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046310 由上可见，首都建设的重要事务范围均被划入“首建会”权治范围。“首建会”已一跃成为指挥首都建设的“中心”，是为首都建设中的最高权力机构(33)。但对地方政府言，“首建会”的横空出世无疑是市政府行政的极大挑战，权势赫然凌驾于市府之上，市府无形中蜕化为“首建会”下属的一个执行部门，沦为首都建设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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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12 二、从“首建会”到“国都处”：负责设计单位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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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14 随着北伐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国民政府渐有余力顾及全国经济建设，首都城市规划也逐渐进入中央视野。1928年8月16日，“建设委员会”主席张静江致函国民政府，称经该会第七次常务会议议决，依该会组织法第七条“得设附属机关之规定”在其下设立一个名为“建设首都委员会”的附属机关，来负责首都建设事宜，理由是“现值训政时期建设首都至关切要”。且该会自行拟就的《“建设首都委员会”组织大纲》业已提交“建设委员会”第11次常务会议议决通过，此时欲将《组织大纲》送交国民政府备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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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16 作为负责首都建设的专职部门，“建设委员会”在自行拟定的《建设首都委员会组织大纲》中规定，“建设首都委员会”的委员将由“建设委员会”聘任。其中包括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各部院会主管长官、各省主席、各特别市市长、南京市党部代表1人及其他必要之人为委员。并由“建设委员会”指定其中1人为主席、其他6人为常务委员，来负责日常会务，“凡本委员会议决案之执行及普通行政事项，以主席及常务委员名义行之。”除此以外，“建设首都委员会”也可聘任工程师和工务员若干人，分管各种技术事物，并报“建设委员会”备案。(35)至于“建设首都委员会”主席及常委人选，经建设委员会商议，指定主席由蒋介石担任，与蒋私交甚笃的张静江、吴敬恒、刘纪文、李宗黄、李宗侃、薛笃弼6人为常务委员。于是从人事安排看，毫无疑问蒋介石是南京首都设计的最高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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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18 然而，按国民政府当时所颁行的法制，“建设委员会”下设之“建设首都委员会”先应于法制局审核备案后才能正式开展运作。当该请示设置“建设首都委员会”的公文送入法制局后，法制局虽认为《大纲》“就法律方面审查尚属妥善”，但对其中第二条该机构“执掌关于首都之建设事宜”且“不以计划建设、筹措经费及监督执行为限”（即建设执行亦属于其职能范围）却提出了异议，理由是“该会委员多系兼职且不尽驻京”，因此从行政便利的角度提出“建设首都委员会”只负责规划、经费筹措和监督执行即可，而执行方面则应另设专局负责。(36)于是，9月1日国民政府依照法制局的意见，虽同意设置“建设首都委员会”，但仍要求“建设委员会”在考虑执行部门的设置后，再将意见送请国民政府核议。不料，就在此公文往返、“建设首都委员会”尚未回复国民政府之际，素与蒋氏不睦的孙科却于1928年10月在国民政府改组中重新出任要职。孙的崛起，给首都规划机构的设置问题带来了新的变数。11月14日，胡汉民和戴季陶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议设置“国都设计技术委员会”来专门从事首都设计，并提议由孙科来担任该会主席。理由是孙氏长于都市建设，前任广州市长期间市政成绩广受赞誉。而在胡戴所提议的六名该会组成委员中除南京市长和工务局长外，其他4人吴尚鹰、邓召荫、林逸民、范文照则皆为孙科的亲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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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20 对于胡、戴二人所提交的议案，党国要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进行了激烈辩论。孙科在会上数次发言表示支持，但提案却遭到了陈果夫、褚民谊、王正廷、王伯群等人的反对，认为此举将与之前设立的“建设首都委员会”发生职权冲突。无奈，戴季陶不得不在会上进行妥协，建议将此委员会归并在“建设首都委员会”之下设立，但最终还是由于意见无法协调，不得不送交国民政府再议(38)。最终国民政府于11月15日国务会议上议决，该委员会改以“设置事务所由孙委员科督同组织”的方式设立，以美国人茂菲（即墨菲）、古力治为顾问，设置时间暂定六个月。由是孙科取得了南京城市规划的设计主导权。同时，由于该“事务所”直属于国民政府，较之蒋介石等主导的“建设首都委员会”是建设委员会的附属机关，在政治级别上更高，因此在此番首都规制权的争夺中，孙科暂居上风。不久，孙科于12月1日该“事务所”成立后，又呈准国民政府将事务所更名为“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聘任林逸民出任处长指导首都的城市规划。(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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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22 孙科之所以此前对“国都处”的设置极为推崇，实际上并非毫无缘由，其隐藏背后的个人私利，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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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24 第一，孙科在北伐前曾担任过广州市长，有城市规划的经历，使他对首都建设极有兴趣。孙科可谓是国民党内为数不多的市政专家。早年曾留学美国，在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研习市政、规划、政治与经济等课程。1919年，他在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中就曾发表《都市规划论》，详述西方城市规划的历史与经验，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较早论述城市规划的文章。1920年，孙科仿照美国市政制度起草出《广州市暂行条例》，广州市政厅成立。1921年孙科出任市长后，市政建设全面铺开。在任期间，孙氏建立了广州第一条完整的环状马路系统，开辟了维新路、越秀南路等共计20英里的新式马路，并于市内设市场、建筑公园，开办各类工厂，此外还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等着手进行广州城市规划，这不单是广州有史以来第一个系统城市规划，也是广东政府首次制订的全市性城市规划。