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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龚德柏：《驳白眉初君国都问题》，《国闻周报》1928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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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龚德柏：《驳白眉初君国都问题》，《国闻周报》1928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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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通告》，《民国日报》1927年4月13日；《吴稚晖在市党部演讲》，《民国日报》，1928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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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市政厅成立及刘市长就职纪》，见《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补编》，1927年4月至8月，“纪事”，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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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二章 首都南京的城市设计与规划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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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胜利后的国民党人对建设一个新中国是非常乐观的。他们雄心勃勃、信心满怀，对于建设一个新国家有着庞大的令人咋舌的巨大计划。当共产党人致力于重塑乡村社会、试图把农村作为其主要支持力量时，国民党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希望把城市作为其力量的支撑点，并由此改变整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党国中枢南京的城市规划和都市营造被列入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1929年底，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历时一年多编制的《首都计划》，此举不仅标志着南京首个同时也是中国首个按照国际标准、采用综合分区的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也意味着南京城市建设由此进入实质阶段，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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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一节 城市规划：一种有意识设计的空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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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旨在设计城市形象、整合城市功能，对特定环境下城市的发展前景进行较宏观的城市设计。但就中国自己的规划传统言，城市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并不以市民社会为出发点。无论是城市的功能设计，还是建筑布局，都很少考虑居民的需求。而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也使城市规划特别是首都规划，极具尊卑等级之别，强调在营造中凸显君权至上。例如在西周之前，都城均以帝王居住的王城为范围，一般人民不得居住在都城内。到东汉都城布局由原先的“坐西向东”改为“坐北朝南”，是为每年元旦举行的“元会仪”，目的在于推崇皇权和巩固统一。此后“元会仪”在唐代更进一步扩展为更加隆重铺张的“外朝”仪典，并促使都城空间形制发生变化。即都城以位居中央北部的“宫城”为主体，发展出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轴线，全城即以此轴线为中心，棋盘状地东西对称配置。唐代长安城即是这种连续变化的代表性成果。从此中国都城格局由此定型，并成为中央王朝权力高度集中的一种标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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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以降，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纷纷向“民族国家”转变。国都设计理念亦随之发生变化。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统治的基础和国家存在的体现，首都设计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往往被置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突出地位。统治者透过一种有意识的设计，通常将首都装扮成一个用来展示自我民族风貌的舞台，唤醒社会的共同历史记忆，以达到强化社会认同、加强权力和整合社会的目的。因此，首都规划并不仅是停留在图纸上的一个个冰冷乏味的钢筋水泥设计，也是一件浸满统治者主观意识考量、经过精心设计而产生的政治产品。其产生背后之独蕴匠心往往使统治者透过绵密细致的有意识操作将手中权力无形幻化为一种推动民族主义、幻化国族认同、凝聚社会团结、巩固手中权力的动员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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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技术包裹下的权力企图，事实上却总会受到权力关系的不断变化的影响。这是因为，在这种“意识形态——权力”的建构过程中，首都规划背后所隐含的权力霸权自然会引来其他权力竞争者的注意。不同党派或个人会出于各种不同目的，都会对“首都”进行诠释，以证明自己更符合民族传统和社会期待，藉此博得社会同情，进而有助于夺取政权。而取得政权后，统治者亦需要为维护统治而进一步贯彻其意识形态的主张，即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更进一步的强化统治的正当性，抗拒别人的挑战。因此，谋求首都设计权力和营造首都的整个过程，俨然是一部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厮打、互相较劲的权力斗争大片。在营造首都过程中看似波澜不惊的背后则处处涌动着惊心动魄的权力暗流。这种竞争关系不单表现为统治者之间争夺设计权力而展开的权力竞逐，也体现在竞争优胜一方的内部权力部署。而一定时间内党派或个人权力竞争的结果，又通常导致首都在某个特定区域会呈现出某种独特的城市风貌。因此从这个角度讲，首都的地点和空间样式绝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权力的变化不断发生改变。从总体上看，首都规划在统治者的操弄下实际上就是各种政治势力争夺政权，进而改造社会的一个公共政治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执政者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设计，不仅将自己的治国理念在城市公共空间里得到极力展现，还凸显了权力持有者的权力控制和政治权威，希望在长期潜移默化中使被统治者产生一种自我驯化意识，以便使子民自愿长期对统治者进行效忠。如此一来，营造首都的实质，不啻为一种标榜权力和充满意识形态考量的政治符号，而首都设计则是权力操控其子民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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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二节 首都设计的缘起：国民政府的首都认知与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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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时中国的少数几个大都市，地处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首都南京，自然是最容易取得成效，也是得到最多国家关注的地方。而这种对首都的重视，也自有其一定哲学依据。在长期封建专制统治下，对于国家首都的重视，往往会起到一种振奋国家、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作用。纵观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那个崇尚强权与竞争的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全世界流行。德国、奥地利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都通过对国家首都的建构而重新获得了国际认同。其巨大的建筑标识和类似于宗教仪式的东西，则向国民强烈的渗透了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以兴建大型公共建筑来提升民族自尊、自信和凝聚力的方式，在纳粹德国时期更达到了极致。