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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森林中的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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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是中国数十年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它如同城市水泥森林中的一滴滴琥珀，将城市进程中的某一刻场景凝固下来，最终形成独立的一套生态系统。深圳的城中村现象，如果说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就在其问题更集中、矛盾更尖锐，也更加具有标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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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贝村，一颗珍珠两个世界；美丽大望村，寂寞转身；白石洲，埋葬多少打工传奇；大磡，如何背着“三座大山”起舞……而今，深圳城中村站在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十年来官民在城中村问题上的纠结、矛盾、博弈乃至冲突，到今日已成满弓之势，不得不发。只是，城中村改造之路在何方？如果说城中村是城市的伤疤，那自然是除之而后快；如果说城中村是藏污纳垢之所，清理、改造、重建都没问题；但另一方面，城中村又是多少外来者的安身立命之处，城中村又凝聚了多少深圳本土的传统和文化？在那些漂泊的灵魂中，又有多少城中村情结？如果一声令下，深圳的城中村“旧貌换新颜”，到处都是笔直的马路，高耸入云的大厦，到处都是西装革履的白领和金领，城市的生态系统变得单一、乏味，那到底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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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一声春雷响彻南国——深圳特区成立了。深圳，这个在中国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默默无闻的海边小渔村，突然被推到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突然”，确实，三十年前这一巨变让人措手不及。一下子，深圳热闹了起来，机器轰鸣、开山填海、大量人员涌来、特区万象更新……但对于原村民来说，更切身的一个变化是：作为城市的深圳不断扩大，开始蚕食他们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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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时，因为城市发展的需要，属于深圳原村民集体所有的大批农田被征用，为了补偿，政府用红线划出部分具有城市建设用地性质的土地，给原村民建立新村。对于村民们原先在宅基地上建起的旧村，则收归国有。但由于当时特区政府财力有限，无力支付征地补偿费用，暂不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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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这一安排，为今后城中村发展的“顽疾”埋下了伏笔。1984年以前，因为廉租屋市场尚未形成，无论是在旧村还是在新村，都没有出现抢建的现象，村民们采用的仍是“规规矩矩”的2—3层加庭院的原农村村落形态。但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带动了特区的廉租屋市场。这时，尝到收租甜头的村民开始大量抢占土地建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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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村民和政府的拉锯战也就此展开。一开始，村民的抢建以“占地新建”为主，政府随即划定严格的“用地红线”，紧紧控制城中村的用地规模和边界。这一措施取得了成效。但村民们也随着由外转内，在红线内的土地和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加高加密，“握手楼”、“亲嘴楼”、“一线天”也就慢慢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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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打击城中村违建方面，政府一直不遗余力。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政府总是铩羽而归。在很多原村民的印象中，特区成立以来的历任市领导中，李鸿忠治理违建的“铁腕”最强硬。2004年，时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代市长的李鸿忠在一个大会上提到，凡是通过违反城市规划乱搭乱建攫取的非法收入，性质上与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获取的非法收益是相同的，收的都是赃钱。李还提出“细”、“深”、“实”、“严”、“硬”、“真”六字治违方针。而他在主政深圳时，发起的梳理行动的高潮，就是将居住人口达2.5万、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黄木岗安置区拆除。据民间观察人士金心异透露，当时甚至连军方都对政府治违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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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是“动真格”的铁腕行动，还是象征性的一阵风运动，风潮过后，深圳的很多城中村违建依然屹立不倒。当地媒体以《××违建叫板市长》为题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据统计，深圳城中村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成长，经过历届政府的“治理”，却出现了前后四次违建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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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深圳全市总共有城中村320个（以行政村为单位），其中关内91个，关外229个；总占地面积93.5平方公里，约占深圳总城市建成区面积的18％，其中关内8.5平方公里，关外85平方公里，分别约占关内外城市建成区面积的5％和28％；总建筑面积1.06亿平方米、私宅35万栋，其中关内建筑面积2139万平方米、私宅4.23万栋，关外30.66万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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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前后，深圳加快了治理城中村的步伐。2004年，深圳市出台《深圳城中村（旧村）的暂行规定》，2005年又颁布了《关于深圳城中村（旧村）的暂行规定的实施意见》。2005年5月，深圳市对渔农村的16栋高楼实施定向爆破，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爆”的大动作，由此拉开了大规模城中村改造的序幕。