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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研究视角新颖、视野开阔。本书虽然研究南京，但入题却从上古城市产生开始，揭示出近代中国城市的政治性而非商业性的特点。随后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城市规划设计的表达、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首都建设中的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建筑艺术与近代革命文化象征表现等历史现象进行阐释，展示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有别与西方的特征。这些抓住了民国城市建设中若干矛盾、现象的根源和本质。同时，与一般城市史研究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对南京城市现代化成效的探讨，而是关注了对城市建设有巨大影响的南京同中央政府和相邻江苏省政府的关系。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南京的物理空间，不如说是物理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交织。从更广阔的维度理解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个别具体地方的转型变迁，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提供了一个更多元有趣的视角。就此而言，作者走到了同行研究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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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具有扎实的史料和文献基础。历史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莫过于实证研究，只有让史料说话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作者尽最大能力从各地搜集抗战爆发前十年南京城市建设的原始材料，其中不乏学界从未运用过的文献史料，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台湾“国史馆”所藏各部、各相关单位档案和各种档案资料汇编，以及广泛利用了各种报刊资料、地方志、调查资料。可以说，本书在原始资料的运用上是处于目前学界领先地位的。正是依靠这些翔实的史料和充分的论证，言必有据，事皆可证，本书对民国时期南京城市建设的研究全面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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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研究方法较为可取。南京城市建设涉及方面众多，既事关城市规划的制定、政府主管机关的设置、建设方案的决策、地方法规的出台、相关人事任免的取舍，也包含城市工业、经济、人口、交通、环境、卫生、教育、救灾和市容市貌等方方面面。这就决定了要想真正揭示民国时期南京城市建设的内在特质不能面面俱到，而必须抓住城市发展的主要线索和本质特点。本书注意到了这一点。不仅对南京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领域进行了详细考察，更将城市发展放置到了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下去看待，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转型在城市变迁这一场域中的体现，并通过考察南京首都建设，使之成为折射战前现代中国政治、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的一个侧面。”(2)从而归纳出以南京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中心城市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独特发展道路。再如，城市的现代化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转变过程。基于这一点，作者也尝试从社会普通市民的视角探讨“市民眼中的城市建设”以及“城市现代化究竟对市民意味什么？”等问题，从市容改造入手，采用社会学研究常用的自下而上的分析趋向，通过考察城市拆房筑路的社会认知、社会的集体反抗和政府机关的危机应对，揭示了城市史研究中以往所不为人重视的社会层面。这种敢于尝试的勇气是值得肯定的，而这种尝试也是成功的，对于深化学界对城市现代化的认识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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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书在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抗战爆发前南京城市现代化的建设绩效进行了中肯评价。历史著述要站得住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离不开客观公正的判断。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本的理论指导，将民国时期南京城市建设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通过国家、政府和社会对城市建设的三个不同视角的考量，突破了以往城市史的研究框架。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挖掘了南京城市发展建设的发展脉络与内在意蕴，并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一个城市史研究的新颖视角，也是一个全新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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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博士论文要有好的选题，好的做法。董佳的论文达到了预期目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能够为我们呈现出民国城市史研究中一个全新、独具特色的个案，也可以为当前推动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借鉴。正是有鉴于此，我认为本书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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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了解到，在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董佳已经申请到了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课题，这对涉入学术殿堂不久的青年学者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也是对本书选题价值的一个肯定。祝愿董佳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取得更大成绩。