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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公报》第178期，1937年6月，“特载”第125—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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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引自（美）Zwia Lipkin：Useless to the State：“Social Problems”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National Nanjing，1927—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8.1932年一位金陵大学的传教士也表示，“在新开辟的宽阔的大道上开车行驶，看到沿街焕然一新的商铺和刚刚装饰的路灯，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惬意的感觉……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令我们感到惊奇。南京甚至变得有时候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如果再过几年，按照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我肯定南京绝对会变成一座现代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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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美）Zwia Lipkin：Useless to the State：“Social Problems”and Social Engineering in National Nanjing，1927—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9．其他一些在宁定居的外国人也认为，“今日的南京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城市。如果你仅仅知道八年前甚至两年前的南京，那么你会对今日南京所取得变化感到吃惊的。”而另一位曾在1928年游历南京的外国人在1937年重游时也感慨道：“当我上个星期重游首都时，我发现整座城市已经完全变得无法辨识了，之间我虽知道南京在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直到我来到这里时，我才意识到南京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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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钟：《南京财政志》，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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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30—1937年间国民政府每年岁入岁出大约在7亿—11亿之间；但军队和借款赔款还本利息两项总和常占岁出70％，花费在政府部门上的经费常只有1.2亿—1.6亿之间。因此这5180万虽分6年分摊，对国民政府财政上而言仍极为沉重。参见（美）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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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府公报》第168期，1936年8月，“报告”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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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马饮冰：《首都建设问题》，《道路月刊》第23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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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赖琏言论集》，1938年5月。第82页；《奠都后的南京市政》，见《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10月10日；傅荣恩：《江浙市政考察记》，上海：时事月报社1931年1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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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统计课编：《中国经济志（南京市）》，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1934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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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胡定安：《筹设中央医院缘起》，胡定安编：《胡定安公众卫生言论集》，南京：大东书局1930年，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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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岳麟：《南京市之住宅问题》，1936年12月，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47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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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姚颖：《京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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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南京市社会局编：《南京社会》，无出版社1931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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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赖琏言论集》，无出版社1938年，第93—94页；《失业与无业》，《中央日报》，193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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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陆素洁主编：《民国的踪迹》，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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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南京市社会局编：《南京社会》，无出版社1928年，“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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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陆素洁主编：《民国的踪迹》，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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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城市社会空气的转变从以下市党部的一份记载中可见一斑。“这种的革命军初到南京的两年，兄弟在街上来来往往的看，个个都很有精神，气宇轩昂，一团朝气，现在呢？肥头大耳的大头鬼，尖头小耳的小头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慢慢都混进来了。从前就是男女同行，大都是一对青年。现在呢？常常看见一个老头子携者一个二八青春的姨太太，在马路上乱走。这种鬼怪离奇的现象，就是一般鬼东西又从北平各处混到我们首都的现象。”参见《首都概况》，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训练部编：《京市党员演讲集》，无出版社1931年4月，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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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京市之发展情况及缺点及卫生事务所“八一三”后救护工作及案卷细目等》（1937年5月），见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01，目录号1，卷号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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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928年南京市政府在政府公报中曾将首都建设视为是民族振兴、重建国家的起点：“南京昔为重镇，今为首都，中枢所在，观瞻攸系，其建设之亟需，尤千百倍于他处，盖建首都，树全国之模型，即所以增中枢之威望，而使全国民众，望风景仰，益具倾附之热情，国运永隆，莫非由也。”另外一般社会人士也对首都建设寄予厚望，希望其成为能与巴黎、柏林等西方著名都市相比肩的伟大首都，“至少也要能和我们东方岛国的东京相仿，方足以表现革命建设的精神。”参见《市府总纪念周中报告》，《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第10期，1928年2月28日；虞清楠：《首都的规模问题》（1928年8月27日），见虞清楠：《市政论集》，南京：京华书局1931年2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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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刘纪文：《南京市政府成立十周年纪念感言》，见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十年来之南京》，无出版社1937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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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南京市之发展情况及缺点及卫生事务所“八一三”后救护工作及案卷细目等》（1937年5月），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01，目录号1，卷号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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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当时南京的工业与上海、无锡相比仍显稚嫩。《首都计划》中所设计的市内工业区，并未如期实现。只有为党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提供服务的军需工厂与仓库得到新建和扩建。事实上，市内除少数军工企业，如金陵兵工厂、船舶修理厂、无线电厂、军械厂、被服厂和无线电厂外，几乎没有其他工业。建设委员会在一份1934年的调查中，发现南京只有847家工厂。其中还包括大量的手工作坊，只有18家符合市政府社会局在1935年一份工业调查中对工厂的标准。按1935年修正后的《工厂法》统计，全市仅有工厂19家，其中印刷厂12家，砖瓦窑3家，面粉厂2家，机器厂1家，电厂1家。而市内工商业虽取得了一些发展，但在国家安全急转直下、民族产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下，发达程度“亦至为微末，殊不足以范畴。”截至1933年，南京进出口货值仅为上海的2.5％，汉口的18.2％。以上数据参见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一年来之南京市政》，无出版社1935年，第2—3页；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6页；唐闻奇：林刚：《试论1927—1937年南京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村腹地之关系》，《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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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据南京官方统计，十年间首都人口由36万猛增超过100万，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时代上海和北京的2％、天津的3.3％、广州的3.9％和汉口的5.2％。参见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府行政统计报告》，无出版社1931年，“自治”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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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按照1935年政府统计，从事服务、商业及担任党政军警公务人员的人数分别占城市人口总数的21％、12.43％和7.08％，三者合计26万余人，占职业人口总数的41.48％；市内产业工人还不及万人。这种职业结构在1937年统计中虽略有变化，但变化不太大。1937年，全市职业人口中从事服务、商业和政府公务的人员有44万余人，占职业人口总数的46.3％；从事工业的人数为5万余人，仅6.31％。这种职业结构在近代新兴大城市中是比较特殊的，主要表现在从事第二产业的人数偏少。以上海为例，1934年、1936年上海华界人口职业构成中，居首位的是工业，分别为21.79％和21.49％；居第二位的是家庭服务，分别为20.36％和22.39％；居第三位的是商业，分别为9.15％和8.86％；而从事公务的仅0.68％和0.63％。以上数据参见叶楚怆、柳诒徵主编：《首都志》，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第502页；首都警察厅编：《南京户口统计报告》，无出版社1937年，第52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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