(40)考虑到广州偏居华南，孙科尚且如此热衷，北伐胜利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枢，中枢寄寓、国脉渊源，自然对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41)由此不难推断，孙科对“国都处”的设置必然会鼎力支持，亟欲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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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26 其次，孙科极力推动“国都处”之设置，实际也与孙蒋二人间的权力斗争息息相关。孙科系孙中山之子，家世背景显赫，是国民党元老。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权力争夺激烈，孙科、汪兆铭、胡汉明等元老派与以蒋介石为首的青壮军人围绕党国最高权力展开激烈争夺。1926年，时任黄埔校长的蒋介石以“中山舰事件”逼走汪精卫，总揽军政大权。1927年1月，北伐江西告捷后，蒋介石凭藉手中军权，提出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欲将党和政府完全置于他的军事控制之下，此举遭到了孙科及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孙科对蒋介石这样以军权压党权极为不满，直言“以主席为惟一领袖，并且兼为军事领导。此种封建思想对于党内党外皆有影响，渐次便成独裁制度”(42)，“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43)为此，孙科主张改组政府，另组权力机构，并公开疾呼“必须打倒蒋介石，只有打倒了蒋介石，局势才能好转”，表现出了强烈的反蒋姿态。(44)后又于1927年2月力主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此时蒋介石亦毫不示弱，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对抗。此后武汉政府继南京政权后走向分共，孙科遂奔走斡旋于宁汉之间。8月，蒋介石因战事不利被逼下野，武汉政府迁往南京。9月，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组成，孙科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1928年1月，蒋介石复出，国民政府重组，孙科在新政府内遭受排挤，仅任命为徒有虚名的建设部长，而原来的财政部长则由蒋介石的亲信宋子文接任。孙科自认受到羞辱，拒不受命，转而联合蒋介石的另一政敌胡汉民一起远赴欧洲从事“考察”，并在《再造旬刊》上大肆抨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称“党既已寄生于军政力量之下的危险”，“党的本身既已麻痹疯瘫……其存在已是仅留躯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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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28 1928年6月，北伐军进抵北京，北伐旋告成功。按孙中山拟就的《建国大纲》规定，国民党在取得北伐胜利后应立即结束军政，施行训政。此时远在欧洲的孙科得知军事胜利的消息后，自认反击蒋介石的时候到了。为限制蒋的权力，孙科迅速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尽速成立五院制政府。对其用意，蒋介石早已了然于胸。蒋氏不仅同意该提议，还索性把“以党治国”打造成自己推行军事独裁专制的护身符。此后孙科虽开始与蒋介石合作，在1928年10月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中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和铁道部长，但双方隔阂仍继续存在。孙科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和重用，而蒋介石亦为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一方面重用CC派，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另一方面又有意提高黄埔系的地位，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至于在首都建设方面，此时蒋介石已悉数掌握“建设委员会”下设之“建设首都委员会”，握有首都建设的主导权。尽管孙科名义上也是“建设首都委员会”委员，但实际却处于被边缘的位置，无足轻重。故此时孙科之所以在中央政治会议上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国都处”之创设，一方面可以实现孙中山对建设南京的宏伟构想，了却其父生前的一个未竟遗愿；另一方面也可通过这个途径，透过自己掌握的首都规制权力，强化自己对“首都”这个政治符号的解释权，增强自己的政治资本，并有藉机抗衡蒋介石日益膨胀的政治权力之意。而各有后台的“国都处”和“首建会”，由于彼此争斗，以致城市规划沦为党国高层的斗法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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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33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1704045373]

1704046334 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四节　“弘我汉京”：首都设计文本的民族主义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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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36 1929年12月底，“国都处”历时1年拟就的《首都计划》正式出台。整个设计在规划方法、设计程序、规划管理等诸多方面都借鉴了欧美模式。由于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由国人自主完成的城市总体规划文本，《首都计划》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先河。在规划理论上，《首都计划》深受近代欧美盛行的“卫星城”、“邻里单位”的影响，城市空间布局以“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开展，渐成圆形之势”。明确提出避免使城市发展呈“狭长之形”，避免城市一部分过于繁荣、一部分又过于零乱的非均衡发展(46)。