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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秘书处1933年5月、6月工作报告》，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38，目录号1，卷号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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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市社会局长王崇植下令将张瑛撤职后，党部对其极表不满，指责王崇植“营私植势、行为乖张”，后迫使其下台。参见《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秘书处1934年7月、8月工作报告》，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38，目录号1，卷号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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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第二届执委会会议记录》，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38，目录号1，卷号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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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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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各地查禁娼毒》（1927年10月—1928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案卷号1733，微缩胶片16J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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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国民党南京市执行监督委员会稽核市政府施政方针意见书》（1930年10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南京市执监委员会关于稽核市政府施政方针及请保护城垣之意见》（1930年10月—1931年1月），全宗号2，案卷号1230，微缩胶片16J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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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各地查禁娼毒》（1933年2月—1939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案卷号1732，微缩胶片16J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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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国民党南京市执行监督委员会稽核市政府施政方针意见书》（1930年10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南京市执监委员会关于稽核市政府施政方针及请保护城垣之意见》（1930年10月—1931年1月），全宗号2，案卷号1230，微缩胶片16J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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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市党部第二届执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记录》，见《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第二届执委会会议记录》，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38，目录号1，卷号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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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会议记录（零散的）》，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38，目录号1，卷号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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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秘书处1933年5月、6月工作报告》，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38，目录号1，卷号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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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秘书处1933年11和12月工作报告》，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38，目录号1，卷号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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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会议记录（零散的）》，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38，目录号1，卷号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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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秘书处1935年9月—12月工作报告》，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38，目录号1，卷号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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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市党部第二届执委会第九十七次会议记录》、《市党部第二届执委会第九十八次会议记录》，见《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第二届执委会会议记录》，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38，目录号1，卷号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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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会议记录（零散的）》，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38，目录号1，卷号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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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五章 首都营造的经费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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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离不开经费。经费充裕，百事可兴；经费不足，纵有完美的建设计划，也难以实现。而南京首都建设，就是在经费阙如的条件下仓促启动的。从法理上说，国民政府建立后，标榜地方自治、地方政府应有一定税收权。但在单一制的党治体制下，地方自治仍是相对的，南京特殊的政治形势使得税权基本掌握在中央和江苏地方手中，以致“地方自治”有名无实，南京的地方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导致南京市财政的支絀和建设经费的不足，严重影响了首都营造的展开。事实上由国家政治不合理结构所导致的经费不足，是二三十年代南京首都建设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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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 第一节 建设经费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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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南京市政府依据自己所制定的城市规划，提出整个首都建设需花费5000万元。这一数字虽与当时巴黎12亿和东京5.7亿的建设经费无法相提并论，但在中国却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久“国都技术设计办事处”宣告成立，“国都处”据其估算，最终将执行《首都计划》经费总额确定为5180万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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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数额既已确定，接下来的问题即如何筹措这笔资金。5180万的天文数字，对绵薄的南京市政府来说，凭一己之力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南京不仅缺乏大量有经验的建设人才和科学完善的城市规划，更要命的是城市经济由于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的破坏而元气大伤，加之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战乱不断，受害尤烈，城市财力早已山穷水尽，根本无力筹集。1927年南京市政府的成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白手起家”的。政府在筹办时经费并无分文，甚至办公地址也无着落，后来刘纪文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领取3000元开办费，将旧贡院的遗留房屋略事修葺后，才勉强成立。收入，当时仅车捐一种，每月不过一万余元，甚至连政府运转都不够维持，全年收支相抵，不敷37万(2)，不仅“市政建设难以实现”，就连“谋求维持现状，也不容易”。由于缺乏经费，当局不但不能添设公益、公用及农工商局等新的部门，就连已有之卫生局、土地局也纷纷裁撤。即使保留下的政府各部，行政经费亦大幅缩减。公安经费从每月9万元减至7.1万，教育经费减至2.1万元(3)。但即便如此，政府财政仍极为困难。1928年1月何民魂在一次新闻记者会上介绍政府的财政危机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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