拉特瑙和荷兰的飞利浦集团。最近，欧洲也在有意识地培养管理层，尤其在英国。当时，在总体上，欧洲的工业企业家通常都遵循法国的”所有者”模式，他们的重点是保护和扩大家族的财富，阻止一切”外部人”（包括那些真正为他们执掌企业运行的人）获得分享全部经济成果的权利、获得”资本家”应有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欧洲大陆的工业过度地控制在大银行的手中。另外一个原因毫无疑问就是，工业联合的强大威力和主流趋势，将管理决策的权力集中到了卡特尔和贸易联合会的幕后之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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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左派认为，剥夺私人所有者的财产之后，管理者阶层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但是，欧洲的”资本家”在总体上未能培养出真正的管理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现代工业社会又非常需要管理者，对管理者的需求其实是这些国家最大的需求，甚至比对资本、原材料、技术诀窍和机器更迫切。由于未能产生出真正的管理者，欧洲的私人所有者在反对国有化时，只要涉及到管理职能，他们的反对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他们只能求助于财产权的概念，或干脆努力表明私人所有权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罪恶，其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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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是前工业世界的产物，是1850年，而不是1950年的产物。那时，这个世界还是一个充满着传说中的怪物的世界，其实，即使这些怪物真的曾经在我们的地球上游荡过，它们也早就灭绝了。那时，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现代生产。一方面，相信仅靠财富的重新分配就能魔幻般地使得现有的商品成倍、甚至三倍地增长。另一方面，又以前工业时代的观点看待商品和服务的量，将它完全看成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其结果就是，不能认识到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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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分析中所提出的自由工业社会显然和我们传统上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很大的不同。工业社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它是超越了这两种社会的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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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有的建议都不是什么特别的或革命性的创新。事实上，在一些领域（比如管理组织），本书所提出的原则只是对目前的最佳实践的一种概括和提炼。而在另外一些领域（比如收入与就业预测、工厂社区的自治），本书提出的原则，尽管是新颖的，其实只不过是揭示了一些事实存在但处于隐藏状态的趋势罢了。不过，在思想、信念和精神方面，这些原则还是很新、很激进的。妨碍我们实现自由的、运行良好的工业社会的最大障碍不是在于制度，而是在于我们束缚想像力的习惯。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社会工程”，我们需要的是勇气和远大蓝图。真正的挑战是领导力，既包括管理层的领导者也包括工会的领导者，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产生果敢、富有想像力的领导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过，时不我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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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根本目的不是描述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寻求一个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相对于寻求一个理想社会，成为穿越不同时代的救世的灯塔的目标而言，我们的目标不算野心太大。但是，这同时又是一项更具野心的工作。因为，它要求我们给出具体的、可行的、有效的、能够奏效的政策以及将会产生效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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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关注的重点是政治行动。这些行动治愈不了集中营、警察酷刑以及终极武器等我们这个时代的痼疾。它也克服不了西方人深刻的精神危机，也无法将我们从令人震惊的精神麻木中唤醒。政治行动替代不了召唤我们这一代人忏悔的伟大先知、把我们重新引向光明的伟大圣人、重新唱响人类伟大与高贵之歌的大诗人。但是，正如一位伟大的先哲，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曾经说过：“在成为基督徒之前，首先要成为公民。“如果说政治行动不能消灭游荡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为的魔鬼，它至少能给我们这些仍徘徊在恐惧之中的人们与之斗争的武器、勇气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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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170402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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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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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珍藏版） 1962年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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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或12年的时光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眨眼的一瞬间。但是，它对眼前正在发生的事件而言，却是足够长的一段时间。本书考察的恰好是当前的时代，而从本书第一次面世（恰好是朝鲜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到现在，已经有12年过去了。正是在这12年中，我们的这个世界经历了快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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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一些”预测”变为现实的速度不仅比作者本人想像的要快得多，也大大地出乎12年前本书出版时的批评者的意料。特别是在劳资关系方面更是如此。例如，在1950年时，年度收入保障计划几乎是天方夜谭。而在今天，劳资合同中已经有类似的事物，比如提供附加的失业补偿、有组织地重新培训、要权衡技术变革及其带来的失业问题等（最后一项出现在1961年2月旧金山码头工人的劳资协议以及全美玻璃瓶工人的劳资协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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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将工资和生活费用与生产率联系起来，在那时似乎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然而，就在本书出版后不久，这就在汽车行业变成为现实。最后，正如我在本书中”预测”的那样，“附加福利”（如退休金和健康保险）所需要的资金必须从利润中筹措，而不应该将它们看成是成本或费用。如今很多重要的福利计划正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1961年美国汽车行业与工人达成的协议就是一个例子，而冠军纸业公司则是另外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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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劳工运动组织内部，也都普遍承认工会只是次要的组织，而不是最重要的组织，它的生存依赖于管理的有效性、管理的业绩。1951年最受关注的关于劳资关系的著作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弗兰克·泰尼鲍姆写的《劳工哲学》（A Philosophy of Labor）（纽约:诺普夫出版社出版）。在该书中，作者以最流畅的笔调阐述了劳工运动的传统观点，也就是说，工会才是工业社会最基本的、真正核心的组织和团体。10年以后，也就是1961年，关于劳资关系最受关注的论点来自于一项调查研究。这项调查研究是由一群美国顶级的劳资专家完成的，他们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他们开始时是抱着劳资关系和工会是核心的观点，在全世界范围之内进行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调查的。但调查的结论却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发现劳资关系和工会其实只是次要的，工业社会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管理和管理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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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谈到全国性的工资政策时曾指出，出于社会的利益和需要，会限定一个范围，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集体谈判才是许可的。这种观点不仅在当时被看成是子虚乌有，而且被许多来自管理阶层和工会的人认为，是对市场上无约束谈判这种自由精神的极其反动的攻击。然而现在，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尽管这样的政策很难定义，更不用说付诸于实践了，但是，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政策。这种认识显然体现在肯尼迪政府的劳工政策之中。这项政策公开宣称的倾向是：既不是”反工会”的，也不是”反管理”的；既不是”亲工会”的，也不是”亲管理”的，而是”服务于全民利益”的，正因为如此，尽管这项政策的很多方面遭受到了很苛严的指责，但这丝毫没有削弱它受公众支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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