在文化观上，《首都计划》强调“民族主义”，提出“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吾国美术之优点”作为规划的指导方针，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冀图以此寻找民族主义的外在表现形式，来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国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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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38 《首都计划》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城市的史地概略、人口预测、中央政治区、建筑形式、道路系统、水道改良、交通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自来水、电力、住宅、学校、工业、浦口建设、城市分区、实施程序、款项筹集等诸多方面。在对城市未来市域及人口的预测中，《首都计划》明确支持市政府扩大市区的计划，预计囊括200万人口之多。南京的铁路枢纽及航空港的中心地位也会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外现代化的下水道建设、自来水工程、电力建设工程等也被纳入未来市政规划的视野。其中，作为《首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都处”经比较明故宫、紫竹林，最终将中央政治区的地点选定在紫金山南。理由是“该区地处紫金山南麓山谷之间，在二陵之南”且建都城外“有鼎新革故之意”，“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查世界新建国都，多在城外荒郊之地。”(47)但实际上，之所以选择紫金山南麓作为中央政治区的地址，目的显然不止“鼎新革故”、“除旧更新”，其中还充斥着官方的民族主义和加强党治的意识形态考量。“去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国民党早年革命时的一句动人心弦的口号。此时革命的对象虽然已被打倒，但产生这句口号的时代背景并未因时间远去而发生改变，民族主义仍然是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对一直想要“复兴民族”、恢复国家昔日荣光的党国要人而言，明朝代表着华夏正统王朝，曾成功地将异族驱逐出去，重建了汉族政权。而将中央政治区置于紫金山南麓明孝陵的附近，可以进一步彰显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思想，更重要的是，对国民党来说，中央政治区毗邻党的创始人——孙中山的陵墓，也可以极大地加强党国体制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国都处”之所以选址紫金山南麓，背后显然是出于对复兴民族和追求政权统治合法性的目的。也正基于上述考虑，政府计划在这里建设一系列的大量国家机构。其中，在中央政治区内部的南北走向的中轴带上，规模宏伟的中央党部将建在最北端，其建筑风格明显具有北京天坛与美国国会相结合的特点。与中央党部相比，民国最高行政权力机关——国民政府则仅居于中央党部旁边较小且显然是附属的位置。(48)除中央政治区外，南京市政府被安排在大钟亭；首都文化中心在五台山附近，这里将建设一个大型运动场；工业区在离市区较远，但水陆交通较便利的江北和燕子矶一带。在城市交通方面，《首都计划》引进了林荫大道、环城大道、环形放射、矩形路网等新的设计理念，计划将城市道路分为干道、次干道、环城大道、林荫大道、内街5种类型，并确定每种类型道路的路幅断面。其中宽大的中山大道将错落有致、缜密的构成市内的主要道路系统，环状的林荫大道密布于整个城市，其中一部分还将建筑在完整保存的城墙上，由此远眺则一览无余整个城市的山川、河流乃至市郊景色。此外，政府在规划中还规定，未来的首都将通过建立12个新式公园的方式来予以充分美化，市内道路两旁也将种上优雅大方的法国梧桐，街头路灯亦采用宫灯样式。此外考虑到方便郊区和市内的联系，政府还规划了8条市郊公路干线以及铁路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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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42   图2　傅厚岗市行政区鸟瞰图     图3　环城林荫大道及城上大道规划图   以上图片出自“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57页、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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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46   图4　南京新住宅区     图5　政府职工住宅鸟瞰草图   资料来源：图4出自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3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2年12月，目录前插图4；图5出自“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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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50   图6　五台山一带文化区鸟瞰图     图7　新街口道路集中点鸟瞰图   以上图片出自“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59页、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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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54   图8　秦淮河河岸林荫大道鸟瞰图     图9　围城林荫大道及城上大道鸟瞰图   以上图片出自“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100页、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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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56 而在首都市内房屋的建筑风格方面，与各国的城市规划不同，国民政府在《首都计划》中破例将城市的建筑风格列为重要的规划内容加以研究，并决定在首都建设的现代化过程中选用“传统化”的建筑样式，以尽可能的拓展民族主义空间，突出国家主权与民族文化。(49)对于该问题，孙科在《首都计划》序言中表述的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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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046358 “吾党遵总理遗教，定首都于南京……则经始之际，不能不先有一远大而完善之建设计划，以免错误，而资率循。此固科学艺术专家之事，而今则犹不能不藉助于外国者也。国民政府以是特聘美人茂菲古力治两君为顾问，使主其事。两君于城市设计宫室建筑之术，盖均有声于国际者。其所计划，固能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而于吾国美术之优点，亦多所保存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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