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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国都有它的特殊性．它首先是政治中心，在政治中心的基础上成为消费中心，消费又包括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于是在中国的都城，畸形的生活消费和政治性的文化消费大发展，都城缺乏自己的创新能力，特别是生产能力，所需要的消费物基本上来自全国各地，国都在经济上完全是依赖型的，它依赖于各个区域供给，也依赖于政治稳定。在中国的都城，经济从属于政治，从属于政权，从属于皇帝。所以王朝一旦衰落，经济与文化就会崩溃，国都就会失去存在的根基。新的王朝一经建立，就会重新去寻找适合它存在的国都。这就是中国国都一再迁建的奥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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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是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中国城市这种完全迥异于西方的个性特质，以致于施坚雅等海外学者不禁发出“政治势力对城市发展以如此纯粹的方式起作用，同时历数百年而仍如此强大有力、继续不衰，这除了中国，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了”(8)的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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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城市发展的固有路径在步入近世后却出现转机。中国城市从传统城市开始向近代工业城市转型，外力的冲击使中国城市的发展动力机制在这一新变量的作用下发生变化。最大变化就在于中国城市的发展动力机制已不再单纯由政治因素所主导，而日益取决于城市内部的经济结构、腹地与市场条件和城市的交通等其他方面(9)。政治与经济这两种不同作用力的颠倒，使此时的中国城市不再只是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而是侧重于经济中心的优先发展。在此情况下，一些原本政治行政地位较低或者非政治行政中心城市迅速崛起，其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政治行政地位较高的城市。政治中心城市也自近代以来出现了新的发展，开始从比较单纯的政治型城市向双重功能和综合性多功能城市转变。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中国城市逐渐开始从传统的政府全能模式向拥有立法、司法、执法等近代机构的管理机制转变。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增多，城市管理方法也日趋科学化和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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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来自于外力的冲击并不意味着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自然实现，也不直接等同于中国传统城市对近代功能的自觉适应。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影响只是带来变化的挑战与契机，近代化实施的关键仍取决于中国内部的变革。按照亨廷顿的“强大政府”理论(10)，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后发国家而言，推动现代化的顺序应该采用自上而下的模式，只有国家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组织者、领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毕竟近代化只是在政治制度、资本、市场、新技术等条件成熟的情况才有可能发生。西方国家之所以率先实现近代化，就是因其内部的各种条件均已发展成熟，而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还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在中国本身缺乏现代性因素、民间社会力量又异常薄弱无法启动社会变革的条件下，只能借助国家的力量，由国家承担起唤醒民众、维护民族独立和政治稳定、聚集现代化资源、组织实施现代化发展计划，以及扫除现代化障碍的任务。只有在国家对社会进行高度有机地强力整合后，根除了现代化建设中的不利因素，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因此，近代中国社会严重失序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实属必要。实际上，历史上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型亦主要发端于城市。其变革本身就是政府的一种选择，是一种政府有意识的行为。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事和民用企业，多数分布在省、府、州城。戊戌变法所创办的大量报纸、杂志和新式学堂及强学会等新式社团，大大拓展了城市现代化启动的层面。清末新政所出台的一系列变革措施，更成为各级政治中心城市现代化启动的推动器。由此观之，尽管近代以来经济因素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主导仍然是左右大多数中国城市兴衰的关键所在，一些政治型城市的现代化仍严重依赖于政府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被历史赋予了导演和组织现代化的重任，其角色表现的好坏对城市现代化成功与否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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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二节 首都的概念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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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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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形态下，“首都”通常是政治中心城市的典型代表。最初的“首都”一般脱胎于政治统治中心地区内最坚固的防御要塞。故早期的首都虽不能称为“首都城市”，但却可以称为“首都城堡”。而由君主居住的“城堡”演化为一个固定的“城市”，则是国家及其组织功能长期不断发展的结果。在原始社会或游牧民族时期，由于人类社会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社会共同体，人类社会基本处于游猎状态，所以既没有固定的地域，也没有固定的首都。因此当时统治中心在马背上到处移动。