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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岳麟:《南京市之住宅问题》,1936年12月,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47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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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姚颖:《京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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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南京市社会局编:《南京社会》,无出版社1931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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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编:《赖琏言论集》,无出版社1938年,第93—94页;《失业与无业》,《中央日报》,193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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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陆素洁主编:《民国的踪迹》,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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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南京市社会局编:《南京社会》,无出版社1928年,“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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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陆素洁主编:《民国的踪迹》,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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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城市社会空气的转变从以下市党部的一份记载中可见一斑。“这种的革命军初到南京的两年,兄弟在街上来来往往的看,个个都很有精神,气宇轩昂,一团朝气,现在呢?肥头大耳的大头鬼,尖头小耳的小头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慢慢都混进来了。从前就是男女同行,大都是一对青年。现在呢?常常看见一个老头子携者一个二八青春的姨太太,在马路上乱走。这种鬼怪离奇的现象,就是一般鬼东西又从北平各处混到我们首都的现象。”参见《首都概况》,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训练部编:《京市党员演讲集》,无出版社1931年4月,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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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京市之发展情况及缺点及卫生事务所“八一三”后救护工作及案卷细目等》(1937年5月),见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01,目录号1,卷号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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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928年南京市政府在政府公报中曾将首都建设视为是民族振兴、重建国家的起点:“南京昔为重镇,今为首都,中枢所在,观瞻攸系,其建设之亟需,尤千百倍于他处,盖建首都,树全国之模型,即所以增中枢之威望,而使全国民众,望风景仰,益具倾附之热情,国运永隆,莫非由也。”另外一般社会人士也对首都建设寄予厚望,希望其成为能与巴黎、柏林等西方著名都市相比肩的伟大首都,“至少也要能和我们东方岛国的东京相仿,方足以表现革命建设的精神。”参见《市府总纪念周中报告》,《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第10期,1928年2月28日;虞清楠:《首都的规模问题》(1928年8月27日),见虞清楠:《市政论集》,南京:京华书局1931年2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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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刘纪文:《南京市政府成立十周年纪念感言》,见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十年来之南京》,无出版社1937年,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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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南京市之发展情况及缺点及卫生事务所“八一三”后救护工作及案卷细目等》(1937年5月),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01,目录号1,卷号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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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当时南京的工业与上海、无锡相比仍显稚嫩。《首都计划》中所设计的市内工业区,并未如期实现。只有为党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提供服务的军需工厂与仓库得到新建和扩建。事实上,市内除少数军工企业,如金陵兵工厂、船舶修理厂、无线电厂、军械厂、被服厂和无线电厂外,几乎没有其他工业。建设委员会在一份1934年的调查中,发现南京只有847家工厂。其中还包括大量的手工作坊,只有18家符合市政府社会局在1935年一份工业调查中对工厂的标准。按1935年修正后的《工厂法》统计,全市仅有工厂19家,其中印刷厂12家,砖瓦窑3家,面粉厂2家,机器厂1家,电厂1家。而市内工商业虽取得了一些发展,但在国家安全急转直下、民族产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下,发达程度“亦至为微末,殊不足以范畴。”截至1933年,南京进出口货值仅为上海的2.5%,汉口的18.2%。以上数据参见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一年来之南京市政》,无出版社1935年,第2—3页;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6页;唐闻奇:林刚:《试论1927—1937年南京城市经济发展与农村腹地之关系》,《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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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据南京官方统计,十年间首都人口由36万猛增超过100万,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时代上海和北京的2%、天津的3.3%、广州的3.9%和汉口的5.2%。