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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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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形态下，“首都”通常是政治中心城市的典型代表。最初的“首都”一般脱胎于政治统治中心地区内最坚固的防御要塞。故早期的首都虽不能称为“首都城市”，但却可以称为“首都城堡”。而由君主居住的“城堡”演化为一个固定的“城市”，则是国家及其组织功能长期不断发展的结果。在原始社会或游牧民族时期，由于人类社会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社会共同体，人类社会基本处于游猎状态，所以既没有固定的地域，也没有固定的首都。因此当时统治中心在马背上到处移动。后来由于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逐渐由游牧走向农耕，部落、部落联盟以及后来国家的产生，才使得其所居住之地、经济活动趋向稳定，“首都”才有被确切固定下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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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都”的定义看，之所以“首都”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专属称谓，主要是因为国家统治的出现。在国家统治实践的过程中，一般都需要占有一定的空间来作为权力对外传输的中心。就其词语的形成看，中文里“首”即“头”，“都”即“都市”或“城市”，二者合在一起，意思就是最重要的作为国家首脑的君主所居住的城市。有趣的是，西语中也有相似的意思。英语中“首都”（capital）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apitalis”，其词根是“caput”（头），就是“首位的”、“重要的”之意；法语中“capitale”与德语的合成词“hauptstadt”（haupt意为头部）也都有同样的来源和解释。由此可见，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首都”或“capital”一词的认识都是相同的，即“首都”并不是一座简单的城市，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个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国家权力中枢(11)。《公羊传·恒九年》曾如此对“首都”做出如下解释：“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重大言之。”(12)意即首都是国家首脑居住的地方，其地域选择是一个国家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因为没有稳固的首都，便不会有长久稳固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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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都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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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特质，是首都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带有根本性的内部特征。其中的“根本性”是指某座城市只要还保留着首都城市的功能，就不能不具有的功能。大体而言，首都城市之所以区别其他普通城市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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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都是国家政治管理与权力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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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管理方面，国家需要一个统治中枢来负责管理其境内公共事务，同时对外代表国家及其人民。由是首都应运而生。作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所在地，首都是国家政治管理与权力的中心。而这种中心地位一般都是由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决定、公布并由国家法律所载明的。因而首都和这些城市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扮演着这些中心的中心（the center of centers）的角色，即拥有大量国家公共管理机构和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机构，成为一个权力运作的中心与政策运筹中心。值得注意的是，首都并不是自生的，而是由国家透过一系列空间组织关系的控制，精心布置而成的。国家只有透过该空间组织关系才有可能在疆域内施行有效统治。而在对整个国家进行有效政治的过程中，首都亦必须发挥其提取社会资源、控制国家权力的作用。(13)首先在“提取”与“分配”方面，国家必须通过对资源的不均匀分配，使首都拥有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或与之相比更多的物质资源。首都凭借着这种全国各种资源提取与分配中心的地位，轻松压倒其他一般城市获得政治上的优势，提取全国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与信息资源，从而成为国家各种资源汇集的中心。其次从“控制”的角度看，如果某座城市被确定为首都，便必然会同国家的政治统治与最高权力发生联系。首都作为国家行政体系中处于顶级位置的政治实体，往往会拥有相较其他城市更多的资源支配权、向心力和辐射范围，掌握对政治、财富和决策等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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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首都也常常透过其他方式来强化其“中心性”的象征意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通过不断地颁布国家法令与政策调控来体现其政治中心性，也就是说，运用行政手段来体现其中心地位。这是因为，国家的法律、法令、政策文件大都在这里进行准备，也大多从这里发出而传向四面八方，这些法令与政策的实施结果又都将最终反馈回首都。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正是通过在首都的各种政治机构、设施、议员、国家公职人员及其活动来表达自己意志、实现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和管理的。此外，作为国家各种制度的形成与辐射地，首都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亦极大。任何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改革和发展，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修订与推行，政党的组织活动与政治运动皆有赖于首都。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市场交易及各种行业组织的规章制度与政策也多出自首都，而文化制度更是以首都为基础。