2005年底，深圳市制定并通过了《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2005—2010）》，提出5年内基本完成对深圳市特区内外城中村改造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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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2005—2010）》曾提醒，深圳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明显受到四方面因素制约——土地和空间、能源和水资源、人口和劳动力以及环境承载力均难以为继——该文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圳过去的城市建设主要着眼于在“增量”土地上做文章，城中村这样的“存量”土地没有纳入城市建设的统一布局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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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思路成为深圳进一步开发中的主流。2010年10月底调研城市更新规划及项目推进情况时，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锐锋表示，“在全市新增可建设用地不足80平方公里的严峻形势下，通过城市更新盘活存量土地，成为深圳城市发展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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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宣布5个领域60大项目同时开工，其中城市更新项目多达20个。既有坂田第一工业区、横岗128工业区等旧工业片区改造，更多的是城中村更新——从龙城爱联的岗贝村到宝安新安的上合旧村，深圳进入高速城市更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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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10—2015）》，全市已批准拆除重建类改造规划累计87项，全市城市更新改造规模180.6平方公里；规划期内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预计约3500亿元，拉动国民生产总值累计7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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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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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消灭城中村，绝非一日之功。“违法建筑是历史遗留的顽疾，只能逐步解决，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政府制定实施办法时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做打持久战的准备。”原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华楠这样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此句形容深圳城中村改造极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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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城市更新项目后，吕锐锋坦承“拆迁难”尚未有效解决，是目前城市更新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按照现有的拆迁政策，城市更新项目在拆迁许可证的核发方面存有障碍，与土地出让互为前置条件，相关程序尚未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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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城中村问题为何如此棘手？并不是深圳的“刁民”特别多，也不是深圳市政府无能，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的拆迁纠纷甚至冲突来看，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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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认为，还在于中国的土地公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中国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的属于国家所有外，属于集体所有，而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正是城乡土地不同的属性，给城市化进程中涉及的土地问题增加了许多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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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岗厦拆迁之困，也是深圳拆迁之困，更是全国普遍存在拆迁难题。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深圳分部执行主任王蒲生教授说，清华大学在北京弄一块地，五六年始终开不了工，就是因为拆迁难。“现在舆论导向一边倒，批评强拆。但有的人漫天要价到贪婪地步，也会让别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王蒲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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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暴力都是恶的。”王蒲生坚决反对强拆，但指出，对于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情况也不能一味迁就，哄着一批人，可能鼓励了剩下的更多人。在快速城市建设过程中，需要达成一个均衡，既维护被拆迁者的利益，也不会影响城市的建设进程。北京的一条道路，因为拆迁问题谈不拢，绕弯道，造成堵车问题。而在王蔚明眼里，这种情况挺好，既没有造成暴力强拆，也没有附和当事人的漫天要价，现在通过法律程序，让法律介入。“哪怕时间慢一点，公开公平解决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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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蒲生呼吁，拆迁上，需要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以便在各方博弈中，让各方满意，又能照顾到城市建设的公共利益，寻找一个利益平衡的均衡点。然而，这个利益平衡最难鉴别的就是，什么才是公共利益，私利什么情况下才能为公共利益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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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教授是2009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关于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建议的北大5位法学专家之一，他正参与拆迁立法工作。沈岿力主拆迁方面更多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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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还需要一个机制，一个程序和一个平台，让公共利益的讨论能够在地方这个民众层面上，有更多公众参与、公众议论。公共体现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样的数字、数据能够说明公共利益所在，大家共同讨论，使它更加明晰化和确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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