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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府工作概况》，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7年，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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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政府还先后进行“化验工作”、“学校卫生”、“工厂卫生”、“卫生教育”。1930年成立的市卫生试验所，仅1930年1月至1937年2月期间，就进行细菌试验144212件，并于1930年起开始实施学校卫生工作，最初只在5所学校进行，1936年扩大到181所学校。主要内容有体格检查、缺点矫治、预防接种、灌输卫生知识、改良环境卫生、学生家长访视等；1935年6月又成立南京市工厂卫生实施指导委员会，对市内合法工厂进行疾病诊治、预防接种、环境卫生、卫生教育等工作。此外，还通过卫生展览、游艺会、卫生新闻广播、报纸特刊、张贴标语等形式开展医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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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1704045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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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三节 城市改造及新城市空间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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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都政治景观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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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山陵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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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国而言，为赢得政权合法性和民众心理认同，必须通过寻找类似于英雄或名胜古迹等恰当合理而又普遍为社会所接受的政治符号为掩护，以此对社会进行动员和整合。而民国以来呼之欲出的“孙中山符号”正是党国为获得民众认同，而有意识创造发明的。(51)这是因为，作为当时最知名的政治人物，孙中山是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创始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象征。在当时所有的政治象征符号中，孙中山的领袖气质是最具渗透力和感染力的，也只有他才能赢到最广大的社会情感和民众的认同及服膺。因而，掌握孙中山的政治象征符号与相关政治话语，不但可以激发整个社会对党国的忠诚，也能够感召、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并由此获得足够的民意和法统支持。故国民党在其生前努力维护其权威，在他逝世后又将他定位为精神领袖，并逐步神化建构为象征符号。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其送葬典礼亦明显有别于一般名人的规格，而被党国化身为一种偶像崇拜的政治仪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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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孙中山临终前所留遗嘱，国民政府在南京奠都后须将这位伟人的遗体安葬在南京紫金山。紫金山，又名钟山，位于南京市东郊。由于山上局部断层有紫色砾石外露，在阳光照射时呈紫金色，故得名紫金山。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孝陵在此，又有名曰神烈山。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在同年4月正式筹组负责修建中山陵的“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该处由孙科以家属身份参加，并同宋子文、林焕庭、叶楚伧等“葬事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共同决策。该会设有干事部，由杨杏佛出任主任干事，具体负责其安葬事宜之执行(53)。1925年5月15日，“葬事筹备处”正式公布了《陵墓悬奖征求图案条例》，计划以国际竞图的方式来征得中山陵设计方案。该《征求图案条例》共15条，主要由孙科草拟，由宋子文推荐的赫门担任建筑顾问(54)，内容主要分“祭堂”与“墓”两部分，说明其规划设计需求。作为党国元老和孙中山先生的独子，孙科在该《征求图案条例》第2条规定，祭堂设计“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第3条规定“墓之建筑在中国古式虽无前例，惟苟采用西式，不可与祭堂之建筑太相悬殊”。关于构造中山陵的材料，《征求图案条例》第5条中说明“祭堂虽拟采用中国式，惟为永久计，一切建筑均用坚固石料与铁筋三合土，不可用砖木之类”(55)。从设计理念看，这种以钢筋混凝土等现代建筑技术来呈现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完全与国民政府后来制定的《首都计划》中关于“市内建筑风格传统化”的精神相吻合，也似乎可以作为日后如是规划的实验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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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官方的上述设计要求，中山陵的竞标权最终由当时留美归国的年轻建筑设计师吕彦直获得。(56)吕氏所设计的方案，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陵墓的建筑特色，又有创造性的突破。首先，该方案整体平面呈警钟型，给人以警钟长鸣发人深省之感，象征着孙中山致力于唤醒民众、反抗压迫、争取民主自由，为挽回国家民族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并具有警策后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深刻意味。其次，吕彦直利用山坡地形，巧妙地将牌坊、碑亭、祭堂和墓室置于一条中轴线上。该中轴空间的起点为“陵门”，居于最低点，前有广场与华表；入陵门后依次为可容5万人的广场；其后为3层的“台阶、石级”，且越接近祭堂，坡度越陡，同时台阶数亦越多。在台阶到达顶上平台之前，设置一石座，上为18米高的孙中山立像。