由此可见，首都作为国家中心和具有全国主导型的城市，其本身就是国家权威体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才能体现其国家象征，并进而达到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因此也可以说，首都的政治职能是其城市职能中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对此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首都是国家的神经中枢、心脏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无产阶级一经掌握这些中心，也就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或者更确切些说，也就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命脉、心脏和枢纽。”(14)首都之于国家政治管理和权力控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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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都是民族国家构建与整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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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族国家，是指具有统一民族利益与同质国民文化的，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15)。一般而言，民族国家不仅要有一定固定的领土，更必须有作为国家政治中心象征的首都。首都作为民族国家及其人民的“心灵家园”，虽然在选择上存在一些历史偶然性，但它总是同民族国家的构建（nation—building）与整合（integration）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近代以来，从建立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整合的角度看，首都的这个本质特征愈加充分地体现出来。譬如，美国选择华盛顿作为联邦首都、巴基斯坦将首都从原来的卡拉奇迁至伊斯兰堡、巴西将首都迁离里约热内卢而开发巴西利亚、尼日利亚将首都拉各斯迁至中部城市阿布贾，以及德国还都柏林的巨大工程，都集中体现了民族国家整合的政治理念。同时首都还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政治象征意义。首都风貌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水平，还反映了国家政治意识，折射出民众对国家的信念与期望和国家的稳定与团结。那些能体现出民族和国家息息相关的重要政治功能，一般都是由首都来承担的；反之，如果一国没有能反映其民族精神的独具特点的首都，就会缺乏统一的标志与象征。首都的这种作用显然都是任何一个非首都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在文化方面，“首都情结”也是一个普遍而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特别对尚未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言，“首都情节”集中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京城选拔官吏的政治功能与京官的政治待遇促成了“首都情结”；另一方面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虽然每一个在首都的居民都不一定能获得成功，但仍有许多仁人志士希望到京城闯天下、干一番事业。多数国民仍存在对首都向往和迷恋的共同心理。由此可见，首都对于国家整合和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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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三节 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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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沿革与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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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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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古名金陵，位于东经118度45分，北纬32度8分，地处中国东南长江下游东岸和长江三角洲的西端。地理上北连辽阔的江淮平原，东接富饶的长江三角洲，西达荆楚，南临皖浙，属宁镇扬丘陵地区。境内山地、江湖、平原交错纵横。城西北面有“黄金水道”长江奔腾而过，南面有秦淮河迂回环绕，河谷周围均为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东南面有宁镇山脉绵延起伏。地势天然险要，历史上素有“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称。气候上南京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光能资源充足。全年平均温度15.2度，最低温1月平均2.7度，最高温7月平均27.4度；降雨方面，全年平均降水量1106.5毫米。初夏有梅雨，夏秋多台风。(16)其土地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土质肥沃，地势平坦河道纵横，夏季时南京可种植稻作，冬季时则可种植麦、棉花、花生等作物，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经济方面，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几个农业带交会中心，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加上长江至南京附近，北转邻近黄淮平原，河道在此又最为狭窄，渡江极为方便，因此水陆交汇使其在交通与军事地位的重要性上，远超其他长江沿岸城市。安全方面，南京西有长江和马鞍、石头等诸山屏障，北有玄武湖和鸡笼、覆舟山等山，东北有富贵山、钟山，南有秦淮河、雨花台等环聚。地理上的优势使南京自新石器时代便成为邻近地区的中心，有所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国都”的美誉。公元前474年越王勾践即开始在此修筑越城，后楚置金陵邑，秦设秣陵县，三国时称建邺，晋又称建康，明始称南京，清为江宁府城。历史上先后有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9个朝代和政权在此建都，故称“十朝都会”。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南京的发展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居于东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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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沿革与古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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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禹贡》、《尔雅》记载，南京在唐虞夏商时代属古扬州地域。