这是导师对学生进行学术训练的基本目的，也是一个导师对学生的真诚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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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庆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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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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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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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本书“导论”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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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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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依据与研究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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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和一个特殊的发展要素聚集空间，城市从产生伊始就一直是牵引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是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就中国城市的产生而言，萌芽虽与西方相同，但二者随后的发展路径却大异其趣。西方城市依靠城市自治，走上了一条重商开放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城市却在民族历史传统的影响下逐渐内卷，转而呈现出内向发展的特点。政治统治中心的特性愈见突出，政治环境变迁、政府决策、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对城市发展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国家政权对城市的引领成为城市发展转型的关键，不仅影响了城市的性质与功能，影响城市的规模，甚至政治人物的个人喜好一定程度上也能左右城市的发展。因此，国家的态度转变、变革取向及其政治领导一直是历史上影响中国城市，特别是政治中心城市发展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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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近代以来，在由旧向新、不断剧烈变动与转型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的地位愈发突出，每每作为重大历史变革的中心而辐射、影响到全国。中国近代国家建设的基点是城市，而城市的发展也被视为是“现代国家”的牵引力。不过，这支在国家和地区活动中异军突起、日益重要的政治力量，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变革希望的同时，自身发展仍受政治左右。西方影响虽然为城市现代化带来契机，但这种来自于外部的助力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自然实现，政府在组织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仍担负着“导演”的重任，职能逐渐从单一的行政管理向具有行政中心和促进生产的双重功效转变。政府在传统城市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其角色扮演的好坏，对现代化的成功与否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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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佳丽地、锦绣帝王洲”，南京自古就是我国东南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政治中心。纵览南京2470年的漫长建城史和450年的国都史(1)，南京即便不是首都，也是一座地区性的重要政治城市，城市兴衰往往与政治地位的升降密不可分，具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相互依附性。与其他城市（特别是周边长江下游城市）相较，城市名称当中含有的“京”字称谓，凸显了这座政治“中心之城”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殊身份。中央政府支持和国家权力推动始终是历史上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受近代频繁的战争影响，南京在近代以来却始终徘徊不前，发展几近停滞。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古都金陵，在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不得不将东南经济中心的桂冠拱手送于上海，甚至无锡、南通也在现代化的跑道上领先南京，城市地位面临着近代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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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至1927年得以改变，政府在变局中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成为南京重新走向辉煌的关键。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怀着对现代化的憧憬，富于理想、意气风发的新政权随即开始对这座新都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先进的城市规划及大量现代化硬件设施的修造完备，使南京迅速焕然一新，达到了近代城市发展的顶峰。1927—1937年间成为南京市近代以来城市面貌变化最快、最显著的时期，城市建设的风格与规划布局具有极强的全国示范效应，至今仍深刻的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发展。遗憾的是，南京现代化的进程因中日战争被迫中断。1937—1949年的南京城市发展复归停滞，再没能够超过战前的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南京的发展轨迹，与受外力推动后来居上的上海、青岛、香港，以及依靠商埠而勃兴的天津、重庆、汉口，以及凭一人之力而进步的南通而言，或许缺少了一些个性，但政治与城市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又说明容易受政治影响是这座政治都市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当我在探寻现代南京的成长经历时，不能不将国家政治和政府作为这两个因素纳入本书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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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政治和政府在城市“现代”变化中所起到的作用时，本书不仅采用传统城市史研究中的记录和保存历史的写实手法，还将追寻城市转变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意义。我认为，这一点与前者相较，或许更有价值。为此本书虽选取的是1927—1937年的这段历史，却试图将传统城市的现代转型放置在近代国家和社会变动的更大视角内考察。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内部的纷乱依然不止，日本的侵略又迫在眉睫。因此，如何更有效地凝聚国家力量以御外辱已经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作为民族复兴策源地建设的一部分，城市改造被国民政府提上了日程，为南京的城市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本书中，我试图透过政治因素与城市发展转型之间的互动联系，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找到近代政治中心城市有别于其他类型城市所特有的发展转型轨迹。通过1927—1937年国民政府对南京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架构，我试图理解南京这座被国家视为“中心之城”的城市，在国家的力量下是如何被建构、塑造的。在国民政府对民族复兴和国家重建的整体战略布局中，又是一个怎样的“首都”才是国家所需要的？