顶上平台为一长方形广场，两侧各立石柱一支，中为大祭堂。大祭堂采“堡垒”造型，四角突出，正面中开三个拱门。屋顶则采中国宫殿建筑的复檐造型，“上层用飞搏风之治。檐下铺之以斗拱，因用石制与木制略异其形式”(57)。屋瓦部分也采用传统式样的铜瓦。祭堂内部则作穹窿式，其上铺以瓷砖作青天白日图案；地板则铺红色炼砖，象征满地红。最后，墓室则配置于祭堂后，平面为圆形，中间最低，放置存放孙中山遗体石椁，以保证即使地面建筑被毁，先生遗体也不会受损。同时四周筑有石栏，供人绕行瞻仰；屋顶亦为铺有青天白日图案穹窿。此外，在陵内还布置有音乐台、光华亭、流徵榭、仰止亭、行健亭、藏经楼等附属建筑，全都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并用大片绿地和宽大的石台阶把这些单体建筑组合成一组规模宏大、造型庄严的整体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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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吕彦直与孙中山先生陵墓形势图 图36 “总理陵墓”侧面及侧剖面图案 以上图片出自“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上），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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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中山陵陵堂 图38 中山陵景 图片来源：图37出自Die Verfasse，Nanking，VERLAG VON MAX NOESSLER & CO. SCHANGHAI，1945．第139页；图38出自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nanking’s development，1927-1937”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municipality of nanking，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7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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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吕彦直在设计中较好兼顾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传统和官方所执意营造的孙中山崇拜的设计意图，故而在相当程度上博得了党国要人的欢迎，特别是负责主管葬事筹备工作的孙中山长子孙科的喜爱。孙科本人在1925年9月20日和27日举行的中山陵设计案决策会议中，不但称赞吕案“墓之地为极佳”，且对于张静江关于由吕彦直兴建中山陵的提议也极表赞同。(58)社会舆论也普遍认为：“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做钟形，尤具警世之想，祭堂与停柩处布置极佳，光线尚足，祭堂外观甚美，此案建筑费较廉。”、“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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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孙中山奉安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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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孙中山陵于十点十五分移入祭堂，举行奉安典礼，由蒋介石主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传贤、蔡元培等在后陪祭，1929年摄影。资料来源：王能伟、马伯伦、刘晓梵：《南京旧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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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中山陵远眺 图41 中山陵正面景 图片来源：图40出自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2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2年9月，目录后插图1；图41出自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新南京》，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3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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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吕彦直通过细致的空间手法，在其设计中成功地将党国倡导的孙中山崇拜，透过有形的外在设计呈现出来，凸显了强烈的党记意识形态。其建筑的成功建构，“不仅是一座建筑实体，而且凝聚着党国权力运作和观念体系，集中体现了国民党人借助墓葬途径来营造‘孙中山’这一新的时代符号、增进民族和国家认同的用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共同声音。”(60)中山陵的营造，充分说明建筑设计是可以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这种旨在彰显党治权威的建筑工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61)而孙中山也通过这种奇特的方式，继续对身后的国家施加了影响。紫金山也被国家由此改造为孙中山的个人陵园，山上原有的其他寺庙和建筑物也都被要求与中山陵的建筑风格相匹配。如同曲阜被视为孔子的圣地一样，中山陵也被作为孙中山——这位党国开创者的圣地而名存千古。另一方面，从中山陵既拥抱现代又坚守传统的独特建构风格中也可以看出，官方似有在建筑形态上有“回归传统”的倾向。国家试图用“民族传统”的风格来宣告，由它所塑造的新的建筑符号是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并只有它的统治才是最有合法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山陵又不啻为是新生的党国权威的象征。而这种对民族传统的信仰和对现代文明的推崇与追求，不但有利于凝聚社会大众的团结，亦将有助于建构党国理想中类似于欧美“现代化”的强大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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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大楼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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