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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彪表示，南岭村的未来将会朝着文化产业的方向转型，其中大型雕像造型“长征园”、丝绸文化园等已经建了起来，“南岭春色”曾获“深圳八景”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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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无数城中村原住民洗脚上田后改行“包租公”、“包租婆”的转型不同，当年轻人不劳动、不读书、不工作成为一些富裕了的农村出现的一大难题时，这事在南岭村处理起来非常容易，在《南岭村股份合作章程》中明确规定：学生初中没毕业，不安排工作，不参加分配；有劳动能力不参加村集体工作，取消分配。张育彪说：“村里不养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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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彪解释说，如果村民没找到工作，大部分情况下村里都会安排其就业；但如果此人自身游手好闲，尸位素餐，便宁可“给外地人这个机会”，也不会给这个人面子。“我们这里，不劳动的人，地位再高，也不会被人看得起。”老书记张伟基的妻子在村里做清洁工，一做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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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张明辉曾跟随打工的父亲，在罗湖区念完了小学和中学。“那时候同学们一听我是南岭村的，都会说，啊，南岭村好啊！”他笑笑说：“也不知道‘好’什么。可能他们以为我是太子爷吧。”事实上，班上要搞大扫除，张明辉比哪个同学都干得欢。“我们都是下过田的，干这点活算什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传统农业已经慢慢在南岭村退出历史舞台，他怎么还会下过田呢？原来，南岭村在把土地转化资产分给村民时，特别留下了20亩田，不为收获，只作为学生的教育基地。每年放暑假，张明辉都要“赤脚下田”，如今他回到社区工作站工作，也负责每年带学生去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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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走在南岭村里，还经常可以在农家的楼下看到养鸡的竹笼，就和南岭村村委会大楼2楼的“致富思源”展厅里看到的旧照片一模一样。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第二次考察南岭村时，特地到这个展厅看了南岭村民过去的生活用具，看见“穷时要有穷志气，富时没有富毛病”几个大字，连连称好，并题词“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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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题词，也成为南岭沿用至今的读书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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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南岭村用20万元奖励了一位出国留学的学生——正好等于他在国外两年的学费。张育彪说：“富而崇德，富了口袋，别忘了脑袋。”他还记得1982年时，一家外企想在村里投资建厂，可找遍全村，也没有一个高中学历以上的村民可以胜任厂长一职。在教育上栽过跟头的南岭人，如今格外重视教育，只要学生考上本科，就奖5000元，重点名牌大学的还可以奖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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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办公室彭主任介绍，1983年，南岭聘请老师、开办村民夜校，给已经错过上学年龄的村民一个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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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村委会在《南岭村规民约》中规定“人人要尊师重教，少年儿童一律入园、入学读书，初中毕业后村委会方给安排工作”。是年，全村197名儿童实行免费入园入学。1993年到1999年，分别投资、投地，兴建了市一级水平的南岭幼儿园、布吉高中和南岭小学。1994年实行的《股份合作公司章程规定》：“大中小学生受校警告或记大过者，只能享受当年股金分配的50％，开除学籍者，取消当年的股金分配，并视其表现能否保留股民资格由董事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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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有个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天良坑”，1992年时曾先后有3名港商找上来，最高出到5000万元，想买下这块地办工厂。5000万元，意味着全村170余户人家，每户将摊上一辆价值30万元左右的小轿车。但南岭人却将它推开了。不久以后，村里将这块土地无偿划给了布吉镇政府兴建职业中专，如今已为深圳培养出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上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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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雪萍就是其中一名中专生，毕业后，她进入居委会负责后勤工作，两年后，她再赴广州成人科技大学读“专升本”的课程；同样，张明辉在工作一年后，也往新西兰修读商科专业，并用打工充实自己。“人人都在学习，你不学就跟不上了。”他们说。连张育彪自己也去攻读了华南理工大学的管理学硕士。林雪萍说，村里在他们外出读书期间，还给他们保留了基本工资。如今村里的800人中，有17％都是大学以上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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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现任当家人张育彪的办公桌上，看到厚厚的一叠报纸，他每天都要阅读20多种报纸。