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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中山陵陵堂 图38 中山陵景 图片来源：图37出自Die Verfasse，Nanking，VERLAG VON MAX NOESSLER & CO. SCHANGHAI，1945．第139页；图38出自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nanking’s development，1927-1937”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municipality of nanking，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7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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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吕彦直在设计中较好兼顾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传统和官方所执意营造的孙中山崇拜的设计意图，故而在相当程度上博得了党国要人的欢迎，特别是负责主管葬事筹备工作的孙中山长子孙科的喜爱。孙科本人在1925年9月20日和27日举行的中山陵设计案决策会议中，不但称赞吕案“墓之地为极佳”，且对于张静江关于由吕彦直兴建中山陵的提议也极表赞同。(58)社会舆论也普遍认为：“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做钟形，尤具警世之想，祭堂与停柩处布置极佳，光线尚足，祭堂外观甚美，此案建筑费较廉。”、“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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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孙中山奉安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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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孙中山陵于十点十五分移入祭堂，举行奉安典礼，由蒋介石主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传贤、蔡元培等在后陪祭，1929年摄影。资料来源：王能伟、马伯伦、刘晓梵：《南京旧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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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中山陵远眺 图41 中山陵正面景 图片来源：图40出自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2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2年9月，目录后插图1；图41出自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新南京》，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3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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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吕彦直通过细致的空间手法，在其设计中成功地将党国倡导的孙中山崇拜，透过有形的外在设计呈现出来，凸显了强烈的党记意识形态。其建筑的成功建构，“不仅是一座建筑实体，而且凝聚着党国权力运作和观念体系，集中体现了国民党人借助墓葬途径来营造‘孙中山’这一新的时代符号、增进民族和国家认同的用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共同声音。”(60)中山陵的营造，充分说明建筑设计是可以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这种旨在彰显党治权威的建筑工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61)而孙中山也通过这种奇特的方式，继续对身后的国家施加了影响。紫金山也被国家由此改造为孙中山的个人陵园，山上原有的其他寺庙和建筑物也都被要求与中山陵的建筑风格相匹配。如同曲阜被视为孔子的圣地一样，中山陵也被作为孙中山——这位党国开创者的圣地而名存千古。另一方面，从中山陵既拥抱现代又坚守传统的独特建构风格中也可以看出，官方似有在建筑形态上有“回归传统”的倾向。国家试图用“民族传统”的风格来宣告，由它所塑造的新的建筑符号是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并只有它的统治才是最有合法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山陵又不啻为是新生的党国权威的象征。而这种对民族传统的信仰和对现代文明的推崇与追求，不但有利于凝聚社会大众的团结，亦将有助于建构党国理想中类似于欧美“现代化”的强大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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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大楼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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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南京开始由“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变成了“天子脚下”的京畿，南京的政治地位随之上升。随着国民政府大量军政人员汇集南京，南京不仅是一座中国的城市，更是全国的首都。因此，南京的建设要于世界上求生存竞争，使它成为现代化的城市，必须眼光放大，以西方城市为目标，急起直追，改变城市原有平庸落后的市容。而在现代国家的首都中，各类鳞次栉比的政府大厦是给人的最直观的视觉印象。现代化的政府大楼，既是官方行政所赖以维系的必要保证，同时建筑本身也能折射出国家中枢机关的肃穆庄严的形象特质。为了更符合民国首都的身份，南京在战前十年也营造了大量政府大厦。在市内近157幢大型民国建筑中，有131座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占全部南京近代建筑的68.9％(62)。从这些建筑的性质和用途看，它们或为国家机关办公楼（如铁道部、交通部、中央党部、外交部、监察院、行政院、考试院、立法院、首都高等法院、国民大会堂、励志社、国民党中央党史陈列馆等）(63)；或为中央政府修建的公共建筑和大型纪念建筑（如中央医院主楼、国立美术馆、中央体育场、紫金山天文台、中央博物院、中山陵及附属建筑谭延闽墓、音乐台等）；或为党国要人的私人官邸（如小红山主席官邸、外交部长官邸、何应钦别墅以及山西路、颐和路等处私宅）；或为外国使领馆（如苏联大使馆、英国大使馆、日本大使馆、比利时大使馆等）。这些优秀的民国建筑，不但是国家现代化的象征，其营造本身具有浓郁的政治气息，而且这些采用中西结合设计理念所建构的现代化政府大厦，也可视作是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其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其中，在这些建筑中以铁道部和交通部等新政府大楼的落成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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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国民政府司法院 图43 国民政府外交部 以上均出自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nanking’s development，1927-1937”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municipality of nanking，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7年，第48—49页，中缝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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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10日，在一片机器的轰鸣声中，铁道部的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该大厦的建筑设计由一名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工程师完成。