但历史上最早提到南京大体上的位置始于商末。传说周武王的伯祖——泰伯曾在此称王。后周继商立，又自称其国为吴。其都邑就坐落于现在南京西南40英里处。这段历史虽存在不长，却被视为是南京历史的开始。历朝南京方志中的“沿革”一卷，也都以这个故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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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正式有确切城市记载的文字始于战国初期。周元王4年（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南京属越国，越相范蠡筑越城于古长干里，是为南京建城之始。周显王36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国，尽得吴地，筑城石头山，置金陵邑，为南京建置之始，并由此得名金陵。秦王政25年（公元前222年），秦灭楚，设会稽郡，郡治在吴（今苏州），金陵邑隶属会稽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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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建安16年（公元211年），割据江东的孙权移治秣陵，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建石头城于楚金陵邑故址。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同年九月，迁都建业，是为南京建都之始。当时的建业“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17)。城市建设、交通、商业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初具规模的繁华都市。其精华地区主要集中在秦淮河两岸，以大市、东市和北市为典型，横塘和长干则是市内的两个商业市场。西晋时左思做《误都赋》中曾用“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一语描绘此时建业城的繁华热闹景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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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大举进犯中原，朝中士大夫皆过江南下。公元317年东晋在吴国旧都建业定都，称建康，从此南京又成为偏安南方王朝的首都。东晋后先后有南宋、南齐、南梁、南陈以建康为都城，史称南朝。再加上东吴、东晋两代，合称六朝。六朝时期，南京城市发展达到空前繁荣，有“金粉六朝”之美誉。这一时期早在东吴时就繁盛起来的秦淮河两岸，人口更加密集、商业也更趋繁荣。到梁武帝萧衍时，建康已发展为有28万户、1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重要的商港、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此时建康不仅是太湖、钱塘江流域物资的入江口，也是长江线、南北航线和海外航线的必经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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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89年，隋灭陈。灭陈后，隋文帝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建康的国都地位及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特下诏将前朝壮丽的宫殿府邸、亭台楼阁、宫苑城垣全部夷为平地，辟作农田。六朝陈迹至此扫地无余，只留城西小小的石头城作为蒋州州治，南京地区只存江宁一县。从此，南京及其周围地区在此后的近800年间，一直没有恢复元气。这种情况直至1368年朱元璋在此建立明朝才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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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9年朱氏对南京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1386年完工，前后共历时17年。扩建后的南京城，不仅城垣之长称冠，而且城市建设也大大超过前代。首先，城市面积得到极大扩展。明代南京内城周长96里，比周长20里19步的东吴建业城，扩大近4倍，成为我国古代最大的都城。其次，城市规划设计也达到了古代南京城市规划的顶峰。明代南京城设计严谨，第一次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所谓“三套城”的建设模式，即“皇城一内城一外城”。皇城南北长达2.5公里，东西宽2公里，周长9公里(19)。同时，还按照城市各业聚集的情况，将城市划分为官署区、商业区、官员宅邸区、娱乐区、学艺区和平民区等不同区域。第三，得益于政府积极倡导与大力扶持，以及南京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市政建设亦得到迅速发展。市内建筑除宽阔的城垣道路外，还有壮丽的宫阙、葱郁的孝陵、宏大的国子监、瑰丽的报恩寺、幽雅的东西花园，以及用科学方法建筑的钦天监观象台等。1595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游历南京时不禁发出赞叹：“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了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确实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20)然而令人扼腕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1421年明永乐帝却下令将国都迁至北京，南京降为留都。1645年清军南下攻陷金陵，进一步将其夷为江苏省会。此时南京虽有清廷两江总督衙门驻节，但明末清初的战争使南京遭受重创，满目荒凉，“财赋不继，官民受伤，百货萧然，无复昔日京华之盛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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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建立后，清政府先后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随着国家形势的稳定，南京逐渐恢复元气，经济渐有起色。乾隆时期，市内仅宽阔街道就有20条，合之江宁，至少30条；嘉庆朝全城亦有东西向和南北向街道各17条。嘉道两朝曾担任两江总督的甘熙称南京“街衢通达，闾阎万千，异乡人每茫然莫辨”(22)。就当时城市经济论，丝织业最为发达。市内仅织机就有3万台，工匠5万多，产品以元缎和云锦有名，为皇室所好。清政府在这里特设“江宁织造署”组织生产。康熙皇帝6次南巡中5次就住在江宁织造署，乾隆皇帝6次下江南也住在江宁织造署扩建的行宫里。此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南京旋即成为天国中枢。洪秀全在此大兴土木，修建了极其壮丽辉煌的王府宫殿。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清军攻占南京后，这些巨宫广厦被焚毁殆尽，近代南京的地位亦由此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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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清开埠与城市早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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