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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五台山一带文化区鸟瞰图 图7 新街口道路集中点鸟瞰图 以上图片出自“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59页、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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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秦淮河河岸林荫大道鸟瞰图 图9 围城林荫大道及城上大道鸟瞰图 以上图片出自“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100页、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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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首都市内房屋的建筑风格方面，与各国的城市规划不同，国民政府在《首都计划》中破例将城市的建筑风格列为重要的规划内容加以研究，并决定在首都建设的现代化过程中选用“传统化”的建筑样式，以尽可能的拓展民族主义空间，突出国家主权与民族文化。(49)对于该问题，孙科在《首都计划》序言中表述的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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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党遵总理遗教，定首都于南京……则经始之际，不能不先有一远大而完善之建设计划，以免错误，而资率循。此固科学艺术专家之事，而今则犹不能不藉助于外国者也。国民政府以是特聘美人茂菲古力治两君为顾问，使主其事。两君于城市设计宫室建筑之术，盖均有声于国际者。其所计划，固能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而于吾国美术之优点，亦多所保存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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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首都中央政治区建筑物正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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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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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科主导下的“国都处”也指出，“我们应该学习欧美，但更重要的，我们应汲取他们的教训。”为了将南京变为一座较之欧美城市更为恢弘和瑰丽的伟大都市，林逸民更直接指示对首都进行设计的规划师说，“国都的计划完全不同于欧美的城市计划方式”，要特别重视中国传统建筑的民族特色。故依据这一原则，《首都计划》第6章《建筑形式之选择》特别规定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里的政府大楼、商业区里的商店、新住宅区的市民住宅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演讲堂等公共场所，都必须采用中国固有形式加以建筑。(51)即便在必须采用外国形式的条件下，也要求在建筑表面进行中国式的点缀。凡是建筑物外墙的周围也都应当有中国亭阁屋檐的装饰，建筑物内部也应开辟庭院。显然，规划者希望以这种建筑形式的控制来体现中华文明，特别是首都南京的特色。而至于为何要坚持“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首都计划》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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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必有一国之文化。中国为世界最古国家之一，数千年来，皆以文化国家见称于世界。文化之为物，大多隐具于思想艺术之中，原无迹象可见。惟为思想艺术所寄之具体物，亦未始无从表出之；而最足以表示之者，又无如建筑物之显著。故凡具有悠久历史之国家，其中固有之建筑方术，固当保存勿替，更当发扬光大……国都为全国文化荟萃之区，不能不藉此表现。一方以观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国民之兴奋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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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林逸民的目的显然意在使人们看到象征着本国民族传统的城市建筑时可以自然地联想起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看作是民族的伟大成就，并由此获得民族自信，产生民族自豪感。不过，以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建筑传统不一的情况，到底哪种样式才是“中国固有之形式”呢？《首都计划》却未阐明。在计划中官方虽指出“中国固有之形式”主要是古代宫殿形式，但后来又补充说，应依土地使用分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因此，所谓“中国固有之形式”并不是一种真的、与生俱来的传统，而是一个经人为建构出来的、没有严格界定的模糊标准。因此，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建筑标准难免会产生标准不一的问题出现。譬如，在建筑中央政治区和市行政区的政府大楼时，该《计划》要求“凡古代宫殿之优点，务当一一施用，此项建筑，其主要之目的，以崇闳壮丽为重”(53)。但同一段内、仅数行之后，又自相矛盾的指示建筑物设计也不必完全遵循旧制，而要用欧美的形塑纪念性空间手法，将政府建筑配置于空间的高端，好“可以远望而见，其一种尊严崇大之气象”(54)。商业区内的建筑，亦“因需用上之必要，不妨使用外国形式，为其外部仍须具有中国之点缀”(55)。市内新建住宅方面，官方也不过要求在中间辟有中式庭院即可。在建筑风格上，亦“无须择取宫殿之形状，于现有优良住宅式样，再加改良可耳”(56)。由此可见《首都计划》中的建筑标准既不统一且不严格，其对于建筑外表的“传统化”关注，只不过集中于建筑外表，其不外乎只是想要达成“使置身中国城市者，不致与置身外国城市无殊”的目的而已(57)。因此，林逸民所设想的民族主义建筑形式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必然在实际条件下大打折扣，充其量只能在城市外观上取得区分异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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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170404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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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五节 《首都计划》的修订：“中央政治区”选址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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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底《首都计划》完成后，制订该计划的“国都处”不久遭到裁撤，取而代之的是同年成立、由蒋介石任主席的“首建会”。