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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岳麟：《南京市之住宅问题》，1936年12月，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47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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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姚颖：《京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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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南京市社会局编：《南京社会》，无出版社1931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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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赖琏言论集》，无出版社1938年，第93—94页；《失业与无业》，《中央日报》，193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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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陆素洁主编：《民国的踪迹》，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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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南京市社会局编：《南京社会》，无出版社1928年，“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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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陆素洁主编：《民国的踪迹》，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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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城市社会空气的转变从以下市党部的一份记载中可见一斑。“这种的革命军初到南京的两年，兄弟在街上来来往往的看，个个都很有精神，气宇轩昂，一团朝气，现在呢？肥头大耳的大头鬼，尖头小耳的小头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慢慢都混进来了。从前就是男女同行，大都是一对青年。现在呢？常常看见一个老头子携者一个二八青春的姨太太，在马路上乱走。这种鬼怪离奇的现象，就是一般鬼东西又从北平各处混到我们首都的现象。”参见《首都概况》，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训练部编：《京市党员演讲集》，无出版社1931年4月，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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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京市之发展情况及缺点及卫生事务所“八一三”后救护工作及案卷细目等》（1937年5月），见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01，目录号1，卷号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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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928年南京市政府在政府公报中曾将首都建设视为是民族振兴、重建国家的起点：“南京昔为重镇，今为首都，中枢所在，观瞻攸系，其建设之亟需，尤千百倍于他处，盖建首都，树全国之模型，即所以增中枢之威望，而使全国民众，望风景仰，益具倾附之热情，国运永隆，莫非由也。”另外一般社会人士也对首都建设寄予厚望，希望其成为能与巴黎、柏林等西方著名都市相比肩的伟大首都，“至少也要能和我们东方岛国的东京相仿，方足以表现革命建设的精神。”参见《市府总纪念周中报告》，《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第10期，1928年2月28日；虞清楠：《首都的规模问题》（1928年8月27日），见虞清楠：《市政论集》，南京：京华书局1931年2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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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刘纪文：《南京市政府成立十周年纪念感言》，见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十年来之南京》，无出版社1937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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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南京市之发展情况及缺点及卫生事务所“八一三”后救护工作及案卷细目等》（1937年5月），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01，目录号1，卷号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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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当时南京的工业与上海、无锡相比仍显稚嫩。《首都计划》中所设计的市内工业区，并未如期实现。只有为党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提供服务的军需工厂与仓库得到新建和扩建。事实上，市内除少数军工企业，如金陵兵工厂、船舶修理厂、无线电厂、军械厂、被服厂和无线电厂外，几乎没有其他工业。建设委员会在一份1934年的调查中，发现南京只有847家工厂。其中还包括大量的手工作坊，只有18家符合市政府社会局在1935年一份工业调查中对工厂的标准。按1935年修正后的《工厂法》统计，全市仅有工厂19家，其中印刷厂12家，砖瓦窑3家，面粉厂2家，机器厂1家，电厂1家。而市内工商业虽取得了一些发展，但在国家安全急转直下、民族产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下，发达程度“亦至为微末，殊不足以范畴。”截至1933年，南京进出口货值仅为上海的2.5％，汉口的18.2％。以上数据参见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一年来之南京市政》，无出版社1935年，第2—3页；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6页；唐闻奇：林刚：《试论1927—1937年南京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村腹地之关系》，《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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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据南京官方统计，十年间首都人口由36万猛增超过100万，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时代上海和北京的2％、天津的3.3％、广州的3.9％和汉口的5.2％。