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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对于已经习惯了城市化变身后用社区替代原有自然村称呼的老深圳们，至今仍会带有骄傲地向你讲述着南岭这个“中国第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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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村，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整个南岭村没有贷款，没有负债，净资产达到13亿元，一年总收入在2.3亿元，800名村民人均纯收入15万元，4.12平方公里吸引了5万名外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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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委会前的公园内，七八位老汉围着一棵百年大榕树打牌，在忽缓忽急，忽抑忽扬的客家话里树叶沙沙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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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这个曾被讥为“鸭屎围”、引发过“逃港”风潮的小农庄，如今人均年收入达15万元。在农村城市化的考题前，南岭村递交的答卷让人兴奋，两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亲自到访题词，“天下第一村”的美誉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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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村面貌天翻地覆变化的一个缩影，南岭村除占了天时、地利、人和，还具备了什么？作为共同富裕的典型，南岭村为此又曾付出过什么，失去过什么？作为深圳甚至全国都在静观眺望的排头兵，它会否在重重压力之下，脚步变得迟缓踌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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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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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沙路路口，沿一个斜坡而上，就是南岭村的入口，甚至没有其他村高耸的豪华牌坊。路两旁榕树茂密，曾有人劝村里的党委书记张育彪，把树砍掉，可以多设一条车道，被他鄙视说：“多一条车道，能省你多少时间？这些树砍了，大门前乌烟瘴气，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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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看起来繁忙有序，商场簇工厂，绿树环鲜花，但并不气派。村口走上来，一座旧时的炮楼映入眼帘，漂亮的红色屋顶微微翘起，匾牌上书“乔尚云屏”。走近，老墙上挂着新漆的牌子“南岭社区警务室”。年轻的保安说，旧式建筑讲究对流透气，住在炮楼并不逼仄闷热，而且，“炮楼本来就是防御外敌的，我们做安保的住这儿感觉很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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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楼后还有一排老民房，空地上晾着一排半湿的牛仔裤和T恤衫，古水井清澈见底。旁边一中年男子正欲发动摩托车，见记者询问，他说，这屋子都是租给人住的。老屋出租，不怕被损坏涂污么？记者看见，墙上挂着村委会列出的详细的《老屋村后续管理办法》，对租赁者的资格和职责做了明确规范。深圳大学张卫东教授曾说，“对炮楼和其他老建筑的最好保护方法，就是把它们租出去。”而南岭村对老景观的保护，倒颇为近似香港保育工作中常提的“盘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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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彪则表示：“我是特意要保留下它们的。全部是高楼大厦好看吗？不好看，而且很压抑。我们这里，不准村民盖5层半以上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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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至南岭的求水山度假村里，五星级酒店的大堂富丽堂皇。“每年春节我们都在这里搞团圆大会，全村的居民都能带着亲友来参加！”村民林雪萍说，她已经参加了十几年文艺表演，“全部人都要上，没什么表演得好不好的，就是大家高兴。”青年张明辉则说，他还跟村里的老人家学过舞麒麟，“什么‘金刚步’啊、‘剑门倒水’啊，很有讲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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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77岁的老人袁英详就是其中一个教舞麒麟的师傅。他说，舞麒麟是南岭村祖辈相传的文艺形式，“铁片作骨，圈扎成形，黄绸布包其表，村里的张氏和林氏家族各有一套。”舞时由5个青壮年村民擎掌各节木杆，头尾大幅度左右游舞，活跃而传神。传统舞麒麟只在新年、祭祖先的日子才有。南岭建立行政村后，每逢过年过节、召开村民大会、重大施工项目竣工、中央领导视察，都要舞麒麟、点爆竹，以示庆祝和欢迎。袁英详说，这样传统的技艺，换谁也不忍心让它消失，只能靠老年人和年轻人口手相传下去，“好彩滴细佬仲几生性（幸亏这些孩子还挺懂事的），以后？就不敢先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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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不断行进的产业调整中，社区经济的转型困境，让南岭村有着自己鲜明的先行者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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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人们坐绿色电瓶车，环绕着山上下，通往南岭村落户的华盛玩具有限公司、创成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等地。