希特勒为了证明其日耳曼是优等种族的理论，报复凡尔赛公约，通过在柏林建筑超大型的物质建设，来重建德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由此可见，通过首都建设的实践，显然可以起到鼓舞国民热情的作用，即便对外人亦不无感染效果。这种非凡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吉尔兹所指出的，“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国际空间上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赢得一席之地，并通过国际的认同来达到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可。因此，当这些国家通过这一成果成功获得国际认同后，便产生民族身份与现代性之间的相关联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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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首都建设观，实际上也与这种“物竞天择”的国家竞争观紧密相连。中国自古就素有建立首善之区的传统。早在汉代，中国人就已经认识到“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3)。而当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复杂诡谲的国际局势，又使得首都的城市建设被摆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而这种思想也恰好与国民政府高层“复兴民族”、“建构国家”的整体谋略不谋而合。因为首都建设不但可以“树全国政治之宏模”，还可以“动友邦人士之观听”，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同，向世界宣示一个“新中国”的崛起。他们认为只有把首都建成中国最好，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中国才能谈得上是第一等的国家(4)。因此，对党国而言，首都在优胜劣汰的世界竞赛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和国民政府所展示的一个“窗口”，一个中国政治精英梦寐以求想要建立和提出的与外国列强相对照的“展示窗口”。因此，它必须像官方所希望的那样，建设成一座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足以令人称道的首都。政府也希望，南京能够在未来与伦敦、纽约、巴黎等世界著名的大都市相媲美(5)。并且认为这样可以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首都的一举一动都在国人注目之下，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包括街道、建筑、店铺、交通、标语和市民仪容等都至关重要，事关首都、乃至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而言，首都的建设问题就是整体建国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国家对于首都建设的重视，从来就不是一个地方的发展建设问题，而是把首都建设作为改造整个国家的试验场，是国家为改造民族、复兴国家所竖立的一个样本和榜样，其对于全国的示范效应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物质上和文化上的孵化器，国民政府希望南京能够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齐头并进，带领这个古老的国度变得摩登现代起来。故南京市政府的政府公报中，曾如下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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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昔为重镇，今为首都，中枢所在，观瞻攸系，其建设之亟需，尤千百倍于他处，盖建首都，树全国之模型，即所以增中枢之威望，而使全国民众，望风景仰，益具倾附之热情，国运永隆，莫非由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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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当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国内局势渐次安定后，党国遂将建设国都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积极推进，并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广为宣传首都建设的重要意义。1928年3月21日，杨杏佛在南京市府的演讲中指出：“现在南京为我国首都，则全国人民应放开眼光，各负责任，将南京改造成一个极大都市，以遗后世子孙。”(7)1929年孙科在《首都计划》序言中亦写道：“首都建设，遂亦为各方所注目，良以首都之于一国，固不唯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亦文化精华之荟萃。观人国者，观其首都，即可恒定其国民文化地位之高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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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导首都建设的政府最高机关，1930年4月15日至17日，“首都建设委员会”在南京励志社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据记载，当时参加的“首建会”委员有40名之多，占总数55人的70％。再加上列席的会务人员、各专家顾问及来宾与记者等，共计与会人数高达300人(9)。蒋介石、胡汉民、王宠惠等国民政府要员纷纷出席致词，其中蒋介石更特地从中原大战前线兼程赶回南京，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词，且特嘱由张静江代他为大会主席，可见他对此次会议的重视(10)。而此前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亦于此次大会上致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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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国人对于首都建设的热心赞助，渴望成功，应不让于首都人民，首都不仅是建设人员的，也不仅是首都人民的，而是我们全体国民的，我们数千年前在上古中古时代的帝国首都至今虽久已湮没，而世界考求古代文明的人，犹陆续组织考察团向其所在地游历考察，乃至发掘。时有惊人的发现，传播至世界，大家赞赏不已。认为古代文明，不断的源泉，想见当日建筑之盛。就是几百年来近古时代的帝国国都北平，其各种建筑的瑰丽，也代表了东方艺术不少，但是我们新创造的中华民国的首都怎样呢？不应有一种更壮丽、更伟大的建筑来表现我们民族固有的革命的新文化，以继汉先民而益发扬光大吗？不然又何以见得我们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民族，更何以见得我们的文化不是保守的而是进取的，不是一国的而是世界的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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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表示“南京既为首都所在，占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地位，首都如无相当建设，适足以表示我国民族无建设精神，故就民族立场上说，首都建设，亦不可或缓。”(12)南京市长刘纪文此时也对政府所倡导的首都建设极表赞同，认为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枢，必须应有大规模的建设，“以为全国各都市之表率”和树立全国的楷模，并“比隆于世界各国之有名都城，”(13)除此以外，国内各知名建设设计师亦认为“首都者，中枢之所寄寓、国脉之所渊源、树全国之模范、供世界之瞻仰，其建设计划之基本理想，当本于三民主义之精义，及建国大纲所定之规制，造成一适用美观、宏伟壮丽的中央政府运用权能之地，同时尤须以增进发展都市社会之文化生活为目的。”(14)至于当时普通社会民众，也对这个宣示继承孙中山遗志的新政权，抱有极大幻想。他们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抱负，故首都南京，也在国人心目中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就曾公开表示，“我们虽住在北方，但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何廉然、蒋廷黻1928年专门从天津赴南京考察新首都见到新国旗亦难掩其心中的激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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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当时，对首都南京进行大规模的首都建设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无论是官方还是社会都对构筑“新首都”冀以殷切希望。而这座“中国革命时代之首都”也在很大意义上寄托着官方的强国梦想和对现代中国的美好想象。党国元老孙科在《首都计划》序言里曾饱含热情地如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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