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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走马灯般频繁变更的市长给南京市政带来极不利的影响。笔者统计,1927—1937这十年间南京市政府先后有六届七任市长,平均每位市长在任仅一年多,最短的谷正伦仅2月有余。由于新市长上任后总是喜欢选任自己信任的亲信作为下属,政府各局处的负责长官亦与市长同进退,往往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与此同时,市政府的组织结构自1927年成立以来亦多次进行撤并,政府行政系统严重絮乱。其中,卫生局和地政局十年间竟先后三次遭到裁撤,社会局长四年中更换六人,财政局长更换五人(35)。这种政府人事和组织的频繁变动,显然不利于城市市政的推行。首先,政府无法平稳地履行其职责,难以达成责任专一,日常办公中常出现事权不分和相互扯皮的现象,增加了许多城市管理的短期行为。(36)其次,市长和各局处长频繁变更、机关人事朝云暮雨的影响,公务员工作无法保障,普遍存在消极怠工、敷衍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37)再次,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的盛行也打破了唯才是举的人事正常升迁机制。不仅不利于行政专才的正常晋升,反而还易使投机分子混入政府机关,产生贪腐问题。最后,政府机构组织的不稳定,也徒令市民增加了对官方的不信任情绪,损害政府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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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处于对立状态下的错位的社会与政府关系。与错综复杂、短期难法见效的社会改革相比,市容市貌的改造更容易体现出建设成绩。官方虽宣称物质建设和社会改革将同时进行,但实际上物质建设更重于社会建设。而在物质建设中,政府几乎包办了所有项目,尽管这种做法有便于统筹规划、权责明晰的特点,但不足也很明显:未能调动出市民——这一城市最大主体在整个首都建设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南京城市规划和设计的过程中集体失语,沦为这一历史变局中的看客。而政府对市民群体的漠视,不仅表现在首都营造的设计方面,还体现在大规模城市拆建中官方无视民生,肆意拆房筑路、低价收购民地方面。这种对市民利益的粗暴侵犯,自然招致社会的不满,进而引发大规模社会抗争。当民众提出停止拆房筑路的诉求先后遭市方和国家拒绝后,自然就将不满诉诸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的“不恤民生”。在这里,市民对政府的批评虽大抵聚焦为“有损民生”一项,但其背后起作用的其实还是“个人利益”。但在这里,“民权”、“民生”等政治意识形态词语却成为强化自身利益,并使个人利益合法化的一种表达方式。作为应对,政府虽屡有调和表示,认为“市民受益市政”,但实际行动中仍以强力压制为主,以致官方的上述说辞在市民因拆城筑路而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事实面前,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政府在城市建设中收获的好处远比市民更多,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南京的现代化只是存乎于政府想象中那个具有异国情调的摩登都市,绝非市民所乐见的现代化。政府与社会间的关系并未因南京市容的改进而弥合,反倒随建设项目和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更趋紧张。更糟糕的是,政府与社会间尚没有制度性的沟通渠道,以致二者间的关系长期对立、错位。这种状况显然无益于南京的城市建设,双方矛盾激化下最终酿成的流血暴力事件,使南京的城市建设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的社会阻力。在这种情况下,首都营造的成效必将大打折扣,难以达到官方的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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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近代以来的南京,外国资本渗透不深,没有大的财团,本地工商业因长时间以来革命和军阀战争的袭扰而长期陷于疲软、衰退的困境,缺乏自主发展的后劲。虽有交通上的便利,却主要赖其经济腹地提供资源上的供给。1927年的南京,在自身还没有做好成为新型大都市的各种准备,就在政府的推动下匆忙走到了当时中国的最前沿。在政府的强力撬动下,南京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工业、社会、经济都呈现出近代少有地欣欣向荣的景象。不过,传统都市的现代改造虽卓有成效,尖锐的社会教育、卫生、失业、治安和住房问题亦说明南京的现代转型任重道远,城市发展虽破天荒的填补了若干空白,但经济结构亦未发生质的变化。1927—1937年的十年只是一个“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时代,现代化成就不能高估。另一方面,源于内生性发展动力的不足,城市转变主要取决于政府主导和政治驱动。但这种动力不光会转化为现代化的积极因素,还会构成城市转型的抗拒倾向。从市内的政治生态看,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南京市政府、江宁县政府四府居于一城且同时行事权力,市政权力逐渐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状况,政府市政备受制肘。省市县三方围绕“厘清市权”和“扩大市区”也存在行政管理的名分和经济实利上的竞争。其中,南京市政府虽经中央政府批准成立,却在事实上受制于国民政府和江苏省政府的控制和约束,首都建设经费极为支絀;国民政府虽然制订了中央与地方平权的国家法规,实际中并不严格执行,偕同江苏省政府在征稽市内税权方面,极大损害了南京市政府的行政管辖权和地方自治精神。这种“名实错位”的现象,显然是当时国家政治结构不合理的产物。同时,变更频仍的政府人事和组织问题,也不利于城市的现代转型。在这种情况下,官方主导下的城市变革虽卓有成效,但和官方的理想比还存在巨大差距(38)。另一方面,历史又常常呈现吊诡之相。中央政府虽然紧紧控制首都地方当局,在行政权力和税权方面给城市造成了诸多麻烦。但同时,国民政府又向南京倾注了大量政治和经济资源。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现代化,而是近代以来传统政治中心城市发展所形成的一个“典范”。由此观之,南京仍未跳出传统政治中心城市容易受政治左右摆布的传统羁绊和窠臼。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的城市现代化更几乎变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刚刚启动的现代转型就濒于毁灭,十年来积累的建设成果转瞬化为乌有。这种灾难性的结果,使官方在首都建设中所倾注的精力和心血毁于一旦,其最终的落幕并非十年前官方所期待的那么完美,政府所希望的那座洋溢着外国情调和国际化色彩的首都城市最终未能实现,徒化为一段令人扼腕怅惋的历史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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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岳麟:《南京市之住宅问题》(1936年12月),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12月,第47793—47794页;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府行政统计报告》,1931年,“自治”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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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科编:《中国经济志(南京市)》,南京: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1934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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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超俊:《十年来之南京市政建设》,见《南京市政府纪念成立十周年会议市长训词》(1937年7月—8月),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01,目录号1,案卷号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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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公报》第178期,1937年6月,“特载”第125—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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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引自(美)Zwia Lipkin:Useless to the State:“Social Problems”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National Nanjing,1927—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8.1932年一位金陵大学的传教士也表示,“在新开辟的宽阔的大道上开车行驶,看到沿街焕然一新的商铺和刚刚装饰的路灯,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惬意的感觉……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令我们感到惊奇。