南岭时装广场前，休憩、散步的大有人在，农贸市场里熙熙攘攘，酒楼前门庭若市……这般繁华，这般风光，为何在当年一穷二白的“鸭屎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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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前，南岭村的所有集体经济，只是土地加耕牛，人均收入还不到100元，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1979年5月6日，穷怕了的200村民相约一起逃港。“其实从1956年到1979年，全村已经陆续逃出去500多人了。”已退休的民兵队长袁英详为之感慨：“吃不饱啊，太艰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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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彪记得当晚的情形——爸爸从墟上卖蘑菇回来，发现灶头冷清，惊问儿子：“妈妈呢？”“妈妈去香港赚钱啦！”当时任沙西大队副支部书记的张伟基赶紧带上民兵，开拖拉机赶到深圳河边，追回了包括他妻子在内的50多名逃港者，但仍有100多名村民外逃了。这件事对张伟基刺激太大，他攥紧了拳头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村民的生活水平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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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桶金要靠自己赚来。上世纪80年代伊始，老书记秉着“要想富先修路”的共识，引导村民突击修路，清扫垃圾，拆除猪牛栏，栽花种树，美化村容村貌，给投资创造了环境。1980和1982年，村里通过合作办厂、引入港商，有了自己的第一家来料加工厂。次年，全村人均收入1147元，一举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1982年3月，深圳市环境卫生处理处征用竹山、大窝坑山90亩山地作垃圾处理场，给南岭村补偿了39万元的征地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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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基又决断地向银行贷了超过村集体资产总额一倍的款，扩大再生产。南岭自己的村办企业发展了起来，外资企业也纷至沓来，“什么南北公司，什么粤强……”袁英详说，就这样滚成了雪球。这39万元就像会生蛋的鸡，为南岭日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昔日逃港谋生的乡亲纷纷回来建房、结婚、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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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南岭村在面临挑战时，也多能从容不迫。2008年，金融海啸侵入深圳时，作为产业链的延伸，南岭村的工厂也备受煎熬。发展最高峰时的60多家工厂现在只剩50多家了。但张育彪却说：“我一点也不担心金融危机。”他说，除了部分工厂因为做不下去倒闭或者迁走的，南岭村还主动“劝走”了五六家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像这种企业，盈利是快，但是对整个村环境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我们以前穷时也没有因小失大，以后更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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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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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彪表示，南岭村的未来将会朝着文化产业的方向转型，其中大型雕像造型“长征园”、丝绸文化园等已经建了起来，“南岭春色”曾获“深圳八景”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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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无数城中村原住民洗脚上田后改行“包租公”、“包租婆”的转型不同，当年轻人不劳动、不读书、不工作成为一些富裕了的农村出现的一大难题时，这事在南岭村处理起来非常容易，在《南岭村股份合作章程》中明确规定：学生初中没毕业，不安排工作，不参加分配；有劳动能力不参加村集体工作，取消分配。张育彪说：“村里不养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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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彪解释说，如果村民没找到工作，大部分情况下村里都会安排其就业；但如果此人自身游手好闲，尸位素餐，便宁可“给外地人这个机会”，也不会给这个人面子。“我们这里，不劳动的人，地位再高，也不会被人看得起。”老书记张伟基的妻子在村里做清洁工，一做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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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张明辉曾跟随打工的父亲，在罗湖区念完了小学和中学。“那时候同学们一听我是南岭村的，都会说，啊，南岭村好啊！”他笑笑说：“也不知道‘好’什么。可能他们以为我是太子爷吧。”事实上，班上要搞大扫除，张明辉比哪个同学都干得欢。“我们都是下过田的，干这点活算什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传统农业已经慢慢在南岭村退出历史舞台，他怎么还会下过田呢？原来，南岭村在把土地转化资产分给村民时，特别留下了20亩田，不为收获，只作为学生的教育基地。每年放暑假，张明辉都要“赤脚下田”，如今他回到社区工作站工作，也负责每年带学生去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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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走在南岭村里，还经常可以在农家的楼下看到养鸡的竹笼，就和南岭村村委会大楼2楼的“致富思源”展厅里看到的旧照片一模一样。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第二次考察南岭村时，特地到这个展厅看了南岭村民过去的生活用具，看见“穷时要有穷志气，富时没有富毛病”几个大字，连连称好，并题词“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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