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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周其仁的研究，1978年，我国广义货币存量占GDP的比例约为32％，那是特殊时代的货币比例，严重失衡。这个比例在1993年突破了100％，1997年达124％。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0％，2005年则达162％，2009年，GDP总量为33.5万亿元（修订后的数据为340507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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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2010年年末，我国GDP总量达39.8万亿元，广义货币总量M2余额为72.6万亿元，二者之比从三季度的近260％，降至182％。根据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的测算，中国M2余额已超过美国约人民币10万亿元，为全球第一。而从1.82倍这个数值来看，我们的M2增速实在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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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济学家都同意，像中国这种处于加速发展时期的新兴经济体，保持较快的货币增速以及较高的M2/GDP比例，是可以理解的，但超过150％之后仍在加速，则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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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超发，不是一年两年，而是我国的一个长期现象。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钟伟教授说，中国极速的货币化进程已经持续了30年。“过去20年，即便在M2增速最低的2000年，也达到了同比增长12％。信贷和广义货币的投放持续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过去10年，中国的M2/GDP比例始终是全球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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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说得更直接：“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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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过去10年，中国M2平均增速达到18％以上。美国M2的增速在过去20多年中基本与GDP的增速保持同步，而中国M2则超过GDP增速加消费者物价指数大约6％。其中2009年M2增速达到27.7％（计划为17％），2010年M2增速有所回落，但也高达19.7％（计划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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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认为，2002～2010年，中国的货币供应翻了两番，年增长19％。如果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之外的扩张，以及地下金融活动计算在内，实际上，“货币供应”年增长率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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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超发的主要原因，周其仁教授归因为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剧增及其背后的汇率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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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国外汇储备比上年新增50亿美元，1999年新增97亿美元，2000年新增107亿美元；增幅分别为3.6％、6.7％和7.0％。随后，突然加速。2001年新增465亿美元、2002新增742亿美元、2003年新增1168亿美元、2004新增2066亿美元，年增幅分别为28％、34％、40％和51％，甚至金融危机肆虐之中的2009年，外汇储备也增加了45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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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增加，央行须发行货币对冲。譬如，2009年各商业银行出口结汇共计4500亿美元，汇率6.8，则央行须动用4500×6.8＝30600亿元货币向商业银行购入，这些钱再转入银行后，乘以4～5倍的货币流通速度，可提供给市场的信贷额度就是12～15万亿元。这是当年超发的货币。周其仁称之为被动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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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总结货币大幅增长的原因时，除了外汇占款这个因素外，还提出了几点：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型特征、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中国的金融杠杆化率较低。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中国内生的消费驱动力。近10年来，货币的使用范围（可购买商品的种类）和程度，是10年前远不能比的，其增速也是美国等成熟经济体无法相比的。这种货币化过程客观上也为货币超发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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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所讲的货币超发成因，至少有两点与房地产和房价直接相关。有意思的是，货币超发或者说货币泛滥与这两者是互相推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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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超发的货币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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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追溯过去30年，在所谓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正因为投资占比过大，“十二五”规划在提出经济战略转型时，有意淡化了投资的功能，而将消费置于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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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我们已经证明，过去10年，房地产投资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国家发改委投资所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琳在其研究文章中曾披露，1997～2006年10年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22.38％，远高于同期GDP年均11.19％的增幅，也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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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全年GDP为89404亿元，比上年增长8.0％，而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4902亿元，增长19.5％；2009年，全年GDP340507亿元，比上年增长9.1％，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36232亿元，比上年增长16.1％。10年间，GDP增长了2.75倍，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了6.39倍。房地产投资对拉动GDP增长的贡献已被长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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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第一节我们也已论证，房地产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银行信贷。城市化、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都与房地产密切相关，至少近10年来，与房地产有关的投资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庞大的信贷需求。这些需求必然会转化为对货币供应的需求。也就是说，房地产投资是推动货币超发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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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认为，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也对货币供应提出了巨大需求。据称，2010年底国内城乡居民住宅的总市值已经超过90万亿元，比10年前增长了5倍。这些住宅的价格每次上涨，都会推动货币相应地膨胀一次。房地产是价值最高的商品，也是资金吸纳量最大的商品，随着房价持续上涨，它所凝聚的货币就会更为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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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资产价格与货币供应的关系，李迅雷只说出了硬币的一面，而硬币的另一面，在我看来，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超发的货币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也是2006年以来房价加速上涨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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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找理论依据，那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在《自由选择》一书里说的，“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货币供给量的快速增加而引起的”。但这句话恰恰会引发我们的疑问，既然货币超发长达10年、20年，甚至像钟伟教授所说是持续30年的极速货币化。那么，过去10年，至少是后5年，中国应该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我国为什么一直总体表现为高增长、低通胀？难道弗里德曼的定理在中国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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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看来无法对每个经济现象给出解释。譬如2008年欧美主要国家大规模救市之后，向市场注入了大量货币，但经济未恢复增长，就业率仍居高不下甚至屡创新高，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通胀率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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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教授说，这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们遇到的又一个奇怪现象。而早在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就将“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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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实总有其神奇之处。你当然知道，20年来那些超发的货币并没有消失。它们去哪里了？从总体上看，没有进入日常消费领域，去拉升大米、食用油、猪肉的上涨。超发的货币有三个重要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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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资金潜伏或者说趴在低效的银行系统。中国的投资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与善良的中国人民以廉价到无偿的成本将货币资金供应给中国政府和各产业有很大关系。中国人民经久不衰的高储蓄率，既间接鼓励和支持了彼岸的美国人民的消费，也直接为中国超发的货币提供了蓄水池。但令人悲哀的是，近几年，居民的储蓄率正在被更高的政府和企业储蓄率所超越——他们比居民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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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部分资金进了资本市场。近几年来，由于管理层对银行资金的监管日趋严格，流入股市的资金流量已相当有限，但曾几何时，这股资金流相当庞大，需要《人民日报》社论来警告退出。2010年10月各地楼市限购令颁布后，这部分资金量又有所增大。我个人感觉，随着2011年2月中旬大批城市出台楼市限购令，将会有新的一批资金转入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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