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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率领政府要员去祭扫明孝陵，实现“恢复中华”的革命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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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陈旭麓、郝盛潮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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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李恭忠：《中山陵：政治精神的表达与实践》，见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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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李恭忠：《开放的纪念性：中山陵建筑理念的表达与实践》，《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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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沪青年请迁都南京》，《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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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蒋介石：《蒋中正祭孙总理文》，《大公报》1928年7月7日。实际上孙中山辛亥革命前后，主张之国都地点并非只有南京一处，还包括武汉、西安、开封等，甚至新疆伊犁和疏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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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白眉初：《国都问题》，《国闻周报》1928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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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白眉初：《国都问题》，《国闻周报》1928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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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叶叔衡：《国都问题》，《国闻周报》1928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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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叶叔衡：《国都问题》，《国闻周报》1928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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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龚德柏：《驳白眉初君国都问题》，《国闻周报》1928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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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龚德柏：《驳白眉初君国都问题》，《国闻周报》1928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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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通告》，《民国日报》1927年4月13日；《吴稚晖在市党部演讲》，《民国日报》，1928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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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市政厅成立及刘市长就职纪》，见《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补编》，1927年4月至8月，“纪事”，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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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二章 首都南京的城市设计与规划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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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胜利后的国民党人对建设一个新中国是非常乐观的。他们雄心勃勃、信心满怀，对于建设一个新国家有着庞大的令人咋舌的巨大计划。当共产党人致力于重塑乡村社会、试图把农村作为其主要支持力量时，国民党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希望把城市作为其力量的支撑点，并由此改变整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党国中枢南京的城市规划和都市营造被列入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1929年底，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历时一年多编制的《首都计划》，此举不仅标志着南京首个同时也是中国首个按照国际标准、采用综合分区的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也意味着南京城市建设由此进入实质阶段，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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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一节 城市规划：一种有意识设计的空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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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旨在设计城市形象、整合城市功能，对特定环境下城市的发展前景进行较宏观的城市设计。但就中国自己的规划传统言，城市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并不以市民社会为出发点。无论是城市的功能设计，还是建筑布局，都很少考虑居民的需求。而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也使城市规划特别是首都规划，极具尊卑等级之别，强调在营造中凸显君权至上。例如在西周之前，都城均以帝王居住的王城为范围，一般人民不得居住在都城内。到东汉都城布局由原先的“坐西向东”改为“坐北朝南”，是为每年元旦举行的“元会仪”，目的在于推崇皇权和巩固统一。此后“元会仪”在唐代更进一步扩展为更加隆重铺张的“外朝”仪典，并促使都城空间形制发生变化。即都城以位居中央北部的“宫城”为主体，发展出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轴线，全城即以此轴线为中心，棋盘状地东西对称配置。唐代长安城即是这种连续变化的代表性成果。从此中国都城格局由此定型，并成为中央王朝权力高度集中的一种标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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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以降，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纷纷向“民族国家”转变。国都设计理念亦随之发生变化。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统治的基础和国家存在的体现，首都设计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往往被置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突出地位。统治者透过一种有意识的设计，通常将首都装扮成一个用来展示自我民族风貌的舞台，唤醒社会的共同历史记忆，以达到强化社会认同、加强权力和整合社会的目的。因此，首都规划并不仅是停留在图纸上的一个个冰冷乏味的钢筋水泥设计，也是一件浸满统治者主观意识考量、经过精心设计而产生的政治产品。其产生背后之独蕴匠心往往使统治者透过绵密细致的有意识操作将手中权力无形幻化为一种推动民族主义、幻化国族认同、凝聚社会团结、巩固手中权力的动员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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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技术包裹下的权力企图，事实上却总会受到权力关系的不断变化的影响。这是因为，在这种“意识形态——权力”的建构过程中，首都规划背后所隐含的权力霸权自然会引来其他权力竞争者的注意。不同党派或个人会出于各种不同目的，都会对“首都”进行诠释，以证明自己更符合民族传统和社会期待，藉此博得社会同情，进而有助于夺取政权。而取得政权后，统治者亦需要为维护统治而进一步贯彻其意识形态的主张，即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更进一步的强化统治的正当性，抗拒别人的挑战。因此，谋求首都设计权力和营造首都的整个过程，俨然是一部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厮打、互相较劲的权力斗争大片。在营造首都过程中看似波澜不惊的背后则处处涌动着惊心动魄的权力暗流。这种竞争关系不单表现为统治者之间争夺设计权力而展开的权力竞逐，也体现在竞争优胜一方的内部权力部署。而一定时间内党派或个人权力竞争的结果，又通常导致首都在某个特定区域会呈现出某种独特的城市风貌。因此从这个角度讲，首都的地点和空间样式绝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权力的变化不断发生改变。从总体上看，首都规划在统治者的操弄下实际上就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政权，进而改造社会的一个公共政治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执政者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设计，不仅将自己的治国理念在城市公共空间里得到极力展现，还凸显了权力持有者的权力控制和政治权威，希望在长期潜移默化中使被统治者产生一种自我驯化意识，以便使子民自愿长期对统治者进行效忠。如此一来，营造首都的实质，不啻为一种标榜权力和充满意识形态考量的政治符号，而首都设计则是权力操控其子民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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