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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强恩强调，万丰村已成为沙井的经济、文化、商贸、金融和人居中心。让他自豪的，还有村里的250名“正牌”大学生，以及包括他在内的5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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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当时万丰酝酿上市，从社会上吸纳了大量资金。上市虽然没有成功，但潘强恩把随后的1993—1994年看作万丰村经济的鼎盛时期。也是从这一年起，万丰村开始走出“厂租经济”的单一发展模式，拓展“域外经济”。对于在广东中山、海南、江西兴国、全南等地大举买地的扩张性战略，潘强恩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是在学习大英帝国的模式，并带来了每年3000多万元的收入。他认为“土地是会增值的。土地本身就是财富之母，没有土地什么都不存在。好像大海中的船一样。现在这些土地，大部分都已经开发见到了收益。”起于2005年中期的深圳疯狂楼价，似乎也印证了潘强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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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2005年他退下来后，新一届班子实行收缩性的战略，降低了负债率，压缩了成本，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方向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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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称，2005年10月28日深圳市政府颁布的《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万丰公司和万丰村民将成为这一耗资达两亿元的改造工程的直接经济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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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强恩视之为一线曙光。他为此立下了稳守三年的经营政策，全力为改造积蓄发展资金，并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减债还债、增收节支”的十六字方针传给万丰社区新一届党支书潘泽勇。“新一届班子在管理水平、知识水平和经济分析能力方面都比我强。”很少称赞别人的潘强恩这回也不吝夸赞自己的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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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丰没有我，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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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长期在万丰村担任领导工作的潘九根说，潘强恩见到村民，现在都绕着走。潘强恩则概叹“万丰有钱了，可是人变得势利了。人情味没有以前那么浓了，兄弟情也没有以前那么厚了”，他痛苦于村民与自己的认识上的差距，并认为这种痛苦很可能将能人们推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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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万丰的共有制模式仍然声名在外，2008年7月1日，北京大学就派出由9名学生组成的深圳万丰暑期实践团，赴万丰村开展了实践考察活动。有别于现在媒体的普遍评价，据这个小组公布的部分考察结果，“从幼儿园到小学，万丰村民的教育完全免费。万丰粤剧团是万丰村的一道独特风景。实践期间，队员们观看了大型粤剧《洛水情梦》，都深深地为演员专业的演唱、精致的服饰和场景的恢宏气势所震撼……万丰社区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远远比中小城市要现代化……实践结束了，队员们为万丰‘紧抓机遇发展自身’而感到由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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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7日，在第四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万丰村位列“十大农民创造风云人物”获奖集体，也是广东省内惟一获奖者。其他获奖者还包括安徽凤阳小岗村、江苏华西村带头人吴仁宝、浙江横店集团董事长徐文荣和湖南衡阳维权农民代表彭荣俊等个人和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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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强恩的另一句让人记忆深刻的话是：村民素质不高，说了也白说，有时做了再说。如果太民主，那就太泛滥了。先民主后集中，这也最符合万丰的实际。而他的领导原则是，只要党支部没有意见，就会当作村民全部同意，自己认为是对的就会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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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强恩的强硬作风亦招致严重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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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反映强烈，支部要他下台。”潘九根回忆，1996年，这个经济能人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当时的村工程部主任潘锦田在一次会议上大声疾呼：如果再让潘强恩做书记，只怕万丰村民要买2000个乞食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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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村干部潘锡林则大胆抨击潘强恩搞家族式领导，万丰收支不平衡，已经走到破产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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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强恩渡过了这次危机，连任万丰村党支部书记。据说，在整改会上，潘强恩哭了，要大家给他一个机会，并向群众承诺改正自己的缺点。然而，不久，潘九根、潘桂平等四名支委去职。在去职者看来，这是潘强恩在清除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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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2年换届时，又有六七个人离开了万丰领导层。一位此次去职的干部说，他经常在会上对万丰村的社会治安提意见，潘强恩开始不以为然，后来终于无法容忍他。“后来，进入万丰领导层的人大多是潘强恩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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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会学家认为，能人带领村民一步步发展起来，这个过程有着强烈的人治色彩，在进一步市场化的今天，这种治理模式必须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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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这位致富带头人曾两度接受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姜英爽专访。他当时强调：“我对名誉的追求，远远大于我对利益的追求。”“想到三个人，我就不觉得委屈了。一个是岳飞，一个是于谦，一个是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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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还有如下一番精彩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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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您觉得您是哪种性格才获得今天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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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好学。不断地学习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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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您想做中国的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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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欧文尽管失败了，但是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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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您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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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我是理想主义者，但是我和现实主义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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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在中国一些明星村，基本上都是能人经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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