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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另一场“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激起人类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它与工业化联手，将中国送入经济持续增长的快车道，创造了让局内局外诸多人士一时难以说清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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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城市包围农村”来描述迄今城市化率尚不足50％的偌大中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内在意义是准确的，在深圳这类快速成长的城市，它还成为真实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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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场革命，如其所名，作用方向相逆：一是农村包围城市，二是城市包围农村；目标完全不同：一是为更迭政权，二是为巩固政权。但它们有一个方面是相通的——都涉及对地权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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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到达高潮的那场革命，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对土地所有权进行硬性调整，奠定了革命党的执政基础。这之后，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所有权，经过1950年代的合作社、人民公社运动，被迅速集体化，终在1982年被宪法规定为“集体所有”；经过公逆产清管以后得以确权的市民手中的土地所有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强制性充公，终在1982年被宪法规定为“国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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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宪法终结了中国肇始于春秋晚期的土地私有制，同时在法律层面上终结了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与土地私有相伴而生的土地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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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空前规模的造城运动在中国上演，其最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就是动用国家强制力，以低廉的成本将农村的集体土地征收为城市的国有土地。之所以称其为革命，乃是因为这种征收，也是强制性的硬调整，尽管它与“农村包围城市”时的暴力革命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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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制性的征收进行土地积累，使城市政府获得巨大利益，也使浩浩荡荡的城市化成为一场“土地盛宴”。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被征收者的损失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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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中国内地的法律框架里，对集体土地的征收是按原用途给予补偿的，被征收者未被授予谈判地位，也无法获得相当于市场价值的补偿，分享不到城市化的“红利”。许多被征收者既回不了农村（已是失地农民），又进不了城市（以补偿款难以进城定居），沦为城市化的“弃婴”，并导致“重大群体事件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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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城市管理者看来，不给被征收者市场价值的补偿有着充足理由，因为与城市相邻的集体土地的市场价值，包含着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投入的外溢价值，村民们并未为此付费，其溢价理应由城市回收。特别是在城中村，一些村民简直是坐享城市之利，甚至通过出租房或“小产权房”直接套现公共服务的溢价，还制造“脏乱差”和“犯罪窝点”等问题。城市政府惟一能够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地方拆掉卖掉，尽管在住房保障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城中村蓄积着大量廉价劳动力，是孕育和维持城市多样性的“湿地”，但一些市长往往忽视这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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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为村民们设计一个购买城市公共服务的付费渠道，就可大大缓解上述矛盾。这个付费渠道，即不动产税，有了它，村民们就可以按照固定税率，以其所有的不动产的市场价值为税基，向城市政府缴纳不动产税，以此加入城市成为市民。这样，城市化就以契约的方式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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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理解，连续不断的土地革命终会让社会付出成本。虽然一些城市考虑到“维稳”等因素，尽力抬高对被征收者的补偿，终不能抵消现行法律法规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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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城市化发动以来，城乡二元状况未获减轻，反而持续加重。原农业部部长孙政才2008年8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称，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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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为中国社会敲响警钟，也提醒我们，必须将城市化设计为均衡社会财富，而不是从弱者向强者转移社会财富的工具。否则，这个社会就会断为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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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走向契约，应是中国城市化倾力破解之题，这关系到地权的再造、人格的养成、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公民社会的发育，也关系到一代代中国人如何重估他们先辈的历史，并从中获取健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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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南方都市报》同仁们的相关文字，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以上方面。我理解，他们持之以恒的工作，是围绕上述线索展开的。我感谢他们赐予我灵感，并允许我将它写下来作为这部重要著作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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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记者，我向写作这部书稿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职业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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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没有城中村：一座先锋城市的拆迁造富神话 序4 城中村改造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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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彪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南岭村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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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总是在做别的媒体没有做也许永远不会去做的事情，比如，这一次给深圳正在消逝和即将消逝的城中村立传。哪天深圳彻底消灭了城中村，我不知道何处可以比较集中地找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城中村的文字和影像资料，何处可凭吊追忆。毕竟，这一个个城中村身上所承载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远比深圳改革开放30年历史厚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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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探访过香港新界的城中村。一栋栋老房子林立，虽有些年份，但社区环境很整洁，管理得很好，眼前看到的是居民们生活和谐的一幕幕。我就想，如果在深圳，不知道能否保留得下来，肯定命运堪忧。寸土寸金繁华之地，还容得下一片片低矮的老房子？说不定早就被推倒了，被一栋栋高楼大厦占领取代。建设固然重要，但不能轻管理。老房子一样可以住得舒舒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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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在说，一个城市，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要有自己的文化、历史。文化可以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也可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烙印，需要一处处具体的东西来表现、衬托，不是靠空谈来虚的。具体到被媒体称为“天下第一村”的南岭村，我们一直强调文化立村，因为我们相信，一切物质的东西都会消失，惟有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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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保留了20亩良田，作为南岭村后代的劳动教育基地；我们建了客家文化博物馆，在这里，你可全景了解南岭村的整个村史；我们拍有全村福……看不见的文化，则具体反映在南岭精神方面，劳动致富，共同谋富。同样是城中村，南岭村的基础条件最差，面积倒数第二，如今却成为整个南湾街道辖区集体经济最具实力的社区。若无文化支撑，何谈高速稳健发展？文化带动商业繁荣，南岭村要走出一条错位发展的路子，不走那些推倒重建的城中村的老路，城中村有它存在的价值所在。试想，若没有关内关外这一个个城中村，数以百万计的外地人口何处栖身？并非每个来深寻梦者都买得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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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5日，在广东省两会上的小组讨论上，我作了一个关于“三旧”（旧城、旧村、旧厂房）专题发言。“三旧”改造要突出绿色更新的理念。所谓绿色更新，是指旧村居的改造绝非简单的推倒重来，二次更新必须符合长远的发展，符合低碳经济，符合节能减排。有次，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广东的某个城市，现在是一年300多天看不到北极星，想看布满星星的夜空，越来越难。看完报道，我马上走出门口观察我村的天空，虽然下着小雨，还能看到三颗星星，我很兴奋。我村的“三旧”改造，不光是要对地负责，也要对天负责，要一年300多天能看到蓝天白云、晚上时常能看到布满星星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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