后来由于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逐渐由游牧走向农耕，部落、部落联盟以及后来国家的产生，才使得其所居住之地、经济活动趋向稳定，“首都”才有被确切固定下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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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都”的定义看，之所以“首都”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专属称谓，主要是因为国家统治的出现。在国家统治实践的过程中，一般都需要占有一定的空间来作为权力对外传输的中心。就其词语的形成看，中文里“首”即“头”，“都”即“都市”或“城市”，二者合在一起，意思就是最重要的作为国家首脑的君主所居住的城市。有趣的是，西语中也有相似的意思。英语中“首都”（capital）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apitalis”，其词根是“caput”（头），就是“首位的”、“重要的”之意；法语中“capitale”与德语的合成词“hauptstadt”（haupt意为头部）也都有同样的来源和解释。由此可见，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首都”或“capital”一词的认识都是相同的，即“首都”并不是一座简单的城市，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个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国家权力中枢(11)。《公羊传·恒九年》曾如此对“首都”做出如下解释：“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重大言之。”(12)意即首都是国家首脑居住的地方，其地域选择是一个国家必须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因为没有稳固的首都，便不会有长久稳固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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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都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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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特质，是首都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带有根本性的内部特征。其中的“根本性”是指某座城市只要还保留着首都城市的功能，就不能不具有的功能。大体而言，首都城市之所以区别其他普通城市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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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都是国家政治管理与权力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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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管理方面，国家需要一个统治中枢来负责管理其境内公共事务，同时对外代表国家及其人民。由是首都应运而生。作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所在地，首都是国家政治管理与权力的中心。而这种中心地位一般都是由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决定、公布并由国家法律所载明的。因而首都和这些城市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扮演着这些中心的中心（the center of centers）的角色，即拥有大量国家公共管理机构和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机构，成为一个权力运作的中心与政策运筹中心。值得注意的是，首都并不是自生的，而是由国家透过一系列空间组织关系的控制，精心布置而成的。国家只有透过该空间组织关系才有可能在疆域内施行有效统治。而在对整个国家进行有效政治的过程中，首都亦必须发挥其提取社会资源、控制国家权力的作用。(13)首先在“提取”与“分配”方面，国家必须通过对资源的不均匀分配，使首都拥有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或与之相比更多的物质资源。首都凭借着这种全国各种资源提取与分配中心的地位，轻松压倒其他一般城市获得政治上的优势，提取全国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与信息资源，从而成为国家各种资源汇集的中心。其次从“控制”的角度看，如果某座城市被确定为首都，便必然会同国家的政治统治与最高权力发生联系。首都作为国家行政体系中处于顶级位置的政治实体，往往会拥有相较其他城市更多的资源支配权、向心力和辐射范围，掌握对政治、财富和决策等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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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首都也常常透过其他方式来强化其“中心性”的象征意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通过不断地颁布国家法令与政策调控来体现其政治中心性，也就是说，运用行政手段来体现其中心地位。这是因为，国家的法律、法令、政策文件大都在这里进行准备，也大多从这里发出而传向四面八方，这些法令与政策的实施结果又都将最终反馈回首都。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正是通过在首都的各种政治机构、设施、议员、国家公职人员及其活动来表达自己意志、实现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和管理的。此外，作为国家各种制度的形成与辐射地，首都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亦极大。任何国家政治制度的建立、改革和发展，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修订与推行，政党的组织活动与政治运动皆有赖于首都。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市场交易及各种行业组织的规章制度与政策也多出自首都，而文化制度更是以首都为基础。由此可见，首都作为国家中心和具有全国主导型的城市，其本身就是国家权威体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才能体现其国家象征，并进而达到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因此也可以说，首都的政治职能是其城市职能中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对此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首都是国家的神经中枢、心脏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无产阶级一经掌握这些中心，也就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或者更确切些说，也就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命脉、心脏和枢纽。”