国家政权与政府主导到底在十年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其力量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式释放的？是谁促使相关的城市变革，又是什么因素使南京的变化成为可能？十年的首都建设成就如何，是否与国家的最初设计符合，有何偏差？造成二者偏差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我在研究中时常遇到、深受困扰，又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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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推动近代中国不断进步的主要动力，民族主义对一个现代国家的建构极为重要。从世界其他地区实行现代化的经验看，现代化往往和国家的民族化相伴而行，甚至可以说，民族化就是现代化的衍生品之一。伴随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城市特别是“中心之城”首都逐渐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民族化发生关系，并在民族国家的认同的塑造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学界以往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主要偏重于抵抗外来侵略，以民族感情出发的爱国历史叙事居多，对民族主义的“建设”意义却未加注意。(2)这一点表现在传统政治中心城市的现代转型方面，即政府是如何使一个城市的发展成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个城市如何在“现代化”潮流下凸显“国家”和“民族”的特质。本书考察的南京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范例。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党国在对外宣传中常常突出南京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地位，体现出国民政府强烈的使命感和全国意识，而南京作为民族复兴策源地建设的一部分，城市建设被国民政府提上了日程，南京的现代化也终于有了历史的转机。在这种背景下，民族主义是如何与首都的现代化发生联系？城市建设又如何体现民族主义？国民政府采用何种方式来表现民族主义？我试图将上述问题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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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城市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还有一个如何处理和中国传统关系的问题。这是因为，“现代化”这个概念并非源于中土，乃是舶来品，来源西方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的发端必须有它合适的社会温床，在历史上西方曾经提供过这样的温床，但中国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状况直至近代以后才被打破。在向西方这一被动的“学习”过程中，中国社会处在激烈动荡之中，新社会逐渐酝酿产生，逐渐摆脱了传统发展模式的轨道，对传统构成了威胁。可是，强大而落后的传统文化（包括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一旦社会正常秩序得到恢复，旧传统便会卷土重来，中国人并没有因一种由外涌入的科学、理性的文明而改变自己的思想(3)。近代土耳其、埃及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些新兴的自治国家里，往往有传统重新兴起的现象，原因是新的政府试图塑造一个与前政权有区别的新的社会特征。(4)在这一点上，国民政府也不例外。国民政府建立后，新政权并没有将旧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完全扫入历史，革命成功后出现的很多问题实际也变成传统文化、旧的政治传统在新时期的延续，西方影响并不对占统治地位的党国权力体系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它和权力和个人的成功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传统的这种坚韧性在城市现代化的变化中同样有所体现。一方面党国希望用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使中国城市迅速变得摩登起来，另一方面在精神层面，又视城市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对传统精神价值推崇备至，希望用中国传统文化为原则指导城市建设。因此，国民政府并没有完全接受和消化西方以科学、理性为本质特征的现代化精神，价值观上仍坚持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质，即一方面接受世界现代知识结构，另一面又把已经断裂的中国传统延续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在象征“现代化”的都市营造中的作用如何，崇古的民族文化观、帝制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人际间的裙带关系通过哪些途径影响城市现代化等问题进入了我的视线。本书即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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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自民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方法问世后，历史研究的传统路数渐趋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社会史的概念传入国内后，“小历史”、“微观历史”在国内大行其道。如何从一些事情的具体层面把握历史的发展变迁，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作为史学界的后生晚辈，我也希望在自己的研究中体现出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路径，并试图把1927—1937年南京城市现代化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下去看待，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转型在城市变迁这一场域中的体现，通过考察南京首都建设，使之成为折射战前现代中国政治、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转型的一个侧面。在这方面，笔者特别关注的是，作为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城市规划的出台及其文本是如何打上民国政治和党派斗争的烙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怎样影响首都营造的发展？党国高层人际关系的变动、未臻完善的国家体制和波澜频生的地方纠纷对南京首都营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社会普罗大众在首都建设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换言之，从广阔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的视角，看南京城市转型是如何展开的。我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化的描述，使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更细致一点，这也是本书创作的一个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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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二、学术史回顾与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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