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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首都中央政治区建筑物正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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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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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孙科主导下的“国都处”也指出，“我们应该学习欧美，但更重要的，我们应汲取他们的教训。”为了将南京变为一座较之欧美城市更为恢弘和瑰丽的伟大都市，林逸民更直接指示对首都进行设计的规划师说，“国都的计划完全不同于欧美的城市计划方式”，要特别重视中国传统建筑的民族特色。故依据这一原则，《首都计划》第6章《建筑形式之选择》特别规定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里的政府大楼、商业区里的商店、新住宅区的市民住宅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演讲堂等公共场所，都必须采用中国固有形式加以建筑。(51)即便在必须采用外国形式的条件下，也要求在建筑表面进行中国式的点缀。凡是建筑物外墙的周围也都应当有中国亭阁屋檐的装饰，建筑物内部也应开辟庭院。显然，规划者希望以这种建筑形式的控制来体现中华文明，特别是首都南京的特色。而至于为何要坚持“发扬光大本国固有之文化”，《首都计划》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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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必有一国之文化。中国为世界最古国家之一，数千年来，皆以文化国家见称于世界。文化之为物，大多隐具于思想艺术之中，原无迹象可见。惟为思想艺术所寄之具体物，亦未始无从表出之；而最足以表示之者，又无如建筑物之显著。故凡具有悠久历史之国家，其中固有之建筑方术，固当保存勿替，更当发扬光大……国都为全国文化荟萃之区，不能不藉此表现。一方以观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国民之兴奋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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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林逸民的目的显然意在使人们看到象征着本国民族传统的城市建筑时可以自然地联想起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看作是民族的伟大成就，并由此获得民族自信，产生民族自豪感。不过，以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建筑传统不一的情况，到底哪种样式才是“中国固有之形式”呢？《首都计划》却未阐明。在计划中官方虽指出“中国固有之形式”主要是古代宫殿形式，但后来又补充说，应依土地使用分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因此，所谓“中国固有之形式”并不是一种真的、与生俱来的传统，而是一个经人为建构出来的、没有严格界定的模糊标准。因此，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建筑标准难免会产生标准不一的问题出现。譬如，在建筑中央政治区和市行政区的政府大楼时，该《计划》要求“凡古代宫殿之优点，务当一一施用，此项建筑，其主要之目的，以崇闳壮丽为重”(53)。但同一段内、仅数行之后，又自相矛盾的指示建筑物设计也不必完全遵循旧制，而要用欧美的形塑纪念性空间手法，将政府建筑配置于空间的高端，好“可以远望而见，其一种尊严崇大之气象”(54)。商业区内的建筑，亦“因需用上之必要，不妨使用外国形式，为其外部仍须具有中国之点缀”(55)。市内新建住宅方面，官方也不过要求在中间辟有中式庭院即可。在建筑风格上，亦“无须择取宫殿之形状，于现有优良住宅式样，再加改良可耳”(56)。由此可见《首都计划》中的建筑标准既不统一且不严格，其对于建筑外表的“传统化”关注，只不过集中于建筑外表，其不外乎只是想要达成“使置身中国城市者，不致与置身外国城市无殊”的目的而已(57)。因此，林逸民所设想的民族主义建筑形式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必然在实际条件下大打折扣，充其量只能在城市外观上取得区分异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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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170404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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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五节 《首都计划》的修订：“中央政治区”选址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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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底《首都计划》完成后，制订该计划的“国都处”不久遭到裁撤，取而代之的是同年成立、由蒋介石任主席的“首建会”。从职权上说，《首都建设委员会办事规程》第8条规定，“凡建设首都之设计机关其职权有与本会抵触者概归本会办理”。言外之意，等于规定“国都处”所拥有的首都设计职权，全部划归该会所有，“首建会”由此成为负责首都建设的最高机关，而南京市政府则依照“（首建会）对于执行主管首都事务之行政长官有指挥监督之责”一语而降为“首建会”的下属机关。人事组织方面，“首建会”主席由蒋介石担任，南京市长刘纪文为秘书长，蒋介石、赵戴文、孔祥熙、宋子文、孙科为常务委员，原南京市政府德籍顾问舒巴德聘为顾问。