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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南京市立救济院 图31 南京贫民救济院 以上图片来源：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nanking’s development, 1927-1937”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municipality of nanking, 南京市政府1937年，第64—65页，中缝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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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善首都民生的一项重要内容，棚户问题是当时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盖自国民政府奠都后，市内涌现出许多壮观、现代的政府办公大厦，但低矮、破旧不堪的棚户仍是市内居民住宅的主要形式。1928年南京棚户总数达18300户，大部集中于秦淮河、水西门和下关区(30)，直至1935年仍有150000人居住在下关棚户区，人口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31)这些结构简单、藏污纳垢的棚户，不但污秽不堪、不适人居，而且成为市内疾病蔓延、道德堕落的源头。全国“首善之区”竟有如此多的贫民住宅，不仅触目惊心，且有碍首都观瞻。因此，改良棚户、改建新的市民住宅区，不但被列为《首都计划》的重要内容，且为历届南京市政府所重视。为改良棚户住宅，市政府于1934年春正式启动新市民住宅修建计划。首先，在新民门外四所村，划出30亩地用于建筑新棚户住宅，后经内政部核准先后三次加征民地1000亩相连接，作为首都最大的新棚户区。此外在共和门外七里街，征收民地350余亩，其中100亩建设平民住宅，剩余250余亩为棚户住宅。后来又在光华门外石门槛征收50亩民地作迁移城内棚户之用。再后来，为加快棚户改造，同年11月市府又依行政院训令，将全市棚户以每期5000户的规模，逐年迁移，分七期搬完。并于郭家沟、前三庄、东岳庙、霸王桥、赛虹桥、草场门南及七里街等7处，加征土地210亩，石门槛加征110亩，以上八处共征地2450亩作为新棚户区的建设用地。截止1935年，南京市共有1200余户原棚户区市民搬进政府新建造好的住宅区，并建好70所学校为之配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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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35年开辟及搭盖棚户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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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一年来之南京市政》，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5年10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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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35年南京市已计划之棚户区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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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一年来之南京市政》，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5年10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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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代卫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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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对首都卫生也极为重视。1929年市长刘纪文在《首都卫生》序言里即明言卫生对于国家和市民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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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之生存，无时无地，无不依赖营卫。故卫生意义，至为普遍。衣食住行之需要。适合与否，皆决于卫生方式，而其功能所至，与其影响所及，尤为生命寿天。种族强弱之所由判。是以文明先进各国，朝野上下，莫不汲汲于此。我国自昔味焉不察，要为民族衰落之主音。现在政府，特设卫生专部，所以重视卫生行政。保健吾民者，用意至为深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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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官方出版的《南京卫生》在创刊号序言中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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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业，对于近代国家，实为重要行政之一，因国际间地位，往往有视一国民族之健康而衡定者。我国积弱已深，欲取得国际间之地位，非求民族之兴盛不可。欲求民族之兴盛，非先求卫生建设之完备不为功……我国年来对于卫生建设，虽积极推进，但尚未能普及。夫卫生事业，小则关于切身利害，大则关系民族之盛衰，实不容忽视而亟待讲求者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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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卫生问题在当局眼中不仅是满足人类生存的健康需要，还将其置于一个关乎民族兴衰的政治场域下，有较强的政治寓意。而首都由于中外观瞻所系更应树为全国卫生之模范，故南京市政府首任卫生局长、德国医学博士胡体安从这个角度曾云：“首都卫生行政责任之重，当不言而喻。”(35)事实上南京在奠都之前虽为江苏省会，户口殷繁、市面尘嚣，但在卫生行政方面却多付阙如。国府奠都南京后，人口激增，卫生建设刻不容缓。是故南京市府一经成立就有卫生局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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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行政中最重要者，当属防疫传染病。国民政府建都后，市政府厉行灭蝇灭蚊、预防接种、井水消毒、饮食管理、街道清洁、增设垃圾箱、创办卫生实验所、训练卫生警士、取缔医药、举行扫除、计划卫生模范区、筹建公厕等，并联合市内各机关，每年定期组织夏季防疫联合办事处和卫生警察。从1929年起，南京市各卫生分所逐步推行预防接种注射活动。每年分春秋两季举行免费种痘和预防接种，夏秋两季施行霍乱和伤寒疫苗注射。1935年又举办幼童注射白喉类毒素运动，并从1936年3月起，开展天花、白喉、猩红热、脑膜炎、霍乱等法定传染病的预防活动。至1936年，全市接种人数达30多万人，颇见成效。(36)后来，为进一步推广市民卫生，官方还组织卫生运动、卫生演讲、卫生展览会及张贴卫生标语、举行各业卫生训练等，目的旨在“以公共卫生，唤起民众卫生意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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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南京市历年预防接种人数统计表（1929—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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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十年来之南京》，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7年，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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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预防传染病等疾病的发生和传播，就必须加强环境卫生的管理。为此政府规定，凡是有关卫生的各业商店，都要向卫生事务所填具申请书，由卫生事务所随时派人检查。其中，政府对牛奶和豆制品样品每月至少化验两次。饮用水也予以严格管理，要求凡经营茶炉生意者一律使用自来水。每天由卫生稽查到各水炉取水试验，并在水炉上安装温度表，水温达到摄氏95度以上才可出售。特别是对市内水井，政府每年夏天都会进行漂白消毒，每2、3天轮流1次。同时，为了清洁城市道路，政府还成立清洁队专门负责全市道路的撒扫、垃圾处置和河池沟渠菜场的清洁，从业人数亦由1928年的230人增加到1935年的860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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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整治首都市容的脏乱差问题、并提高市民的卫生清洁认识，1934年4月“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决定于每年5月1日举行清洁运动游行大会。1935年5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又经行政院第213次会议决议，训令内政部转饬卫生署、首都警察厅会同南京市政府举行暑期卫生清洁运动，并决定在每年夏季予以推行，具体工作包括：施行霍乱伤寒预防注射；井水消毒；管理饮食商贩及冷饮商贩并定期进行稽查、检疫；在轮埠、车站加强对霍乱病人及疑似病人的检疫；送霍乱或疑似患者至传染病医院，并特设病房隔离治疗；清除全市夏季瓜果皮屑及积秽、疏通漂浮并促进下水道工程；严禁污物污水倾入池塘及河道，设法打捞污物、灭蚊蝇防疮，由卫生警察队协助灭蚊蝇、井水消毒清除污物及关于清道及灭蝇的研究设计工作；组织贫病收容所；临时救急和卫生宣传等。(39)此外政府还印制了大量禁止随地吐痰的绘图和标语，交由卫生警士张贴在各公共场所各所，增加市民对于疾病传染的警惕(40)，并提醒人们不要让染坊在内河洗染丝布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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