从职权上说，《首都建设委员会办事规程》第8条规定，“凡建设首都之设计机关其职权有与本会抵触者概归本会办理”。言外之意，等于规定“国都处”所拥有的首都设计职权，全部划归该会所有，“首建会”由此成为负责首都建设的最高机关，而南京市政府则依照“（首建会）对于执行主管首都事务之行政长官有指挥监督之责”一语而降为“首建会”的下属机关。人事组织方面，“首建会”主席由蒋介石担任，南京市长刘纪文为秘书长，蒋介石、赵戴文、孔祥熙、宋子文、孙科为常务委员，原南京市政府德籍顾问舒巴德聘为顾问。其他组成人员还包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五院院长、各部院会主管长官及各省主席、各特别市长和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等。就该会的人事构成言，宋子文、孔祥熙等常务委员皆为蒋介石亲信(58)，加之蒋本人任主席，日常会务又由秘书长刘纪文负责。蒋介石由此透过“首建会”的设立遂再次取得了直接介入首都规划的机会，并于“国都处”裁撤后，实现了其个人主导南京首都规划的新的态势。(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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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故宫中央政治区计划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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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述“国都处”所订之《首都计划》，中央政治区地点原定在中山陵下的紫金山南麓。1929年12月，随着首都计划的制定完毕，中央政治区的实施工作开始渐次推进。但在《首都计划》完成、正式呈交“首建会”的第18天，国民政府却突然下令将原定在紫金山南麓的中央政治区改设在明故宫地区。对此官方的解释是，可以利用明故宫地区已有的建筑设施来节省出大量建筑经费，且该地区还可以距市区也更近。但笔者认为，这种变更则或许还与“首建会”成功地排斥“国都处”取得城市规划裁夺权和1928年蒋介石和刘纪文早就将中央政治区地点设在明故宫达成默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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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南京中央政治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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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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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在1928年9月26日，也就是“国都处”成立前，时任南京市长刘纪文在市政府第15次市政会议上就讨论了由刘氏提交的《规划首都行政区》案。在该案中，刘市长明确提出中央政治区应建在明故宫，提案后经本次市政会议议决通过(60)。半个月后，《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又载，刘纪文曾呈请中央某“要人”，确定以明故宫为中央政治区，并获得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建筑经费支持。并且还公开具体指出，规划中的明故宫中央政治区的范围“东至朝阳门，西至西边门，南则扩至城外教场村双桥门为止，北至明故宫之后宰门为止”(61)。而其中所说的“中央要人”则极有可能就是蒋介石。因为刘纪文系蒋亲信，刘跟随蒋介石多年，其之所以能出任南京市长，就与蒋介石幕后支持密不可分。而从1928年2月以来，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实际领导人，10月10日后又正式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因此刘纪文所指的“党国要人”，以蒋介石而论，可谓实至名归。事实上，蒋本人也多次亲自过问首都建设事宜。如1929年6月，蒋介石曾亲自面谕刘纪文，开辟一条东西向横贯南京城南的道路，后市府赶紧拟定三条路线供蒋(62)。1929年7月，“国都处”为了举办中央政治区的规划竞标，曾由林逸民亲自知会刘纪文，而刘纪文亦立即电呈尚在北平的蒋介石决断，在获蒋同意后刘纪文才敢回复林逸民(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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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纪文之所以想要在明故宫建筑中央政治区，理由是首都建设若想要“度宏规而大起、取于近世文明之物质、宜莫友邦若、而表见国情，使世知我为文明古国”就必须充分借鉴以往极有借鉴价值的古代经制(64)。刘纪文认为，明皇城不但极为壮美，同时其旧址所遗留的“宫室之制”，恰好是南京效法的对象。同时，刘纪文在该文中还特别意有所指地以“国情不同”为由，批评了那些盲目效法西方的建筑规划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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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都金陵、湮燕雀湖以为宫室、经始于洪武二年、而告成于六年、中经四年、工程巨大……虽秦汉阿房建章异、其制之隆、亦足以为中国近古之冠、成祖徙部北平、辇官殿大木以去、更数百年、故宫之遗址、孝陵之坚密、从足以动建筑家之赏叹、而发思故之幽情也、今言建筑、则宫室之制、取于国故、亦足以为法、若专言白宫、侈谈友邦之美、不知彼友邦之士、何以独重视吾古昔之建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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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刘纪文设计的明故宫中央政治区的具体计划，1928年出版的《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第22期亦有披露：“中央党部建于北仪门后宰门之前；国民政府则建于中央党部区内五龙桥后，左为美术馆、右为国家图书馆；五院建于国府之前，约处午朝门外五龙桥之间；行政院属之各部则列于左右、沿东西长安门建筑、其余之市有各机关、则尚未划定。”(66)由此可知，刘纪文试图以原明皇城的中轴线，由北至南依次安排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行政院。这种中央政治区的空间安排秩序，大致与稍后“国都处”计划以紫金山南麓建筑中央政治区的空间配置类似。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就各部会的具体位置而言，中央党部在明故宫里的位置大约处在原皇宫的中心位置，国民政府则位于其前方，行政院在古代皇帝召集群臣议事的位置。显然各单位的位置安排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刘纪文精心设计的结果，其效果不外乎想要从空间位置的布局上凸显“党”在“国”上的特殊空间政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