参见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府行政统计报告》，无出版社1931年，“自治”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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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按照1935年政府统计，从事服务、商业及担任党政军警公务人员的人数分别占城市人口总数的21％、12.43％和7.08％，三者合计26万余人，占职业人口总数的41.48％；市内产业工人还不及万人。这种职业结构在1937年统计中虽略有变化，但变化不太大。1937年，全市职业人口中从事服务、商业和政府公务的人员有44万余人，占职业人口总数的46.3％；从事工业的人数为5万余人，仅6.31％。这种职业结构在近代新兴大城市中是比较特殊的，主要表现在从事第二产业的人数偏少。以上海为例，1934年、1936年上海华界人口职业构成中，居首位的是工业，分别为21.79％和21.49％；居第二位的是家庭服务，分别为20.36％和22.39％；居第三位的是商业，分别为9.15％和8.86％；而从事公务的仅0.68％和0.63％。以上数据参见叶楚怆、柳诒徵主编：《首都志》，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第502页；首都警察厅编：《南京户口统计报告》，无出版社1937年，第52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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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刘铀青：《南京市政府实习总报告》（1933年9月），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61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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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殷体杨：《农村都市化问题》，见殷体扬：《中国市政问题》，出版页破损1941年，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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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特别市组织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卷第1编，“政治（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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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有税捐收入方面有铺房捐、住房捐、米谷四厘捐、筵席捐、戏捐、花捐、妓馆捐、局票捐、旅馆牌照捐、旅馆营业捐、茶馆营业捐、车捐、花船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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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府公报》，第176期，1937年4月，“论著”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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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这种情形可以完全从南京市长的人选安排中看出，就十年中所历任的六任七届市长中，无一例外，均为国民政府当权者的亲信。以首任市长刘纪文为例，北伐时刘纪文曾先后出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军需处长、总司令部经理委员会主席、审计处处长和经理处处长。南京定都后，遂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7月随即出任南京第一任市长，同时在蒋介石的力保下兼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蒋介石在1927年8月下野时，刘纪文亦离开南京市长职务随行赴日，由此可见当时二人关系之密切。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刘纪文亦随之执掌全军经理。1928年6月北伐完成后，由蒋介石出面安排，7月14日刘纪文又取代何民魂复任南京市长，并从1929年起连任四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继任者何民魂氏则是在蒋介石1927年失势下野、桂系乘机夺权的情况下，在桂系的大力支持下当选第二任市长。但时间不长，随着蒋本人的再次崛起，桂系的退缩，何民魂旋即去职。而随后的魏道明、马超俊、谷正伦、石瑛等亦得“中枢信任”或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出任市长。参见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台）《传记文学》第43卷第5期，1983年，第136—137页；南京特别市政府秘书处编：《刘市长市政报告纪要》，南京：南京印书馆1930年1月，第28页；刘铀青：《南京市政府实习总报告》（1933年9月），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61654—61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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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手抄本）中册，第三编《社会行政》，无出版社，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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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一些有志于改革市政的人士任期的变更而不能假以时日、展其所长。而政府官员的频繁更迭也使得行政缺乏系统，导致“别人来了，便说以前的计划，那处不对，那处不好，一切推翻，从新再来”。市长为了在任期内尽快出政绩，往往不尊重历史，对前任所制定的计划置之不理，甚至对于前任所积欠的工程账款亦拖延不付。这样一来，无论市政当局怎样热心首都建设，而没有一个系统的长远规划，其结果必然事倍功半。参见张锐：《促进市行政效率之研究》，《市政评论》第3卷第18期；陆丹林：《市政杂谈》，《道路月刊》第31卷第1号；吴嵩庆：《市政同志联合起来》，《市政评论》第4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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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以社会局为例，局长“属四处钻营，左右逢迎，学识既鲜，能力亦弱之人”，“其工作唯坐办公室吸香烟而已。”其他各政府机关“不守时间，不按规章，包庇哄骗”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参见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手抄本）上册，第三编《社会行政》，1932年，第6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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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对于战前十年首都南京的建设成就，1937年7月南京市长马超俊在纪念市府成立十周年大会上曾颇遗憾的总结说“这十年来的时间，对于整个市政建设，虽然已经显著的进展。但距离我们所理想的程度，相差尚远，若比起各国首都，如英国之伦敦，法国之巴黎，美国之华盛顿，日本之东京，还赶不上他们。”参见马超俊：《十年来之南京市政建设》，见《南京市政府纪念成立十周年会议市长训词》（1937年7月—8月），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01，目录号1，案卷号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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