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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李恭忠：《建造中山陵：现代中国的工程政治》，《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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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唐文起：《抗战前南京住宅状况简述》，《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陈蕴茜：《二三十年代南京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住宅》，见《下关开埠与南京百年》，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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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陈蕴茜：《民国中山路与意识形态常态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秦淮空间重构中的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以民国时期南京废娼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6期；《建筑中的意识形态与民国中山纪念堂建设运动》，《史林》2007年第6期；《身体政治：国家权力与民国中山装的流行》，《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1期；《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植树节与孙中山崇拜》，《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总理遗像”与孙中山崇拜》，《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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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王云骏：《民国南京城市社会管理问题的历史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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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见李百浩、熊浩的《近代南京城市转型与城市规划的历史研究》（《城市规划》2003年第10期）、冯保善的《六朝烟水气：南京的城市文化性格》（《浙江学刊》2006年第5期）、丁兆东的《略论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统治》（《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唐文起、林刚的《试论1927—1937年南京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村腹地之关系》（《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魏希夷《南京文化气质及其成因》（《南京社联学刊》1989年第1期）、顾兆录的《南京文化研究述评》（《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罗玲的《试论南京城市近代化的特征》（《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张燕的《清末及民国时期南京建筑艺术概述》（《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张福运的《1927—1937年南京钱庄的兴衰》（《学术界》2000年第1期）、王云骏的《民国南京社会团体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经盛鸿的《近代南京地区灾害述评》（《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张连红的《南京大屠杀前夕南京人口的变化》（《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以及王明德的《论南京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与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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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秦孝仪：《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第91辑《首都建设》，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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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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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美）玛丽·科尔曼（Mary Coleman）：Municipal Politics In Nationalist China，Nanjing，1927-1937，Harvard University，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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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美）李慈：《于国无用》（“Useless To The State：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Nationalist Nanjing，1927-1937”），（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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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见刘孟信《1927—1937南京市行政制度研究》、杨冬梅的《民国时期南京市民文化研究》、张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首都市政与城市现代化》、刘广斌的《抗战前十年南京经济建设研究》、丁兆东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研究》、王倩的《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社会保障事业初探》、李恒俊的《民国时期宁沪两地卫生运动研究，1928—1937》、宋明军的《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的禁娼》以及侯风云的《传统、机遇与变迁—南京城市现代化研究，1912—1937》等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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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李沛霖：《三十年来民国南京城市经济研究综述》，《民国档案》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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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关于中外城市的比较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中日《上海和横滨》联合编辑委员会：《上海和横滨：近代亚洲两个开放城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7年；王旭：《工业城市的发展周期及其阶段性特征——美国中西部与中国东北部比较》，《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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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参见王东杰在《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一书中对地方研究的相关论述。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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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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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参见（法）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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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一章 首都市：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的政治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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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历经了几千年的政治变革与朝代变更。从首都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几乎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伴随着定都的争论。事实上，首都的选择也总是以一定的政治要求和政治目标为前提的。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过程中，曾先后两度迁移首都，先由南京到北京，再由北京至南京。首都地理位置的轮回，向世人昭示了迁都问题所包含的复杂、深刻的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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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一节 城市产生及其政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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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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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城市”是在家庭出现后才产生的。《礼记·礼运篇》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几，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1)也就是说，当有了家庭、私有制后才产生了城市。不过在中国古汉语中，最初“城”与“市”是被分离开的。“城”是围绕人群聚落修筑起来的防御性设施，而“市”原为市井的简称，特指商品交换的场所。在我国，大约在殷商时期就已在“城”中出现了“市”。到周代，城市渐趋普遍，成为联络广大农村的政治、文化、商业的中心，并且还形成了“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典型城市设计。商业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一项城市的主要社会功能。然而，商业虽然对城市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却始终未能成为主宰城市发展的一种决定力量。与西方城市作为宗教和商品交换的中心、非常强调城市居民对于精神和物质需求满足的特性不同，东方城市（特别是中国城市）主要遵循一条以政治为中心的道路，强调城市为统治阶级的需要服务。城市的文化职能、经济职能和流通职能，被强势的政治职能所覆盖，城市被框定在规制和等级中，蜕化为农耕文化和传统等级制度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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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先秦时期为例，此时中国各地就形成了城市，但城市的出现并不是由村落等居民聚集点发展而来，而是各国统治者为了建立政治中心、军事踞点，为满足统治集团的居住和生活需要，运用强制性手段，通过修城筑郭、聚集人口和生产资源、生活资源而人为形成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两次筑城高潮的出现，都与商品经济发展无关，而是各国统治者巩固政权、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强化社会统治和进行对外战争的产物，即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这一时期各地诸侯大兴土木，筑城修室，中国城市数量大增。与此同时，作为西周时期分封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控制地方诸侯的一种特殊手段，周王朝对诸侯城邑的等级进行了严格限制。周王朝规定，诸侯在国内只能建立一个国都，且国都大小有严格规定：周王城方九里，公七里，侯五里，男三里；城墙高度、道路宽度、重要建筑物的规模，亦须按照一定等级建造，否则就是“僭越”，要受到严厉制裁。故尽管西周时中国的城市有很大增加，但规模普遍较小，功能比较简单。与之相适应，各地方诸侯实行分封制，将大部分土地分给卿大夫，卿大夫也在封地内按等级建邑，这样就形成了西周时期的城邑等级制度和全国性的城邑网络结构。春秋战国以后，各国统治者也源自各自政治军事的需要，纷纷采取强制手段修建城郭、聚集人口，这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城市获得了普遍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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