其他组成人员还包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五院院长、各部院会主管长官及各省主席、各特别市长和南京特别市党部代表等。就该会的人事构成言，宋子文、孔祥熙等常务委员皆为蒋介石亲信(58)，加之蒋本人任主席，日常会务又由秘书长刘纪文负责。蒋介石由此透过“首建会”的设立遂再次取得了直接介入首都规划的机会，并于“国都处”裁撤后，实现了其个人主导南京首都规划的新的态势。(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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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故宫中央政治区计划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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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述“国都处”所订之《首都计划》，中央政治区地点原定在中山陵下的紫金山南麓。1929年12月，随着首都计划的制定完毕，中央政治区的实施工作开始渐次推进。但在《首都计划》完成、正式呈交“首建会”的第18天，国民政府却突然下令将原定在紫金山南麓的中央政治区改设在明故宫地区。对此官方的解释是，可以利用明故宫地区已有的建筑设施来节省出大量建筑经费，且该地区还可以距市区也更近。但笔者认为，这种变更则或许还与“首建会”成功地排斥“国都处”取得城市规划裁夺权和1928年蒋介石和刘纪文早就将中央政治区地点设在明故宫达成默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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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南京中央政治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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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国都建设技术专员办事处”编：《首都计划》，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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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在1928年9月26日，也就是“国都处”成立前，时任南京市长刘纪文在市政府第15次市政会议上就讨论了由刘氏提交的《规划首都行政区》案。在该案中，刘市长明确提出中央政治区应建在明故宫，提案后经本次市政会议议决通过(60)。半个月后，《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又载，刘纪文曾呈请中央某“要人”，确定以明故宫为中央政治区，并获得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建筑经费支持。并且还公开具体指出，规划中的明故宫中央政治区的范围“东至朝阳门，西至西边门，南则扩至城外教场村双桥门为止，北至明故宫之后宰门为止”(61)。而其中所说的“中央要人”则极有可能就是蒋介石。因为刘纪文系蒋亲信，刘跟随蒋介石多年，其之所以能出任南京市长，就与蒋介石幕后支持密不可分。而从1928年2月以来，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实际领导人，10月10日后又正式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因此刘纪文所指的“党国要人”，以蒋介石而论，可谓实至名归。事实上，蒋本人也多次亲自过问首都建设事宜。如1929年6月，蒋介石曾亲自面谕刘纪文，开辟一条东西向横贯南京城南的道路，后市府赶紧拟定三条路线供蒋(62)。1929年7月，“国都处”为了举办中央政治区的规划竞标，曾由林逸民亲自知会刘纪文，而刘纪文亦立即电呈尚在北平的蒋介石决断，在获蒋同意后刘纪文才敢回复林逸民(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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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纪文之所以想要在明故宫建筑中央政治区，理由是首都建设若想要“度宏规而大起、取于近世文明之物质、宜莫友邦若、而表见国情，使世知我为文明古国”就必须充分借鉴以往极有借鉴价值的古代经制(64)。刘纪文认为，明皇城不但极为壮美，同时其旧址所遗留的“宫室之制”，恰好是南京效法的对象。同时，刘纪文在该文中还特别意有所指地以“国情不同”为由，批评了那些盲目效法西方的建筑规划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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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都金陵、湮燕雀湖以为宫室、经始于洪武二年、而告成于六年、中经四年、工程巨大……虽秦汉阿房建章异、其制之隆、亦足以为中国近古之冠、成祖徙部北平、辇官殿大木以去、更数百年、故宫之遗址、孝陵之坚密、从足以动建筑家之赏叹、而发思故之幽情也、今言建筑、则宫室之制、取于国故、亦足以为法、若专言白宫、侈谈友邦之美、不知彼友邦之士、何以独重视吾古昔之建筑。(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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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刘纪文设计的明故宫中央政治区的具体计划，1928年出版的《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第22期亦有披露：“中央党部建于北仪门后宰门之前；国民政府则建于中央党部区内五龙桥后，左为美术馆、右为国家图书馆；五院建于国府之前，约处午朝门外五龙桥之间；行政院属之各部则列于左右、沿东西长安门建筑、其余之市有各机关、则尚未划定。”(66)由此可知，刘纪文试图以原明皇城的中轴线，由北至南依次安排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行政院。