(14)首都之于国家政治管理和权力控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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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都是民族国家构建与整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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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族国家，是指具有统一民族利益与同质国民文化的，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15)。一般而言，民族国家不仅要有一定固定的领土，更必须有作为国家政治中心象征的首都。首都作为民族国家及其人民的“心灵家园”，虽然在选择上存在一些历史偶然性，但它总是同民族国家的构建（nation—building）与整合（integration）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近代以来，从建立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整合的角度看，首都的这个本质特征愈加充分地体现出来。譬如，美国选择华盛顿作为联邦首都、巴基斯坦将首都从原来的卡拉奇迁至伊斯兰堡、巴西将首都迁离里约热内卢而开发巴西利亚、尼日利亚将首都拉各斯迁至中部城市阿布贾，以及德国还都柏林的巨大工程，都集中体现了民族国家整合的政治理念。同时首都还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政治象征意义。首都风貌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水平，还反映了国家政治意识，折射出民众对国家的信念与期望和国家的稳定与团结。那些能体现出民族和国家息息相关的重要政治功能，一般都是由首都来承担的；反之，如果一国没有能反映其民族精神的独具特点的首都，就会缺乏统一的标志与象征。首都的这种作用显然都是任何一个非首都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在文化方面，“首都情结”也是一个普遍而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特别对尚未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言，“首都情节”集中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京城选拔官吏的政治功能与京官的政治待遇促成了“首都情结”；另一方面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虽然每一个在首都的居民都不一定能获得成功，但仍有许多仁人志士希望到京城闯天下、干一番事业。多数国民仍存在对首都向往和迷恋的共同心理。由此可见，首都对于国家整合和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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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三节 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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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沿革与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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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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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古名金陵，位于东经118度45分，北纬32度8分，地处中国东南长江下游东岸和长江三角洲的西端。地理上北连辽阔的江淮平原，东接富饶的长江三角洲，西达荆楚，南临皖浙，属宁镇扬丘陵地区。境内山地、江湖、平原交错纵横。城西北面有“黄金水道”长江奔腾而过，南面有秦淮河迂回环绕，河谷周围均为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东南面有宁镇山脉绵延起伏。地势天然险要，历史上素有“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称。气候上南京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光能资源充足。全年平均温度15.2度，最低温1月平均2.7度，最高温7月平均27.4度；降雨方面，全年平均降水量1106.5毫米。初夏有梅雨，夏秋多台风。(16)其土地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土质肥沃，地势平坦河道纵横，夏季时南京可种植稻作，冬季时则可种植麦、棉花、花生等作物，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经济方面，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几个农业带交会中心，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加上长江至南京附近，北转邻近黄淮平原，河道在此又最为狭窄，渡江极为方便，因此水陆交汇使其在交通与军事地位的重要性上，远超其他长江沿岸城市。安全方面，南京西有长江和马鞍、石头等诸山屏障，北有玄武湖和鸡笼、覆舟山等山，东北有富贵山、钟山，南有秦淮河、雨花台等环聚。地理上的优势使南京自新石器时代便成为邻近地区的中心，有所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国都”的美誉。公元前474年越王勾践即开始在此修筑越城，后楚置金陵邑，秦设秣陵县，三国时称建邺，晋又称建康，明始称南京，清为江宁府城。历史上先后有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9个朝代和政权在此建都，故称“十朝都会”。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南京的发展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居于东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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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沿革与古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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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禹贡》、《尔雅》记载，南京在唐虞夏商时代属古扬州地域。但历史上最早提到南京大体上的位置始于商末。传说周武王的伯祖——泰伯曾在此称王。后周继商立，又自称其国为吴。其都邑就坐落于现在南京西南40英里处。这段历史虽存在不长，却被视为是南京历史的开始。历朝南京方志中的“沿革”一卷，也都以这个故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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