南京甚至变得有时候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如果再过几年,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我肯定南京绝对会变成一座现代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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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美)Zwia Lipkin:Useless to the State:“Social Problems”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National Nanjing,1927—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9.其他一些在宁定居的外国人也认为,“今日的南京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城市。如果你仅仅知道八年前甚至两年前的南京,那么你会对今日南京所取得变化感到吃惊的。”而另一位曾在1928年游历南京的外国人在1937年重游时也感慨道:“当我上个星期重游首都时,我发现整座城市已经完全变得无法辨识了,之间我虽知道南京在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直到我来到这里时,我才意识到南京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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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钟:《南京财政志》,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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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30—1937年间国民政府每年岁入岁出大约在7亿—11亿之间;但军队和借款赔款还本利息两项总和常占岁出70%,花费在政府部门上的经费常只有1.2亿—1.6亿之间。因此这5180万虽分6年分摊,对国民政府财政上而言仍极为沉重。参见(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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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府公报》第168期,1936年8月,“报告”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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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饮冰:《首都建设问题》,《道路月刊》第23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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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赖琏言论集》,1938年5月。第82页;《奠都后的南京市政》,见《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10月10日;傅荣恩:《江浙市政考察记》,上海:时事月报社1931年1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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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课编:《中国经济志(南京市)》,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1934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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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胡定安:《筹设中央医院缘起》,胡定安编:《胡定安公众卫生言论集》,南京:大东书局1930年,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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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岳麟:《南京市之住宅问题》,1936年12月,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47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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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姚颖:《京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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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南京市社会局编:《南京社会》,无出版社1931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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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赖琏言论集》,无出版社1938年,第93—94页;《失业与无业》,《中央日报》,193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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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陆素洁主编:《民国的踪迹》,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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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南京市社会局编:《南京社会》,无出版社1928年,“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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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陆素洁主编:《民国的踪迹》,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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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城市社会空气的转变从以下市党部的一份记载中可见一斑。“这种的革命军初到南京的两年,兄弟在街上来来往往的看,个个都很有精神,气宇轩昂,一团朝气,现在呢?肥头大耳的大头鬼,尖头小耳的小头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慢慢都混进来了。从前就是男女同行,大都是一对青年。现在呢?常常看见一个老头子携者一个二八青春的姨太太,在马路上乱走。这种鬼怪离奇的现象,就是一般鬼东西又从北平各处混到我们首都的现象。”参见《首都概况》,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训练部编:《京市党员演讲集》,无出版社1931年4月,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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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京市之发展情况及缺点及卫生事务所“八一三”后救护工作及案卷细目等》(1937年5月),见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01,目录号1,卷号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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