这种中央政治区的空间安排秩序，大致与稍后“国都处”计划以紫金山南麓建筑中央政治区的空间配置类似。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就各部会的具体位置而言，中央党部在明故宫里的位置大约处在原皇宫的中心位置，国民政府则位于其前方，行政院在古代皇帝召集群臣议事的位置。显然各单位的位置安排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刘纪文精心设计的结果，其效果不外乎想要从空间位置的布局上凸显“党”在“国”上的特殊空间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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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政治区”选址的争议与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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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刘纪文以明故宫为基地的中央政治区计划，却受到了孙科所主导的《首都计划》的阻碍。1929年7月12日，孙科正式呈文给国民政府，要求以紫金山南麓为中央政治区地点。同时“国都处”也开始举办以紫金山南麓为地点的中央政治区的设计方案征集活动。于是，孙科与刘纪文之间关于中央政治区地点的争执趋于公开。在7月12日孙科呈国民政府的公文中，除列举紫金山南麓优于明故宫的理由外，还特别指出明故宫应作为全市最大的商业区来促进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其用意不外乎是间接否定了刘纪文关于将明故宫设为中央政治区的意见。在文中，孙科不但总结出“中央政治区”选址在紫金山南麓的五大优点，还对党国内部有人建议在紫竹林，特别是刘纪文提议在明故宫建立中央政治区的方案进行了逐一驳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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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笔者注，即中央政治区）地点之选择应就其地面积、位置位置、经营与军事上之作用，及与国民思想观感、习尚之关系一一详加研究，分别鉴衡以为取舍之标准，征之察勘所及参以地面所载紫金山南麓、明故宫、紫竹林三地均由可采之点。惟详相比较则实以紫金山之南麓最为适用。盖其地处于山谷之间，在二陵（笔者注，即中山陵、明孝陵）之南，北峻而南广，有顺序开展之观，形胜天然，具神圣尊严之象。若就上举各端考察均甚若适，中央政治区域之选择盖无逾此。当经评议会详细讨论一致赞同，谨将其优点所在分述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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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面积永远足用也。查中央机关职工之人数应行保留空地面积之总数，建筑物最适宜之高度三者均为中央政治区域面积大小所由决。惟应留空地之多少本之职工人数而定。而职工人数之多少，又复因时而异。故关于面积方面不能只适现在且须预及将来。现在中央机关职工据调查所得总计约九千五百人，惟此恐各方填列或未尽确切时移事迁尤不能以此数为一定，不易稽之。外国中央机关职工人数，美国有六万零六百六十人，较之全国人口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余万四千之数约当二千份之；英国有五万二千五百一十人，较之全国人口四千四百一十七万四千之数，约当八百份一；法国有一十二万八千七百余人，较之全国人口四千零六十余万之数，约当三百一十份之一；俄国二十七万人，较之全国人口一万四千六百三十余万之数，约当五百四十份之一；波兰有一万二千一百三十三人，较之全国人口二千九百余万之数，约当二千五百份一。其职工人数及与全国人口比例数，两者皆远出我国之上。故上项调查所得之数，即使现在能认与实际符合，而因政务日趋繁琐，将来职工之递增，可以断言倘以美国为标准，每二千人民中有中央职工一人，则我国人民以四万万计算上项职工，当有二十万人，今姑以此为过多。然以十万计之，情势所趋，将来当必及此准此推算合之所拟定建筑物最适宜之高度，中央政治区域应有一又四分三方英里乃至二方英里之面积，方可敷用。而紫金山南麓地方照面上界限所括面积约二又十分九方英里，约我国一万一千一百亩，必能永久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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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位置最为适宜也。查中央政治区域最重交通便利，故对于京内重要地方如职工住宅、火车总站、轮船码头、商业区域及大旅馆、大戏院所在地等，对于京外重要地方如邻近之繁盛市镇等均须与之密切联络，对于工业区域又须远相距，以免嚣浊侵扰。现在紫金山南麓之地，火车总站既拟建筑，其西明故宫地址，将又成为商业区及建筑旅馆、戏院、百货店等最宜之处，山麓四周且有广阔适用地点，将来职员住宅即建其中，中山大道直达境北，轮船码头距离虽远，联络亦易。而新近拟筑建至上海、杭州、镇江等市镇之大道，又从境中经过，将来来往绝不困难。故以交通言无论京内京外便利均无逾此。至于所定工业区远在三叉河口之南，喧嚣之声，恶浊之气，渺不相及。又考南京发展趋势实向东，居民中心将又必在其地，此其位置实最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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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布置经营易臻佳胜也。其地既属山谷不致一望平坦，而又斜度缓和，迥与悬峭者异。关于建筑方面，不独易臻新巧且高下参差至饶变化而北部地面居高临下，俯瞰可尽全城，气象尊严，又无逾此。且主要机关建在中央，其他环列两旁，有如翼辅拱辰之势，若出自然抑建筑大道互相贯连。察其地形施工又便加以凿筑湖池泽地最易，园林点缀随在，皆宜于庄严，璀璨之中兼擅林泉风景之胜。至于区内建筑一时恐难并举或须分次进行。而该地形同蚬壳，即使分期建筑亦复具有系统，秩序井然。此又布置经营易臻佳胜之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