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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更名后的中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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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门为南京城南门，正对雨花台，门内大道即南唐御街。门有瓮城三道、劵四重，主城墙高、宽均为15米，称中国第一城堡。1931年在东西两侧拆城辟行车道，改名中华门。图片来源：王能伟、马伯伦、刘晓梵：《南京旧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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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1931年重修完工后的太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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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王能伟、马伯伦、刘晓梵：《南京旧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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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1930年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首都干路系统图》。该案规定了首都道路规划的空间布局，即采用放射性与矩形相结合的方法，以新街口为中心，以中山、中央、中正、汉中等路为放射式干线，作为设计全市干道的主干，其他干道一律与这些干道基线或平行或垂直来布局。由此首都的道路建设进入新的科学规划施工的时代，道路交通逐年改善，市内交通道路网亦初具规模。特别是中山大道修成后，沟通了南京全城东西两端及下关的交通，成为南京市内的横向交通干道。而后来修建的中正路、中央路实际上是其向南北两个方向的延伸，成为南京的竖线干道。由此中山大道、中正路、中央路三条道路共同构成了近代南京城市的南北轴线，大大改变了南京城内路网的布局。截止1937年南京沦陷前，市内已先后完成干路建设48条，总长119.3公里，采用放射型与方格网相结合的布局，初步形成了以新街口环形交通广场为中心，以中山大道、中央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汉中路为城市干路的城市道路框架。(92)其中市内以新街口为中心，其北为中山北路、中央路、珠江路、广州路、国府路等；其东为中山东路、太平路、朱雀路、中兴路；南为中正路、白下路、中华路、建康路、升州路等；其西为汉中路、莫愁路、上海路等。至于市外则有热河路、绥远路、蒙古路、雨花路等。(93)至此，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道路系统已基本形成。与此同时，市郊公路也在不断改善，十年间共完成混凝土路面2公里、柏油路面50公里、碎石路面200公里和弹石路面150公里。(94)首都各交通路口也开始出现交通警察和各种交通指示灯、指示牌，城市交通管理明显趋于现代化和规范化。大量美观的树木亦广泛植于市内各道路两旁，一方面有防尘的作用，另一方面也美化了城市，使南京成为当时全国绿化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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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首都干路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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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1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2年，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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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中华门环城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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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南唐御街修建的城南干道中华路于1932年8月完工，是旧时繁华商业街之一，1936年摄影。图片来源：王能伟、马伯伦、刘晓梵：《南京旧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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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都道路命名：国民政府的空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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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山大道的命名已经使党国宣传孙中山崇拜的功利目的昭然若揭。但党国却并未止步，而意欲继续将党记意识形态充分渗透于市内各公共空间。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10月6日国民政府根据“首建会”提议，最终公布《首都干路定名图》，即意图通过市内道路命名来凸显其党国统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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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首都干路定名图》中，国民政府将市内干道的命名方式共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是把市区中轴干路分别以中山、子午、中央、中正、中南命名。其中“中山”取意纪念党国总理孙中山，“子午”意为标记中国经线之起点，“中央”寓意南京为中央政府所在地，“中正”表示该路居各干路中心位置，“中南”则意为本路在各干路中部的南端。第二类是在市区西北干路东北区内按全国18行省财力上缴情况来命名（具体情况见下表）。其中广东、江苏、浙江岁入最高，因此用三省名称冠名的干道长度亦最长，其长度分别为4.8公里、4.7公里和3.85公里；其余各干路则分别以各省区及各特别市名称冠名；而再往南的干路以“不忘在远”之意，取名为“中华”。第三类是在市内东北方向以原五洲公园的五洲之意来命名，如环海路、观海路、横海路等；至于首都分区后最重要之中央政治区明故宫附近的各干道，则以党记意识形态鲜明的“民族”、“民生”、“民权”、“大同”、“博爱”、“自由”等字眼冠名，故该区内因此有民族路、民生路、民权路、大同路、博爱路、自由路出现。至于第四类，则均以南京历史上的旧称来冠名旧城南部的各干道，如淮海路、金陵路、秣陵路、升州路、建康路等(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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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18省财力丰歉比照路线长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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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审议首都干路拟名图案请鉴核公布》（1930年9月24日），第50页，《中央政治区域及划定路线》，台湾“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511.20/505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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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不难看出，国民政府对首都道路的命名，显然裹藏了官方试图以道路冠名方式来达到其旨在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并藉此加强党国统治的政治目的。特别是首都道路系统的核心干道“中山大道”被党国化身孙中山的名字及“民族”、“民生”、“民权”、“大同”、“博爱”、“自由”等政治词语冠名的方式，容易使往来于首都街道的普通行人在无形中被官方有策略地灌输党国所认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从而潜移默化中认同并接受党国统治。至于中正路的命名，虽表面解释为“此路位置恰居干道系统中心”，但亦从空间层面明显呼应了当时政治权力高度集于蒋介石一人的客观现实，凸显了政府官员对党国要人的露骨献媚。而国民政府之所以以各省名称来命名市内道路，一方面有巩固国家认同、真实感知首都之中枢地位的政治寓意，另一方面又似有藉机鼓励各省尽速捐输经费，以节省首都建设经费，缓解经费困局的考虑。因为据官方估算，首都建设仅开辟道路就需1200万，如果按《首都计划》由受益户按比例出资兴筑马路的规定，政府势必负担更多经费，而中央提出之3000万建设公债计划和各省摊派2000万的首都建设经费分配方案亦多由于国府废黜和地方阻挠而无法执行。(96)因此，以各省出资来命名市内道路的方法，在1930年4月召开的“首建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上一经提出，即获大会一致通过。故该《首都干路命名图》的制订和公布，似乎也有藉此道路命名，以达到节省经费、缓解困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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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首都干路定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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