参见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府行政统计报告》,无出版社1931年,“自治”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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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按照1935年政府统计,从事服务、商业及担任党政军警公务人员的人数分别占城市人口总数的21%、12.43%和7.08%,三者合计26万余人,占职业人口总数的41.48%;市内产业工人还不及万人。这种职业结构在1937年统计中虽略有变化,但变化不太大。1937年,全市职业人口中从事服务、商业和政府公务的人员有44万余人,占职业人口总数的46.3%;从事工业的人数为5万余人,仅6.31%。这种职业结构在近代新兴大城市中是比较特殊的,主要表现在从事第二产业的人数偏少。以上海为例,1934年、1936年上海华界人口职业构成中,居首位的是工业,分别为21.79%和21.49%;居第二位的是家庭服务,分别为20.36%和22.39%;居第三位的是商业,分别为9.15%和8.86%;而从事公务的仅0.68%和0.63%。以上数据参见叶楚怆、柳诒徵主编:《首都志》,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第502页;首都警察厅编:《南京户口统计报告》,无出版社1937年,第52页;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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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刘铀青:《南京市政府实习总报告》(1933年9月),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61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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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殷体杨:《农村都市化问题》,见殷体扬:《中国市政问题》,出版页破损1941年,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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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特别市组织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卷第1编,“政治(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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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有税捐收入方面有铺房捐、住房捐、米谷四厘捐、筵席捐、戏捐、花捐、妓馆捐、局票捐、旅馆牌照捐、旅馆营业捐、茶馆营业捐、车捐、花船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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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府公报》,第176期,1937年4月,“论著”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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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这种情形可以完全从南京市长的人选安排中看出,就十年中所历任的六任七届市长中,无一例外,均为国民政府当权者的亲信。以首任市长刘纪文为例,北伐时刘纪文曾先后出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军需处长、总司令部经理委员会主席、审计处处长和经理处处长。南京定都后,遂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7月随即出任南京第一任市长,同时在蒋介石的力保下兼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蒋介石在1927年8月下野时,刘纪文亦离开南京市长职务随行赴日,由此可见当时二人关系之密切。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刘纪文亦随之执掌全军经理。1928年6月北伐完成后,由蒋介石出面安排,7月14日刘纪文又取代何民魂复任南京市长,并从1929年起连任四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继任者何民魂氏则是在蒋介石1927年失势下野、桂系乘机夺权的情况下,在桂系的大力支持下当选第二任市长。但时间不长,随着蒋本人的再次崛起,桂系的退缩,何民魂旋即去职。而随后的魏道明、马超俊、谷正伦、石瑛等亦得“中枢信任”或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出任市长。参见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台)《传记文学》第43卷第5期,1983年,第136—137页;南京特别市政府秘书处编:《刘市长市政报告纪要》,南京:南京印书馆1930年1月,第28页;刘铀青:《南京市政府实习总报告》(1933年9月),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61654—61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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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手抄本)中册,第三编《社会行政》,无出版社,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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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一些有志于改革市政的人士任期的变更而不能假以时日、展其所长。而政府官员的频繁更迭也使得行政缺乏系统,导致“别人来了,便说以前的计划,那处不对,那处不好,一切推翻,从新再来”。市长为了在任期内尽快出政绩,往往不尊重历史,对前任所制定的计划置之不理,甚至对于前任所积欠的工程账款亦拖延不付。这样一来,无论市政当局怎样热心首都建设,而没有一个系统的长远规划,其结果必然事倍功半。参见张锐:《促进市行政效率之研究》,《市政评论》第3卷第18期;陆丹林:《市政杂谈》,《道路月刊》第31卷第1号;吴嵩庆:《市政同志联合起来》,《市政评论》第4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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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以社会局为例,局长“属四处钻营,左右逢迎,学识既鲜,能力亦弱之人”,“其工作唯坐办公室吸香烟而已。”其他各政府机关“不守时间,不按规章,包庇哄骗”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参见南京市政府秘书处编:《南京市政》(手抄本)上册,第三编《社会行政》,1932年,第6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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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对于战前十年首都南京的建设成就,1937年7月南京市长马超俊在纪念市府成立十周年大会上曾颇遗憾的总结说“这十年来的时间,对于整个市政建设,虽然已经显著的进展。但距离我们所理想的程度,相差尚远,若比起各国首都,如英国之伦敦,法国之巴黎,美国之华盛顿,日本之东京,还赶不上他们。”参见马超俊:《十年来之南京市政建设》,见《南京市政府纪念成立十周年会议市长训词》(1937年7月—8月),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1001,目录号1,案卷号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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