建筑的屋顶采用国际通行的水泥构筑标准，配置有较大的户内窗保障室内的通风与光照。建筑风格，在采用西洋技法的同时，配以传统花纹。除建筑办公楼本身外，铁道部的建设工程还包括部长寓所和职员住宅等。整个工程于1930年5月建成，耗资969380元。由此建成的铁道部体现了《首都计划》所规定的建筑标准与要求，并成为以后建筑大型官方建筑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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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国民政府铁道部 图45 铁道部近景 图片来源：图44出自Die Verfasse，Nanking，VERLAG VON MAX NOESSLER & CO. SCHANGHAI，1945，第21页；图45出自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nanking’s development，1927-1937”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municipality of nanking，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7年，第48—49页中缝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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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据《首都计划》事先拟定的各单位建筑安排，铁道部本不应是最早建筑的官方大楼，最先建造者应为中央党部。而后来之所以将铁道部优先建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该部比中央党部更重要，而是由于党部对暂居原江苏省咨议局的现址十分满意。而其不愿迁移的原因，则似与该地点曾是民国政权肇造和孙中山在此任临时大总统等因素有关。作为民国的诞生地，国民党中央认为该地点有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即可从中凸显国民党对缔造民国的历史贡献，在心理上裹藏了官方企图暗示全体国民关于党国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寓意，并由此透过国民党中央在这里的空间形塑，意欲彰显党对国家政权的包揽及其至高无上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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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优先建筑铁道部大楼，也似乎与某些政府要人的政治运作有关。此时的铁道部部长为党国要人孙科。为了筹集更多的国家建设经费，北伐完成前孙科曾数次担任国民政府中与建设相关的职务，并多次阐述建设的重要性。例如1929年3月在一篇纪念孙中山逝世4周年的文章中，他便认为“总理毕生志愿，就在‘革命’，革命的目标，就在‘建设’”(64)。又说就实际局势而言，国民政府政权即维系于建设的推行效果；因此主张应将全国财政收入的1/4，归于他所主持的铁道建设之用。声称“今后国民党政权之能否稳固，反动势力之是否捣乱，也就全视乎我们在建设上的效力如何？我们确实能在建设工作上来努力，则民众嗷嗷待哺，与喁喁望治的情形，都是本党新建设最好的凭借……交通建设之铁道事业就是今日最先和最要的建设了。我近来主张应该规定至少以岁入百分之五十做建设费，至少以这建设费百分之五十做铁道建设费，就是这个道理。”(65)而孙科之所以如此高调宣传建设其目的一方面旨在凸显其积极开拓的务实姿态，另一方面亦通过政治曝光，增加政治上影响力，并藉扩大铁路建设经费，抗衡蒋介石日益膨胀的权力。是故孙科对铁道部大厦的兴建始终不遗余力。而国民政府亦有意借此安抚在此前权力斗争中失利而边缘化的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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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铁道部新址的优先建造，似乎也与国民政府冀图拉拢海内外资本家以支持其政权的企图相关。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中央虽竭力倡导国民经济建设，但事实上当时国家大部分的财政支出都被用于军事用途，实际能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的并不多(66)。故而经济建设与日益膨胀的军费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因此，为筹集更多的建设经费，国民政府显然需要国内外的大笔贷款和投资来维系国家建设。而铁路作为民国以来现代化建设的象征，通过兴建其主管部门的政府大楼，似乎更有助于获得资本家的支持，并使投资人相信政府致力于国内改革和建设的初衷不变，以便吸引其稳定投资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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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铁道部大厦一样，交通部大楼是此时期另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政府建筑。该大楼始建于1930年7月，但迟至1934年才告完成。其建设缓慢的原因与当时自然灾害和军事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1930年以后频繁爆发的自然灾害和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都使国民政府难以集中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建设经费亦由于赈济灾民和加强国防而日益紧绌。特别是1931年南京的严重水灾和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都对首都市政产生极消极的影响，直接导致施工缓慢。同时在建造中党国还不断对原设计图纸做出调整，使交通部的建设并未重复铁道部的样式。尽管在建造方式上，西方建筑理念仍是整个建筑设计的核心，但国家却放弃了原设计图纸中中规中矩的建构样式，转而将大楼平面设计为“日”字形。其中，中央主楼与两翼附楼各有一个天井。主楼面朝东北，重檐歇山顶琉璃瓦屋面，飞檐翘角。外观装饰则采用更美观、更具中国传统的钟鼓形。该钟鼓样式的表现手法，不但在大楼的建构中体现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民族特色，也使其外形设计更符合“交通”一词所寓意的传递信息和表示时间的含义。由此可见，与铁道部的设计相比，新交通部的建造不但在建筑设计上完美融合了中西建筑理念的风格，还在思想文化的层面凸显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时间观念的认知，从而富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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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国民政府交通部 图47 国民政府考试院 图片来源：图46出自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nanking’s development，1927-1937”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municipality of nanking，南京市政府秘书处1937年，第48—49页中缝插图；图47出自王能伟、马伯伦、刘晓梵：《南京旧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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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上通过对中山陵、铁道部、交通部等建筑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建筑设计是可以为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服务的，其建构过程就是彰显权威的权力实践工程，这使得空间与权力的相互关系更为紧密，即福柯所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而权力的实践则离不开空间”(67)，建筑本身变成了政治学的技术。而这些被党国所精心建构的建筑，实际已不仅是存在于世人面前的客观建筑，而是蜕变为一种能反映国家政治形势、被空间化了的政治符号，其实质“已承载了深刻的政治象征意义，而变成党国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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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励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