“阅读是个好东西”，他说，全村订阅了600多份的各种报纸，免费给每户赠订，给文明户送书。《南岭青年学习制度》要求青年每天阅报半小时，每月读一本书、看一本杂志，写一篇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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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村里每家都供有神台。1996年6月，村里向全体村民发信，要求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拆掉神台、新建书柜。如今村里有藏书5万册的图书馆，每年春节都开车去书城选购图书，而每家的藏书量都达到了300册以上。晚上去夜校、上图书馆成为南岭人夜生活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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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也能分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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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的路上，如何让年轻人选择留在这块土地上，让人才认可在这里扎根落户？以城中村身份诞生但一直在保持自己气质的风格中转型的南岭村，同样有着自己的考虑和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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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燕的小白楼建在布沙路边，高5层，每层3套。“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分给我这个外来人一块100平方米的地！”如今她和家人住着5楼的一套两室一厅，其他14套房出租给外人，每月有近5000元房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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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春天，19岁高中毕业后，她和堂姐一起南下深圳打工，在南岭的华升电子厂成为一名流水线上的打工妹。“每天都干得胳膊酸痛，有时候真想一走了之。”让她留下的是中秋节的一盒月饼。“还是花生馅的，村民每家每户都有，但没想到我们外来工也有，一下子有了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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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燕于是死心塌地在这儿扎了根。她年轻聪明，很快就凭自己的勤奋和才智晋升为计件工。村里运动场、游泳池、阅览室、公园电影院等所有社会设施，统统对外来工开放，和村民享受同等待遇；而每年的黄柿成熟，也总给外来工发上一份。吴燕在这里结婚生子，单位的住房紧张，她又逐渐萌生了离开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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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永远忘不了1991年的那一天，当村委得知她和其他20多名外来工的相同困难后，前来做沟通工作，表示可以将“老砖窑”的那块地分给他们，每人可申请100平方米宅基地，或者选择一套现成的住房。1992年，她的楼房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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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引进上，张育彪打破农村常有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南岭村许多重要部门的负责人，都不是南岭村村民。求水山度假村副总经理，村科技开发中心的副经理，还有村委会办公室主任，有的是高薪聘请的“海归”，有的是在内地挖过来的人才。张育彪说：“光靠本村800多人干不了什么事，外来工是给我们做贡献的兄弟姐妹，我们应当感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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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发展如日中天，深圳市社科院副研究员谢志岿博士长期关注城中村经济，对于南岭未来他仍有触“天花板”的隐忧。他分析，南岭村在经济上取得今天的成绩，一是得益于其发展集体经济的优势，二是它的土地是统一规划，系统开发的。由村里决定哪里建厂房，哪里建酒店，就能有效地合理运用土地，这是一件1＋1＞2的事情。如果缺乏规划，任由村民自己开发土地，就都成了乱哄哄的农民房，土地的最大价值就显现不出来。不过，包括南岭在内的不少城中村，走的仍然是股份合作出租物业的道路，物业和土地都是有“天花板”的，虽然关外的土地近年来仍将保持增值趋势，但等它走完了这个增长周期，上升的曲线就会变缓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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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村现在比起其他村的优势，一是资金充足，二是声名在外，应该利用这两点先积极思索转型，比方投资、融资，把资金分散在几个篮子里。他们现在想向文化产业转型，这个思路是对的、好的，但不是说你有点子就能成功，要看有没有好的人才和思路，这个产业是不是适合南岭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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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要全国的农村都去学习一种“南岭模式”估计比较难，南岭村的成功有其刻苦奋斗的主观能动原因，但同时也具备地处深圳、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我国各地差异巨大，农村面对的发展难题也各不相同，完全照搬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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